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贾晋京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务委员兼宏观研究部主任、首席研究员，刘典系人大重阳助理研究员，本文刊于5月13日《证券日报》。
5月10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了堪称第二部“一带一路”政府白皮书的《共建“一带一路”：理念、实践与中国的贡献》文件，介绍了三年多以来“一带一路”建设取得的成就与未来的展望。从顶层设计、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全国布局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已形成了各国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局面。
“一带一路”的提出，正是为当今“发展缺位”的世界经济注入新的增长理念。如果将整个“一带一路”倡议比作人体，那么设施联通作为“骨架”支撑整个合作框架，贸易畅通作为“肌肉”能够为世界经济的增长持续发力，而这一切都离不开资金融通——这个“血液”系统的支持。
当今世界，全球化进程已使世界各国越来越深地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之中，各种经济活动也越来越货币化，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就成为新的全球微观基础。如何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打造优良的金融合作机制，打通“一带一路”金融血脉，《共建“一带一路”》文件开出了五味“药方”。
第一，加强机制对接，联结国际金融体系的“五脏六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各地区与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性较大，因此要因地制宜，不能照搬既往国际合作中创建统一、完善的合作框架，而是采取了制度松散的、软约束、低标准的合作模式。
这一模式并非替代现有金融合作机制，而是与多个地区的既有机制实现深化合作。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对接不同类型的金融合作机制，包括传统发达国家间的金融合作机制（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新兴市场国家间的金融合作机制（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地域性的金融合作机制（亚开行、东盟与中日韩（10+3）金融合作机制、上合组织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等），使它更符合开放性、多元化的亚洲国家特点，让国际金融体系的“五脏六腑”更富生机与活力。
第二，创新金融工具，活络全球经贸投资的“主干动脉”。“全球化”的进程中存在许多“洼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大多数属于中等收入以及中等偏下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不足是摆在诸多因素中的首要原因。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离不开资本的大力扶植，据亚洲开发银行测算，亚洲在2010年到2020年期间基础设施一共会有8万亿美元的投资需求。
但是从现有的全球或区域治理平台运行来看，亚洲开发银行等现有多边金融机构每年仅能提供100亿美元，巨大的资金缺口严重制约了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发展。在这一背景下，打造新型合作平台和创新融资机制迫在眉睫。
三年多以来，中国相继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丝路基金等七大资金平台，从金融领域助力“一带一路”建设，增强了沿线国家投资缺口的资金供给能力，提供更多的金融公共产品。在新平台的“孵化”下，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基建项目已经开工，相应地提振了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2014年至2016年，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总额约20万亿元人民币，增速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可以说亚投行等新的融资机制的出现，活络了亚欧大陆经贸投资的“主干动脉”。
第三，深化市场合作，打通产业投融机制的“任督二脉”。在“一带一路”多层次金融体系下，亚投行等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将成为沿线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先锋，政策性金融机构作为后援作出有力支持。
中国提倡政策性金融机构参与“一带一路”合作，推动政策性金融机构加快发展境外业务，鼓励符合条件的机构到沿线国家设立分支机构和营业网点，为走出去企业提供融资、结算等金融服务；积极探索以境外股权、资产等为抵押提供贷款，加大对沿线国家投资的贷款支持力度；发展多种形式的境外股权投资基金，支持和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在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融资，用于沿线国家项目投资。
与此同时，也要处理好政策性、开发性与商业性的关系，遵循市场运作，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原因和各类企业的主体作用，统筹国内金融市场全局，盘活国际金融市场，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更多融资和保险的支持。
第四，人民币国际化，增强跨国货币流动的“造血能力”。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人民币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中国是沿线国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提高区域内使用人民币的比例，能够有效防范区域内的金融风险、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区域经济的整体竞争力和协同发展水平，能够为沿线国家提供新的风险管理机制，构建金融安全锚，为维护区域经济金融稳定作出重大贡献。
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这是除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4大老牌发达经济体“货币”外，SDR篮子中首次迎来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且在SDR中的比重仅次于美元与欧元。
人民币将借助“一带一路”在国际市场上获得更大发展空间，在大宗商品贸易、基础设施融资、产业园区建设、跨境电子商务等方面拥有更多的使用机会。“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将推动金融合作的持续深入，进一步拓展沿线国家及其他经济体间的人民币贸易结算、货币互换和投资信贷等业务，对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探索新的经济和金融发展道路也有重大意义。
中国积极推动与沿线国家或国际金融机构展开跨境金融合作，以满足沿线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需求和金融服务需求。同时，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金融监管合作，逐步在区域内建立高效监管协调机制十分必要。
中国在创新金融机制的过程中，需要处理好风险与创新的关系，而加强区域经济金融监测，不断完善危机管理和处置框架将成为重要抓手,对接既有的多边金融稳定机制以及维护金融稳定的国际组织，妥善应 对“一带一路”建设中可能出现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合规风险，建设强健的“免疫细胞”生产机制，为“一带一路”经贸投资提供安全底托。
《共建“一带一路”》文件从五个方面提供了“药方”，为“一带一路”未来金融合作的具体路径指明了方向。“一带一路”金融合作是广义范畴的区域金融合作，在过去三年多的时间里，逐步形成政府推动、民间跟进，与人民币国际化相辅相成的系统性工程体系。未来将围绕这“五味药方”继续深化合作，立足亚洲，面向世界，构建多层次跨境金融体系，打通“一带一路”金融血脉，以金融服务撬动更多资源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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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集团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捐款2亿元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旨在把脉金融，钻研学术，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大众。人大重阳聘请了来自 10 多个国家的 96 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与 30 多个国家的智库开展实质合作。
目前，人大重阳被中国官方认定为 G20智库峰会（T20）共同牵头智库、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秘书处、“一带一路”中国智库合作联盟常务理事、中国-伊朗官学共建“一带一路”中方牵头智库。2014年来，人大重阳连续三年被选入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推出的、国际公认度最高的《全球智库报告》的“全球顶级智库150强”（仅七家中国智库连续入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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