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栋、孙冰岩：特朗普对华外交会如何出招？_

天地人和经世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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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特朗普当选新任总统。其在竞选中的对华言论部分反映出美国社会基层对中美贸易的不满，以反映下层民意而当选的特朗普会如何应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合作与矛盾议题。

目前，特朗普及其外交团队和共和党主流在中美贸易层面对中国态度强硬；在安全议题上更加倾向单边主义和军备发展，增强美国在亚太地区制约中国的力度，中美关系在核心热点问题如台湾、南海等问题上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

关键词：特朗普；对华认知；中美贸易；中美关系

王栋

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在刚刚结束的美国大选中，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击败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当选第45届美国总统。在特朗普胜选的背景下，美国是否会在未来四年内将“反建制”外交政策全部落实到中美关系中？美国总统的对华政策可以深刻地影响两国关系的发展氛围，而特朗普在竞选中显现出的对华认知态度与政策方向是否会恶化中美关系？在特朗普胜选之际，对新总统的对华政策与影响做出前瞻性的思考很有必要。

特朗普外交政策的国际与国内背景

特朗普在大选中的外交政策立场不仅与奥巴马政府当前的实践相距甚远，而且与共和党的主流价值观也分歧不小。特朗普在竞选中提出反全球化、反国际贸易、反对外军事干涉、反国际机制、反普世价值观的言论。这些看似与美国“自由主义”、“国际主义”外交理念相冲突的观点在当前有着深厚的国内社会基础。特朗普的全球政策和对华言论正是基于当前变化中的美国与世界形势。自小布什以来，美国参与全球化和实行其“自由国际主义”战略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正蔓延至美国社会的中下层领域。而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主张正是基于美国在全球范围推行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的影响，有着深刻的国内国际背景。

（一）全球化与贸易自由化以惯性形式向前发展，使美国大量中下层失去就业岗位。贸易自由化本来是共和党主流倡导的核心理念之一，但民主党人克林顿执政期间依然在国内强烈的反对和争论中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小布什和奥巴马上任后也继续推动贸易自由化进程。为了维持美国对未来自由贸易的规则制定权，奥巴马政府从地缘政治出发拉拢亚太国家构建出更高水平的贸易自由化和投资协定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尽管主流国际贸易学认为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从根本上有利于降低美国国内消费品价格并优化资源配置，但美国的部分学者和媒体认为，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确实对美国国内制造业造成巨大的冲击。2016年春天特朗普在初选中异军突起后，美国媒体和学者就国际贸易造成的美国制造业大批失业现象进行大量报道和争论。在这些争论和报道中，很多贸易学者认为，正是由于美国与低工资国家的贸易使美国制造业失去竞争力；而美国低学历白人则把失业的愤怒转嫁到与低工资国家的贸易和长期存在的贸易赤字上。而根据贸易学者斯考特和格拉斯的研究，奥巴马政府去年谈成的TPP可能会导致200万新增失业人口。随着国内制造业凋零，美国中下层民众对国际贸易的不满情绪通过本次选举明显地爆发出来。反对自由贸易，尤其是反对与低工资国家签订贸易协定已经成为美国蓝领阶层的共同声音。在芝加哥广播公司和《纽约时报》最近联合发布的一份民调中，57%的美国人认为国际贸易给美国人带来失业。这种抵制贸易自由化、呼吁贸易保护主义的强大思潮使特朗普死守反贸易立场。在所有的外交政策和贸易政策演讲中，特朗普坚定而详细地给出他反对当前贸易协定的施政纲领。在2016年4月27日他的首次外交政策演说中，特朗普猛烈抨击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我们以后不会再牺牲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以换取错误的全球主义之歌，......NAFTA就是一个例子，它是美国的灾难，它把我们的制造业和工作席卷一空。这种情况再也不会发生了，它在未来只有被取消的可能。”在6月28日关于贸易政策的演讲中，特朗普说，“全球化只是让那些给大政治家募捐的金融精英受益，但是却让我们的数百万工人处于穷困潦倒中”，“NAFTA是美国历史上最坏的贸易协定，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造成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工作岗位丢失”。而刚刚胜选、尚处“组阁”阶段的特朗普就迅速透露其废除贸易协定的计划。他宣布，将在就任100天内废除尚处于国会审议阶段的TPP；随后，他将考虑就NAFTA条款与加拿大、墨西哥重新协商以满足其“公平”贸易的要求，否则，他也会废除已经生效22年的NAFTA。因此，与以往总统选举中的反贸易言论不同，当前美国国内达到顶峰的反贸易情绪使特朗普无论是在竞选中还是在施政过程中都会认真考虑自己的承诺。而特朗普逆全球化和反对其所认为的不公平贸易协定的立场（特朗普不反对双边贸易协定，但要求对协定进行审查和重新谈判）必然会严重地波及到正在进行的中美贸易以及正在谈判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

