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 华 蔡昌达：我国商业银行金融科技发展策略

近年来,金融科技发展形成自上而下的发展态势。2017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成立金融科技委员会，旨在加强金融科技工作的研究规划和统筹协调，强化监管科技应用实践，积极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丰富金融监管手段，提升跨行业、跨市场交叉性金融风险的甄别、防范和化解能力。此外2017年3月已提出，央行科技工作应以建设数字央行为目标，重点打造一支专业型、复合型、学习型、创新型的央行金融科技队伍。这充分说明，我国政策当局高度重视金融科技发展，结合《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来看，金融科技在银行业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战略改革。综合来看，传统金融机构的金融科技发展主要是通过设立子公司、独立研发和跨界合作三种方式。

活力再现的国有商业银行

四大国有银行领先国内多数同业涉足金融科技领域，在独立研发基础上创新金融服务。以工商银行为例，2013年工商银行启动了信息化银行建设，对金融科技所涉及的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生物识别等新技术的研究和应用进行了布局。2016年组建了人工智能研究团队和区块链研究团队，投产了新一代智能机器人产品。目前，已完成“基于区块链技术的金融产品交易平台”的原型系统建设，并在内部进行系统试运行。再如，交通银行于2014年6月率先在业内建立了全行统一的生物识别身份认证平台。该平台是以虹膜、人脸、指纹及指静脉等多种生物识别技术为核心的跨平台的、开放的、可扩展的统一身份认证平台，实现了客户身份安全便捷、真实、准确认证。目前，交通银行已依托创新实验室对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开展基础研究，对大数据、生物识别等已有储备技术开展在金融业的综合应用研究。

近年来，四大国有银行率先与四大科技公司（BATJ）频频开展战略合作引发市场关注。不过，对国有银行与BATJ的合作应该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一方面，这种合作是互利共赢之举。金融科技在基础设施层面是数据，在应用层面是金融科技业务。从机构互补性来看，银行目前缺少客户的行为数据，互金巨头在业务丰富程度上也远不如银行，双方在技术实力、客户基础与业务发展空间等方面存在错配。在此背景下，通过与传统金融巨头的合作，内部“冗余”资源得以有效配置。另一方面，这种合作更多是情理之中而非意料之外。2016年7月，银监会下发的《中国银行业信息科技“十三五”发展规划监管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强调，要深化科技创新，紧跟新技术发展趋势，进一步深入开展虚拟化、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领域的创新，积极尝试开展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同时，特别是也提出了要协同创新，跨界合作构建互联网金融生态圈。此外，大型银行与互联网巨头在决策机制、激励制度和企业文化等方面仍存在较大差异，最终合作内容能够落地多少、成效几何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跃跃欲试的股份制商业银行

目前来看，规模相对较大的股份制银行主要选择设立子公司和独立研发两种方式。以兴业银行为例，该行于2015年在国内同业中率先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兴业数字金融服务公司，联合兴业银行拳头产品银银平台，为科技能力、获客能力、产品研发能力均较为薄弱的中小银行提供直销银行搭建、交易银行嵌入式金融、智能算法、票据见证代管及区块链电子合同等服务。2016年，兴业银行建立人工智能金融应用实验室，积极构建大数据智能云平台，在精准营销、智能风控等方面拥有多项创新。此外，招行与中国联通携手创办了互联网消费金融企业——招联消费金融，探索我国互联网金融新模式。2017年6月成立的“中科院深圳先进院—招联金融智慧金融联合实验室”，也旨在围绕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领域进行深入挖掘。

对于多数股份制银行而言，受制于规模和资金实力，独立研发并不多见，更主要是通过战略合作推进金融科技发展。其他股份制银行也开始针对金融科技制定战略规划，如广发银行提出“数字广发”的科技发展战略，以“更深的融合、更快的支持、更强的推动、更好的引领”为愿景，打造未来的IT体系，并重点制定了云计算、大数据的发展规划，确定了“大力发展人工智能，培育广发‘智慧大脑’”的战略，提出了建立科技创新孵化和激励机制，着力研究创新技术落地应用的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底微众银行的成立标志着我国民营银行的开放和加速发展。截至2017年6月，我国已成立15家民营银行。凭借着生逢其时的“互联网金融”基因，民营银行在金融科技发展和应用过程中后发优势明显。相较于大型、成熟的传统金融机构，民营银行在实现轻型化的过程中，所背负的资产包袱小，技术创新也更为灵活。此外，目前以蚂蚁金服、京东金融为代表的其他新金融机构快速崛起，并取得了令传统金融机构惊羡的成果，其发展金融科技的初衷主要是借助新技术促进业务发展、管理和转型。

