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商务部7月最新公布的数据，伴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国内投资进入低潮期，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势头强劲——2016年上半年，我国在全球155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888.6亿美元，同比增长58.7%。路透社的最新统计数据也显示，2016年上半年，中国海外并购交易额已达到1116亿美元，超过2015年全年规模1115亿美元。
日益高涨的中国海外并购，其背后动力是什么？当下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又面临哪些风险？中国企业又该从哪些方面着手强化其全球化经营的能力？笔者将一一分析与解答。
中国企业“走出去”有三大动力
中国企业“走出去”实现跨越式发展，主要来自以下三方面的原因和动力：
其一，企业大规模“走出去”是各国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例如，日本上世纪90年代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日本企业不得不走出国门，寻找新的资源和发展空间，日本政府也制定了在海外再造一个日本经济、支持企业走出去的战略。2015年日本对外净资产总规模高达340万亿日元，接近日本GDP的3/4，其中企业部门在对外净资产中占比高达80%。美国、德国和韩国等工业化国家也曾经历同样的阶段。
其二，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大多数行业面临供过于求的矛盾，国内投资回报率快速下降。同时，人民币汇率结束单边升值趋势，逐渐向双向波动过渡，这些都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的重要原因。
其三，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和企业都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困境，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受困于大宗商品市场的低迷，而发达国家经济则面临过度金融化的挑战，因此各国不得不推出重振实体经济和大力发展制造业的战略，加大吸引国际投资的力度。
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三重风险
在上述国内外环境下，中国企业顺势而为，“走出去”和全球化经营实现了快速发展。根据商务部最新公布的数据，2016年上半年，我国在全球155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888.6亿美元，同比增长58.7%，对外投资主要流向商务服务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采矿业，其中流向装备制造业120.4亿美元，是去年同期的5.4倍。从投资方式看，跨国并购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主要方式。根据路透社统计数据，2016年上半年，中国海外并购交易额已达到1116亿美元，超过2015年全年规模1115亿美元。
然而，企业跨国并购和“走出去”热潮，并不能掩盖在此过程中面临的风险与挑战。
首先是政治与法律的风险。各国贸易与投资保护主义、经济问题政治化趋势日益严重，对中国企业的投资“爱恨交织”，爱的是中国企业带来了资金、创造了就业岗位，恨的是一部分民粹主义的政治团体以国家安全、劳工和环境保护、宗教文化等非经济因素为借口，对中国企业的投资并购设置重重障碍，甚至把中国企业拒之门外。
其次是跨国经营的专业能力和人才储备不足。特别是企业文化跨国整合、技术整合和多品牌运营等专业能力不足，难以达到协同发展的效果。
最后是国际经济政治环境的激烈动荡与变化。今年以来，各种突发事件连续不断，如6月份的英国脱欧公投使得国际金融市场激烈动荡，国际资本的避险需求强烈，大多数国家都面临资本外流、汇率贬值的压力，人民币汇率也不例外。同样，土耳其的军事政变、巴黎的恐怖袭击，以及近年来一直存在的欧洲难民问题、朝鲜半岛问题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的政局不稳问题，这些因素都给中国企业走出去形成严峻的挑战。
中国企业全球化经营须炼“三昧真火”
不可否认，中国政府对企业“走出去”始终发挥着引领作用。目前，中国政府已与五大洲的15个国家达成了产能合作协议，统筹金融机构、担保机构、使领馆等向“走出去”的企业提供融资、担保和投资信息等服务。
然而，企业走出去能否成功，关键还在于企业自身能否实现由“走出去”向“走进去”的转变，要实现这一目标，应从以下三方面加强自身能力建设：
首先，充分熟悉和了解投资目的地的市场环境，是“走进去”的前提条件。投资目的国的商务环境、法律法规、人文习俗、行业标准、环保和劳工标准等与国内完全不同，如不精通海外市场的“游戏规则”，必然会面临经营失败的风险，这方面的教训不胜枚举。
其次，充分实现人力资本等要素资源本地化，是“走进去”的主要手段。企业海外并购与投资之后扩大再生产，不仅需要充分利用境外的融资服务、原材料市场，更要用好本地化的人力资本，为投资国创造就业岗位，逐步构建“以属地管理人员管理属地劳务工人”的管理模式。
最后，履行社会责任，实现共同发展，是“走进去”的终极目标。履行社会责任的路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参与公益事业、改善当地民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当地改善基础设施、医疗、教育等方面的落后状况；二是资源利用和资源节约并举，环境保护优先。走出去企业通过科学规划、合理施工、有效管理等措施，实现节能减排，将企业项目对环境的危害降到最低程度。
（作者：黄志龙，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