（二）美国外交政策的实践与2008年金融危机后经济恢复过于缓慢的因素相结合，造成国内强大的孤立主义情绪回潮。冷战后，美国失去凝聚两党共识的反苏反共外交战略，但新的、松散的“自由国际主义”依然成为促进两党在外交上合作的主流价值观。自由国际主义定义庞杂但核心概念明确，即维护美国在全球的霸权格局和美国管控下的地区均势、维护美式自由市场、促进美式民主推广。然而，从小布什至奥巴马时期，自由国际主义在全球的实践结果令美国民众大失所望。小布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耗资巨大且伤亡惨重，战争所造成的国家失败使奥巴马政府在如何定位阿富汗、伊拉克的战略问题上进退两难；美国以“民主和平论”为信念在阿伊两国推行的政治社会改革、支持“阿拉伯之春”没有起到预期效果，旧体制被美军移除后，随之而来的权力真空和族群纷争使中东再陷乱局。对中东地区战略投入与收益的巨大反差以及由此而来的挫败情绪不仅在华盛顿的外交建制派中蔓延，也在美国基层社会中蔓延。美国基层民众对军事干涉主义的反感在增加，很快这种反感就走向单边主义，这点可以很明显地从皮尤（Pew）研究中心2009年至2016年关于“美国世界地位的公众认知”的民意调查中体现出来。2009年，认为“美国在全球的领导角色已经不再重要”的比例从1980年的25%上升至41%。美国民众在背弃全球主义的同时也在拥抱单边主义，44%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在涉及国家利益的情况下应该不顾其他国家的影响而自己单干。在2013年的民调中，53%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的实力已经大不如前，52%的受访人反对美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干预，82%的美国人认为国内安全比国际反恐重要。在2016年的最新民调中，认为美国应管好自己事务的比例再次增加，达到57%。主张构建美国自身安全、不关心外国事务的“美国堡垒”（American Fortress）式思潮也在增加，这个比例从2005年的20%上升至2016年的35%。美国在中东地区惊人的资源投入和让人失望的中东乱局使美国的外交精英和基层民众对其传统的对外干涉政策产生微妙的心态转变，这种心态转变结合2008年金融危机后经济恢复过于缓慢、中产阶级经济恶化的因素，产生出强烈的孤立主义思潮。这种思潮在外交政策上的体现正是对自由国际主义的逆向排斥，即反对美国在面临非直接国家安全威胁的情况下对外用兵或推广民主制，支持以自我利益为原则来推行单边主义，支持扩大防务开支、构建“美国堡垒”，以美国的本土安全而非前沿防御为首要重点。在这种思潮的影响和支持下，特朗普的外交纲领很可能会比奥巴马政府更加倾向军事单边主义、全球撤退主义和不干涉主义。特朗普主张增加美军、军舰、反导和核弹数量，构筑“美国堡垒”；他反对现有的多边贸易协定、美俄战略核协定、伊朗核协议，主张推倒重谈；同时，他也对小布什和奥巴马干预中东国家政体的做法提出批评。如果这三种思想体现到他的对华政策和亚太政策上，会给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可能为中美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带来机遇，也会带来挑战。