美国金融科技的发展早于我国，而我国庞大的客户数据积累、市场需求和资金供给为金融科技孵化和发展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以移动支付和互联网金融为代表的金融科技创新走在世界前列。但是，在美国成熟的金融市场和成熟的制度建设下，银行业的金融科技的发展情况也十分值得关注。

美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普遍优先将投资用于改善客户服务、增加收入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并将这些投资置于战略高度，有三方面的特点值得注意：

第一，谷歌、亚马逊和脸书等科技巨头并未成为美国Fintech生态圈的主力。其主要原因是，美国科技业企业有着聚焦和专注的传统风格，相比“颠覆”银行等传统机构，科技公司更多的是寻求与之合作，挖掘未被传统金融服务覆盖的客户或市场缝隙。此外，美国的科技巨头也不热衷跨界金融，因为美国金融体系成熟、金融监管完善，而Fintech天生具有创造性破坏的基因，这样的“异类”很难在传统金融体系萌芽、发展壮大。

第二，诸多美国银行巨头通过投资创新金融科技公司的方式来参与金融科技发展的盛宴，这与我国银行业选择和互联网巨头公司合作的方式不同。美国的大银行和所属的风险投资机构，一直都是Fintech生态系统中活跃的投资者。据CB Insights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一季度，管理资产规模前10位的美国大行总共参与56家Fintech公司72轮风险投资，共投36亿美元。以投资Fintech公司的数目排名，核心的3家最活跃的银行是花旗银行（22家公司30轮风投）、高盛（25家公司31轮风投）和摩根大通（13家公司14轮风投）。

第三，美国大银行对金融科技的投资目的和思路不同于我国。美国银行机构的投资目的十分明确，绝不仅仅是纯粹的财务投资者，而且会高度注重业务协同和业务生态系统的打造。一个典型的体现是，摩根大通在持股占比达到一定程度时，银行会提出在与被投资公司的业务合作上具有排他性和优先权，由此推进自身业务的发展，并体现出公司的品牌价值。

银行不是围栏，在压力和动力的双重作用下，商业银行Fintech的演进已成必然。传统银行与金融科技公司的合作是大势所趋，但不同基因的糅合未必容易。以效率、创新优先的科技金融公司狼性十足，一直冲在前面；而以规模、稳健先行的传统银行，有牌照、后台和基础设施优势。双方取长补短、在基因、文化和组织上的适配，或许可以避免排异问题。如何对标金融科技公司，全面运用金融科技，实现网络化、数据化和智能化，是我国商业银行当下亟须思考和实践的课题。对此，商业银行必须把握Fintech战略三大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握力三大方向。

商业银行Fintech之路的三种战略融合模式

（1）对于具有颠覆性的新兴技术或金融科技公司，银行可通过投资、并购或成立股权投资基金的方式获取科技创新。通过股权投资或收购高潜力的金融科技公司，间接获取其拥有的创新产品和高科技人才。但收购之后需要注意保持其组织和经营的独立性，为业务发展预留充分的空间。例如，花旗银行旗下的花旗风投（Citi Venture）就专注于金融科技股权投资，其投资标的中较为著名的是美国的一家移动支付公司Square，专注于支付过程中的商户服务和综合解决方案。

