财经历史，明心见性。在财经的历史与现实之间，有许多似曾相识的故事，也有许多穿越时空的细节，把这些旧闻与新闻揉成一道小点心，不只求趣味，亦求回味，是为檀财史。—— 四海夕阳
文/四海夕阳
乾隆年间，北京就有了收费厕所
大清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有一位朝鲜学者洪大容到北京朝贡，把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一本书，叫做《湛轩燕记》，其中专门记载了北京街头的一样新鲜事物：收费厕所。北京城里“道旁处处为净厕”，门前竖着一个招牌，写着“洁净茅房”四个大字。要上厕所，必须交一文铜钱。
清代朝鲜学者洪大容
二十年多年之后，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到北京的朝鲜人金士龙，在逛北京琉璃厂的时候，也体验了一把收费厕所。不过这个厕所比较高级：厕所里窗明几净，案几上点着芙蓉香，四壁贴着画，当然收费也高得多，“使人登厕，则其价必收三文。”
几年之后，也就是嘉庆三年（1798年），一位饱读诗书的无名北漂，将自己在帝都的所见所闻写成了160首诗，其中有一首便是歌咏当时的收费公厕：“画帧神仙当户张，朱红高架表毛房；通衢广陌舒人急，市肆中间方便场。” 诗句下面还专门有注释，大意是：帝都的大街有几里长，遇上有内急又不能当街解决，于是有人开设了毛房，门外贴六七尺宽的画作，上面绘有神仙或者故事情节，当街立着一个大招牌，“洁净茅房”，至于里面，就是大家熟悉的老式蹲坑，“环列小坑，以板界隔，人各一坑”。收一文钱，给二张纸，真是利国利民的“方便经营也！”
所以有人说，从市政建设的角度看，世界上最早的收费公厕出现在中国北京。
清末《点石斋画报》上的澳门收费公厕
不过这不算稀奇，因为，比他们早一百多年，有一位江南乡下的大爷，已经靠“共享厕所”发家致富了！
乡下大爷如何靠“共享厕所”发家致富
话说，明末清初，江南湖州乡下有一个老大爷，名叫穆太公。穆太公进城办事，发现城里有公厕，“我在城中走，见道旁都有粪坑，我们村中就没得”。穆太公非常有商业头脑，感到这是一片蓝海，于是琢磨着也在村里搞个“共享厕所”，“倒强似做别样生意。”
那么他的厕所生意是怎么做的呢？
一是免费。穆太公自掏腰包修建公共厕所，目的自然是为了挣钱。但是，乡下和城市不同，就算内急没有茅房，广阔天地，直接找个隐蔽处方便一下也是常有的，谁会花钱去穆太公的“共享厕所”呢。所以呢，穆太公的“共享厕所”必须是免费的。
二是改善用户体验。穆太公的“共享厕所”，跟一般的茅房那可不一样，他先是找人把门前三间屋掘成三个大坑，每个坑都砌起隔断，墙上还精心粉刷了一番。为了给予“宾客”更高层次的体验，穆太公还讨来若干花花绿绿的字画贴在厕所墙壁上。更关键的是，他还免费供应草纸！这一下子抓住了用户的痛点，“那乡间人最爱小便宜”，“用惯了稻草瓦片，见有现成草纸，怎么不动火？”
三是大力宣传炒作。光有硬件还不够，穆太公又请一位私塾先生，写了“齿爵堂”三个大字，悬挂在门外，算是给“共享厕所”树了一个品牌。还让先生写了百八十张“广告”，贴在村里村外、墙上树下。广告词是：“穆家喷香新坑，远近君子下顾，本宅愿贴草纸。”这下大家都知道了，你来如厕，穆太公不但不收费，还提供厕纸。
这般宣传炒作后，大家对穆太公的公厕都有了很浓厚的兴趣，“老老幼幼尽来赏鉴新坑”。亲自体验之后，真是谁用谁知道，那是相当奢华啊，既干净又舒适，既有草纸还能欣赏艺术。经过口耳相传，穆太公的公厕很快名声远播，连外村的人都慕名而来。穆太公就此扩大了规模，又盖了女厕。
画家黄永玉的湘西茅房图