特朗普对华政策的趋势

在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框架中，经济议题和国际制度、安全议题的分割似乎更加明显，这主要是由于本次选举中国际贸易与美国选民的关联性更加紧密，从而导致特朗普对贸易议题的关注度高于安全议题。特朗普从2015年6月宣布竞选开始就猛烈抨击美国的自由贸易政策和中国的贸易政策，但他的系统国家安全政策和纲要出现在初选开始后的2016年4月。因此，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可以划分为对华经贸政策和对华安全政策两方面来讨论。

（一）对华经贸政策。特朗普的对华贸易政策毫无疑问是强硬的，这种强硬基于美国国内舆论关于中美贸易对美国制造业打击的宣传，也基于美国部分学者对中美贸易负面影响的研究结论。在皮尤研究中心2010年的民调中，大部分美国人支持扩大和加拿大（76%）、日本（60%）等高工资国家的贸易，但支持对华贸易的比例要少很多（45%）。与主流经济学家得出的中美贸易总体互利的结论不同，美国民众尤其是蓝领工人在当前更加强调中美贸易的负面效果，这种认同强烈地反映在制造业相对集中的宾夕法尼亚、威斯康星、俄亥俄等摇摆州。52%的美国人认为中美贸易赤字是美国面临的严重问题。在研究美国对华贸易的学者中，有研究成果认为中美贸易赤字应该对美国的国内失业负责。2014年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关于中美贸易的研究报告认为，在2001至2013年期间，不断增加的中美贸易赤字使320万美国人失去就业岗位，其中240万是制造业岗位。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杜大伟（David Dollar）也认为，中美贸易导致了美国的低技能、低学历工人失业，而中国在支持国有企业对美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的同时却并不准备向美国企业降低市场准入，中美两国的投资、贸易关系是不公平、不对等的。美国国内对中美贸易赤字、投资规则的不满情绪正在从下层向研究界、从少数向多数蔓延。

在本次竞选中，负责为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定调的经济学家纳瓦罗（Peter Navarro）深受特朗普信任，这主要与纳瓦罗强烈反对中美贸易的立场有关。他于2006年撰写的《即将到来的中国战争》和2011年撰写的《死于中国之手》都是宣传中国贸易威胁、批评中国贸易政策的专著。特朗普攻击中国对美贸易政策的视角和纳瓦罗《死于中国之手》里的观点出奇一致。在他的首次外交演讲中，特朗普说：

“中国只尊重实力，我们让他们在经济上占便宜，因此他们不尊重我们。我们现在和中国有着巨大的贸易赤字，我们必须迅速寻求平衡贸易赤字的解决办法”。在6月份的对外贸易演讲中，特朗普认为美国当初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灾难性的”，他承诺当选后会任命将中国标定为“汇率操纵国”的财政部长，对中国贬值人民币的行为进行严厉报复，并指令美国贸易代表在世贸组织平台对中国补贴国有企业的行为进行贸易诉讼。在中美贸易问题上，特朗普提出更加详细的贸易战手段——加税，通过对从中国进口的所有商品施加45%的关税以限制中国对美出口和平衡贸易赤字。特朗普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重要成员、钢铁巨头纽柯公司（Nucor Corporation）首席执行官迪米科（Dan DiMicco）力挺特朗普对中国的出口商品（钢铁）加税的观点，他主张美国基于“重商主义”原则与中国进行商战。