（2）对于需要集中突破某特定产品、服务或者特定功能，银行可通过合作或合资共享金融科技成果。通过与金融科技公司的深度合作，银行可借领先技术进一步推动内部流程和技术平台的改造。例如，摩根大通与On Deck Score合作开展小额贷款业务；引进On Deck先进的评分引擎，提升对小微客户的融资服务能力，改善了过去因评分系统不够灵活而难以在当日或次日放款的情况。此外，商业银行的合作对象不一定都锚定所谓的互联网巨头，基于自身情况考虑与中小型互联网企业或金融科技公司针对某种产品或功能建立跨界合作，未尝不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3）通过设立子公司作为孵化器，培养独立金融科技研发和应用能力。银行可建立抗风险能力强、资本充足的金融科技孵化机构（如金融科技研究室、创新实验室等），对接创新企业、科技公司、高校及科研院所等机构，由此在参与、培育金融科技创新的同时，也储备人才库。富国银行每年会投入60亿～80亿美元用于投资新技术，这在美国国内技术投入上仅次于国土安全部。富国银行会和这些“被看好”的新兴技术公司签署mentor协议，进行专业银行知识的顾问指导，并开放银行后台给这些技术公司实现技术测试。

我国商业银行在选择融合模式时，应针对具体金融科技应用进行考量。对于具有颠覆行业影响力的底层技术创新，商业银行应该考虑通过设立孵化器的方式增强对该项技术的把控力；对于具有重大影响的重要技术创新，可在当前法律限制下争取政策先试先行，通过投资或并购快速切入并落地应用；对于一些具有潜力的金融服务前端技术，可借助合作方式推进金融科技研发、共享成果。不过，无论是哪一种融合模式，银行和科技公司在战略层面握手言和容易，但在操作层面心意相通却并非易事。新技术与旧业态，冲击在所难免，竞争也不会消弭。

我国商业银行应该重点把握的三个方向

（1）坚持“聚焦AI”策略，深度布局人工智能。新形势下，银行网点服务重点逐渐由核算主导型向客户体验主导型转变。商业银行应集中行内资源，投入数字化、智能化领域的研究，从银行商业模式、基础设备、业务流程等多维度进行设计重构，构建适应客户需求实时变化的智能银行。首先，推动银行服务的弱网点化，实现线下网点的智能升级。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导致银行网点面对面交易日益被自助交易和网上交易所取代。其次，推广智能机具，完善智慧银行建设的技术支撑。智慧银行的核心就是智能化技术与设备的全面应用，应用新型智能化自助设备改造服务流程以提高网点综合服务水平，构建更多的场景化服务形态。最后，多方合作，积极布局智能投顾领域。基于大数据和深度学习、强化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的智能投顾是突破银行中介职能局限的重要领域。银行应通过采取自主开发、投资并购以及相互合作三种模式积极进军智能投顾市场，通过对客户大量数据的分析，为其提供智能化投资决策，改善人机交互模式，快速积累客户。

（2）通过深化轻型化战略，建立起与新金融发展相适应的专业化经营组织架构。在运行模式方面，须加速由层级制的治理结构向扁平化的组织体系转变，在总行设立金融科技事业部，适时成立独立、专门的金融科技子公司。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在积极开展Fintech的运用，随着产业互联网的深入推进，银行对公领域也在衍变，商业银行可积极探索建立大批发Fintech团队，整合公金、投行、风险、IT等。在风险管控方面，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更加科学地评估供需双方的信用和风险，优化风险管理模式，实现从“经验依赖”到“数据依据”的转化。在管理机制方面，内部参考互联网科技公司，构建内部孵化器引导和鼓励创新，并通过信息系统革新组织和流程，建立统一的生产经营大平台，支撑小团队运作，实现前台销售一体化。在激励机制方面，试点实施泛合伙人制度，并将成功转化的创新成果及时成立子公司或经营团队。

（3）围绕生态系统建设，积极开展业务创新。一是通过大数据等新技术构建“投行+商行”金融服务模式，引导资源向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倾斜；二是借助物联网等新兴科技创新服务模式，深入开展绿色信贷；三是通过公司网络金融平台创新跨境金融服务模式，建立包括境内外、线上下、本外币、内外贸、离在岸等业务在内的立体化、全方位金融服务体系，主动对接“走出去”企业跨时区、跨币种、跨市场的多维度需求，有效推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实施。

（作者单位：招商银行总行战略发展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