那么，最关键的问题来了：“共享厕所”的赢利点在哪里？原来穆太公修建免费公厕的目的是积攒粪肥，然后卖给农户。他们这个村“在山凹底下，那些种山田的，全靠人粪去栽培。又因离城遥远，没有水路通得粪船，只好在远近乡村田埂路上拾地残粪。这粪倒比金子还值钱。”一时间，村里种田的农户，都在他家来买粪肥。每担肥料卖一钱银子，还有人拿柴火、米、油来兑换的。穆太公自从修了厕所粪坑之后，竟然慢慢成了一个富足的人家，人送外号“新坑穆家”。后来，有人眼红他的生意，又引起若干纠纷，这里就不提了。
这个故事，出自清代初年的话本小说集《照世杯》，叫做《掘新坑悭鬼成财主》，其中多半有文人艺术加工的成分。但透过故事，反映的是一个经济现实，为什么此时的江南，粪便会这么抢手呢？
清代小说《照世杯》第四卷《掘新坑悭鬼成财主》
“厕所革命”的背后是“肥料革命”
粪便可以做肥料，这是全世界的农民都知道的事情。但是，在古代的欧洲，并没有人进城去收集粪肥。农民种田，一方面靠牛羊等牲畜粪便做肥料，另一方面，他们靠土地轮作休耕来恢复地力。
而中国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人口比欧洲稠密得多。特别是江南地区，明朝南直隶（江苏和安徽中南部）和浙江的土地不到全国十分之一，而人口超过三分之一。到了清代，江南地区人口继续膨胀，而且是全国最重要的粮食输出地。京城和军队所需的粮食大部分来自江南地区。要养活这么多人，就只有拼命提高粮食产量。不仅把所有能开垦的地都开垦，而且还要一年种两季甚至三季。精耕细作，农民可以吃苦，但是土地吃不消。地力需要补充，又没有土地可以放牧或者休耕，就只有多施肥了。因此，有专家认为，明清时期中国之所以能够承载比以前朝代多几倍的人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了“肥料革命”。
“肥料革命”的一个特点，是肥料的商品化。其中主要的商品肥料，就是粪肥和饼肥。虽然早在南宋时期，杭州就有农民进城收集粪肥，但还只是作为市民和农民的互惠行为。到了明代，江南地区出现了大规模的粪肥买卖，中国的肥料施用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在当时的农业书籍里，对买卖粪肥的时间、地点和注意事项都有着详细的说明。
此外，在运输方面，有专业的粪船运粪下乡，在基础设施方面，有人专门出租粪窖和厕所。即便如此重视，明朝的农业专家还是感慨“近来粪价贵”，“载取费力，偷窃弊多”。到了清代，江南地区的粪肥紧缺进一步加剧，出现了“惜粪如金”的情形，出现穆太公那样靠“共享厕所”发家的也就不奇怪了。
晚清上海斐伦路（现九龙路）的粪码头
经济史专家李伯重先生因此感慨：“如果没有江南的粪土，就没有源源不断运到北京和各地的漕粮；而没有漕粮，也就没有这些威武雄壮的历史剧，当然也不会有由这些历史剧而涌现出的万户侯了。从此意义上而言，粪土确实重于万户侯。”
甚至在当时，欧洲人对中国的“厕所革命”也是很羡慕的。在明末清初来华的外国传教士眼中，中国的城市特别讲卫生，因为城里的街上有专人负责捡拾粪便，“男子们在街上捡粪，如果对方愿意，就用蔬菜或柴作交换购粪。从保持城市良好卫生来说，这是一个好习惯，城市极其干净，因为没有这些脏东西”。
而当时的欧洲国家，直到17世纪时，“欧洲城市的居民们保留了罗马时代的习俗，”“人们一如既往地从窗口倾倒便壶”。在路易十六时期，巴黎人长期惯于在皇宫花园的树下大小便；卫兵把他们从那里赶走以后，他们就到塞纳河两岸去行方便，于是“塞纳河畔既不雅观，又臭不可闻。”
直到三百年后，中国还是那个中国，欧洲人却用上了抽水马桶，开始了新的厕所革命。晚清时候，不光老外觉得中国脏乱差，就连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深感有愧，“上海租界街道宽阔平整而洁净，一入中国地界则污秽不堪， 甚至老幼随处可以便溺。”
汉代厕所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