然而，特朗普个人及其经济顾问对中美贸易的威胁性主张会得到具体的执行吗？如果回顾以往的美国总统选举与候选人提出的经济政策，可以发现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都曾对中美贸易提出批评，但他们在竞选中的对华经济言论与就任总统后的对华经济政策截然不同。在竞选中批评对华贸易可以赢得工会和重要摇摆州选民的支持，但无论是反贸易的民主党还是支持贸易的共和党都在胜选后的执政中认同中美贸易的积极影响，照顾到美国的贸易利益集团。他们会惯性式地采取稳定旧贸易、拓展新贸易的政策。也正因如此，中美经贸历来在两国关系的稳定过程中发挥着“压舱石”作用。而特朗普就任后，他的对华贸易政策会像前任那样“表里不一”吗?目前，对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做出有把握的预测为时尚早，但根据特朗普在选举中抛出的政策言论可以推测，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很可能会是“知行合一”而非“表里不一”。第一，特朗普在竞选中对中美贸易的攻击烈度是史无前例的，在所有涉及对外政策的演讲中，特朗普都会就操纵汇率、贸易赤字问题攻击中国；特朗普对中国进行贸易报复的方案也是详细而具体的。第二，美国国内无论是社会基层还是政治精英对自由贸易的反对浪潮都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如果特朗普上台后不兑现他在贸易方面多次重申的重要竞选承诺，这对其基本盘民意支持将带来巨大伤害。特朗普在当选后马上重申其退出TPP的施政计划也说明：他在兑现重大承诺方面的决心是坚定的。第三，特朗普的经济政策顾问团队充满批评中美贸易的“反贸易派”而非小布什、奥巴马政府中更加温和的支持贸易派。这很可能使特朗普在处理对华贸易关系和协商贸易准则时接受更多偏见性的建议，造成中美贸易的倒退。

特朗普反对他所认为的不公平贸易协定，但不反对美国对外贸易。在特朗普看来，中美贸易赤字的原因不在于贸易本身，而在于美国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作为”容忍太多。在大选前两天，特朗普在《华尔街日报》撰文阐述自己将在执政100天内终结中国在中美贸易中“操纵汇率”的行为；在胜选将近一个月后，特朗普在其个人推特上发文继续攻击中国在贸易方面的政策，他写道：“中国通过贬值他们的货币、给我们的出口加税使我们的企业竞争压力更大时有问过我们吗?”因此，即使特朗普猛烈抨击中美贸易，他任内的中美贸易和投资都会继续进行，但特朗普会运用其“生意人”或他引以为豪的“讨价还价”思维，综合各种贸易战手段，威胁、压迫中国对人民币进行升值调整，或者对中国的大宗出口商品（如钢铁）课以重税，或者对中美竞争激烈的部分产品进行补贴。总之，用他的核心贸易顾问纳瓦罗的话来说，“把注意力集中于处理贸易赤字，好事就会发生。这是特朗普的贸易哲学。”然而，特朗普及其贸易政策团队很可能已经过低估计中美贸易相互依赖的依存度，长期累积的中美贸易已经使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保护行为具备相当程度的反制能力，特朗普对中国的贸易施压措施并非只通过美国单方面威慑就可以实现。奥巴马在上任初期（2009年）曾对中国的出口轮胎增税35%，但中国迅速对美国的保护主义行为进行贸易反制，对美国的鸡肉和汽车采取报复性增税。奥巴马保护国内轮胎产业的目的事与愿违，美国的轮胎进口不降反增。从轮胎事件中学到“教训”的奥巴马政府从此在中美贸易上大为谨慎。尽管中国对美出口远大于进口，在对美贸易中处于相对劣势，但中国的反制手段是多样化的，如中国对波音公司的大宗采购、对美国的稀土出口、美国大型汽车公司在中国的投资、美国粮食对中国市场的需求等都会增加中国贸易反制措施的可选项。因此，如果特朗普具备理性的“生意人”思维，中美在贸易上相互依赖的敏感性与脆弱性肯定会使他在兑现其竞选承诺时逐渐“学习”到维持中美贸易稳定的重要性。

（二）对华外交与安全政策。特朗普当选后，美国《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网站迅速刊文称这是中国的胜利，因为特朗普在安全和外交政策方面的主张有利于中国。从选举的视角来看，特朗普在外交与安全方面提出的政策立场确实要比希拉里温和。特朗普的外交理念更具实用主义而非基于对美国民主、人权等制度和价值观的推广，其任内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可能会减少；特朗普在外交演讲中从未对亚太地区提出美国的战略构想，这意味着奥巴马政府苦心经营的、针对中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很可能在形式上成为烂尾工程；特朗普主张与日韩两国就盟约责任分担事宜重新谈判，使美日、美韩同盟面临着新的考验，这对于中国在东北亚的安全压力有着明显的缓解作用；特朗普宣称将马上退出奥巴马政府艰辛达成的TPP，而TPP被美国外交建制派看成是在经济上统领、保持美国对高水平贸易规则领导权的关键载体。从特朗普的言论来看，他所领导的美国似乎会走向与自由国际主义相反的实用主义和战略收缩路径。对于特朗普可能的对华外交与安全政策，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分析。首先从特朗普及其外交团队和共和党的对华认知与政策的视角看。如果仔细研读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演讲、特朗普的政策团队所撰写的有关外交政策的文章以及共和党竞选纲领的涉华内容可以发现，由特朗普当政的白宫和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对中国的认知是充满不友好态度的。特朗普个人曾多次在演讲和著作中用不友好的语气攻击中国。如在半岛核问题上，特朗普认为中国当前完全有能力施压朝鲜弃核，但中国却选择批评美国，朝核问题发展至今的责任完全在于中方。在中美矛盾频发的其他议题方面，特朗普也并未表现出温和态度。在网络问题上，特朗普把中国列入对美国网络攻击最严重的三大国家名单（与俄罗斯、伊朗并列），并声称美国完全可以运用其网络攻击能力和网络武器对中国进行报复。在2016年3月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特朗普就中国在南海的吹填工程谈道：“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对我们的总统毫无尊重，对我们的国家毫无尊重”。特朗普在对华认知上也曾把中国称为美国的“敌人”，称：“就我个人看来，中国是我们的敌人。如果我们想让美国重回第一，我们必须有一个懂得如何对华强硬的总统。”在特朗普个人的对华印象中，中国是一个正在“欺诈”美国和不尊重美国的国家。特朗普认为自己可以采取比奥巴马政府更加强硬的态度，以“生意人”和“谈判家”的思维，综合运用各种报复、反击、威吓手段来“驯服”中国。

特朗普的外交政策顾问团队的对华认知和开出的对华政策处方也是充满敌意的。特朗普的经济政策顾问纳瓦罗同时兼任特朗普的亚太政策顾问。他在大选前夕和亚历山大·格雷（Alexander Gray）联名在《外交政策》网站发文阐述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他们在文中对奥巴马政府“重返亚太”战略的大方向予以肯定，对中国在亚太日益增长的威胁提出警告。纳瓦罗认为，“随着中国几十年来军事现代化项目的开花结果——这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中美贸易赤字——中国正在优势位置展示它的肌肉。华盛顿的重返亚太也是对中国行为适当和及时的回应。两人随后开始批评奥巴马在西太平洋对中国的军事围堵过于薄弱；美军在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的军队数量和军舰数量实在太少；希拉里和坎贝尔在中菲黄岩岛争端问题上不支持菲律宾对黄岩岛的主权立场导致美菲关系在当前迅速恶化；当前大陆与台湾军事实力差距悬殊，奥巴马政府置台湾安全于不顾。因此，二人提议特朗普应改变奥巴马在亚太战略上“雷声大雨点儿小”的状况，主张增加美军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存在，在南海的岛礁争议问题上站在菲律宾一边，增加对台军售以平衡两岸军事对比。

同样的敌视态度也出现在今年共和党提名大会推出的竞选纲领中。竞选纲领更加体现共和党主流而非特朗普个人的观点，但内容依然是对华不友好的。共和党在纲领中指责中国偷窃美国知识产权、侵犯网络自由、放纵朝鲜发展核武器；共和党对中美关系走向的评价也是充满消极言辞的，认为中国的行为正在使中美关系恶化。基于此，共和党党纲提出美国应该加大对台军售（包括常规动力潜艇），加强在南海和网络安全问题方面对中国的报复力度。2016年12月4日，特朗普在胜选未满一个月，尚未宣誓就职之前，与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进行了通话，双方在通话中表示将提升美台经贸和防务关系。特朗普的这一举动打破中美建交以来历任美国总统（或当选总统）不与台湾地区领导人直接打交道的“惯例”，直接触碰中美之间最敏感的台湾问题，引起轩然大波。特朗普的这个“小动作”显然旨在靠打“台湾牌”来对中国，希望在未来中美博弈中获取更多利益。而面对美国主流媒体对特朗普“不懂外交”和不顾及中美关系大局的批评，特朗普则在推特上继续为自己开脱。同时，特朗普又通过抨击中国的南海政策为其加强对台关系进行辩护。早在2016年7月，特朗普亚太政策和对华政策的顾问纳瓦罗就在《国家利益》发文指出，美国绝对不能抛弃台湾这个“自由灯塔”（Beacon of Democracy）。纳瓦罗认为，随着克林顿以后美国对台关系的冷淡，台湾已经变成中美关系稳定的“筹码”（bargainingchip），但美国不应该把美台关系作为维持中美关系稳定的条件。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特朗普很有可能任命共和党右翼亲台代表人物之一的叶望辉（Stephen Yates）负责美台关系。

特朗普个人及其亲信在对台政策上的强硬态度是明显无疑的，这种强硬态度罔顾中美关系大局，体现出特朗普及其政策团队在对华关系方面确实欠缺总体性的理性考量，也体现出其外交上不按常理出牌的特点。特朗普个人及其团队强硬的对华认知加以其不按国际关系常理行事的风格，很可能使中美关系在台湾问题上面临很大的政策误判和不确定性风险。因此，从特朗普个人、政策顾问的倾向以及共和党主流反映出的对华安全政策来看，特朗普与美国共和党主流在对华关系的强硬态度上是几乎没有什么分歧的。中国在未来处理周边外交和亚太形势时会面临美国更多的挑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以及美国国会在全球范围的“撤退主义”和和“不干涉主义”不等于针对中国的“撤退主义”。在针对中国的安全议题方面，共和党主流和特朗普的弥合程度更高，对中国的挑战也就更多。

其次从特朗普“以实力求和平”（Peace ThroughStrength）的口号看，特朗普在外交政策上可能会重回里根时代。特朗普将自己的外交政策理念称为“以实力求和平”，其内容至少在两方面与里根时代的共和党保守派颇为相似，即单边主义和军备实力论。特朗普在费城的外交演讲中对他的扩充军备计划做出详细说明，包括终止削减防务预算，增加防务开支；增加陆军、海军陆战队、海军军舰（军舰数量从274艘增加到350艘）和海基反导系统的数量；增加在役和退伍军人待遇等，这与里根当年提出的扩军计划十分相似。特朗普对参与全球治理、缔结对美国有束缚性的条约并不感兴趣。他认为全球气候问题是专家编造出来的骗局，承诺上台后退出刚刚达成的《巴黎气候协定》。这与小布什退出限制美国发展反导技术的美俄反导条约和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又十分相似。从中美关系发展的角度来看，特朗普的单边主义倾向和“实力至上论”对中国不利。美国扩充军备必然会增加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军力部署，其所倡导升级核武库和各军种武器（尤其是美国海基反导能力建设）的主张无疑会增加中国的周边安全压力；如果特朗普在中美关系中寻求单边主义而不顾中国的战略考虑，美国利用其相对优势在军事部署方面很有可能打破中美相互威慑的平衡性与稳定性，中美在全球治理层面进行合作的领导性和典范性形象也会严重受损。

再次从特朗普作为“政治局外人”的视角看。特朗普是以真正的“局外人”身份参选总统的，他在执政前没有任何政府任职经验，更不用说对美国的全球战略和中美关系有深刻理解。特朗普在对外政策方面不信任那些长期任职于华盛顿的两党外交建制派。特朗普在他的首次对外政策演讲中透露出他挑选外交官的原则：“我想任用那些有着新思维和实用理念的天才专家，我们不想任用那些简历很完美但除了吹嘘自己失败政策和失败战争的故事之外一无所有的人。”当前任职于奥巴马政府、原本打算为希拉里提供中美政策咨询的中国问题专家得不到特朗普的赏识和重用，但他们对中美关系的偏见要远远少于当前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团队。从美国媒体对特朗普外交内阁人选的分析来看，除少数成员如前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迈克·罗杰斯（Mike Rogers）、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柯克（Bob Corker）、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哈斯（Richard Haass）、小布什时期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博尔顿（JohnR .Bolton）具有外事工作经历或外交知识外，大部分政策顾问或专业知识偏狭，或根本没有外事经验。特朗普提名的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妮基·黑莉（Nikki Haley）并无外交工作经验，提名的中情局局长蓬佩奥（Mike Pompeo）情报工作经验很少，特朗普提名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弗林（MichaelFlynn）原来任职于国防部情报局，可能只对情报事务或中东地区的情报事务比较熟悉。可能成为他国务卿提名人选的罗姆尼（Mitt Romney）并没有外事工作经历，他的外交政策主要形成于2012年总统竞选。特朗普个人比较崇拜美军将领，如他已经提名的国防部长马蒂斯（James Mattis）和他喜欢的前美国中情局局长彼得雷乌斯（David Petraeus）熟知中东事务但没有外交经验；他的部分顾问如和亲信如塞申斯（JeffSessions）、康韦（Kellyanne Conway）、金里奇（Newt Gingrich）等人则完全没有外事工作经验，遑论对中美关系的深刻认识。由于共和党外交建制派从去年起就通过发布联署公开信的方式对特朗普的外交政策进行抵制，支持中美贸易的共和党元老佐利克（Robert Zoellick）甚至2016年3月就联署公开信抵制特朗普。而且，即使特朗普在外交上最终以共和党建制派或外交局外人为班底，他的外交决策模式仍然有待观察，即到底是他的外交团队专业观点影响总统决策还是他在决策上更具独立自主性，这一点目前还无法判断。如果特朗普坚信自己的决策本能，再加上他本人对中美关系的偏见性看法，很可能导致他在处理外交事件、应对突发危机、做出对外决策时充满不可预测的变数，正如小布什和克林顿上任初期所做的那样。因此，特朗普在涉及中美突发性事件的决策中可能出现的过度反应或战略误判会给中美关系的稳定带来潜在挑战。

特朗普任内的中美关系具体走向如何有待继续观察。当然，当前也存在着引导中美关系继续发展，甚至比奥巴马时期更加良好的可能性因素。一是特朗普在竞选时所讲过的言论、做出的承诺，尤其是针对中国的不友好言论和承诺，确实有可能被他在施政的过程中所抛弃，这是一种可能性。当前把持着参众两院的共和党在今年的竞选纲领中并不反对中美贸易，而是要求对贸易内容进行修正。共和党的主流和其背后的大型跨国公司依然支持对华投资与贸易。特朗普在对华贸易方面的承诺极有可能因为国会的压力而有所修正。二是尽管在选举过程中受到大部分共和党外交建制派的抵制和批评，特朗普并未在胜选后迅速公布其外交内阁，而是给共和党基层建制派加入他的外交团队留出窗口期。特朗普将组织总统过渡团队的任务交与他的竞选搭档彭斯（Mike Pence），彭斯在外交理念方面无疑地更接近共和党外交主流，因而在招募和吸收拥有外交知识经验专家方面会更加顺利。当前已经有部分共和党建制派陆续加入特朗普的外交阵营。三是特朗普是国家利益层面的实用主义者，他也经常在外交政策演讲或访谈中流露出对自己“生意人”或“谈判者”思维的自豪感。特朗普在本次竞选中民调落后时两次更换其竞选顾问，这说明特朗普个人在处理问题时以解决问题而非坚持原则为目标，如果特朗普将他的这种行事哲学运用到中美关系中，中美两国关系继续提升的机遇要大于挑战，因为中美在双边议题、周边议题和全球议题方面正在合作和有待合作的领域依然宽广。中美在南海、网络和贸易方面的矛盾不可能被特朗普看成是中美关系的全部，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会减少，他在挑起中美争端时也会运用“生意人”思维来权衡冲突升级的利弊结果。同时，美国作为全球性大国在处理很多国际性议题如中东问题、伊朗核问题（特朗普声称会对伊核协议进行审查并重新谈判）、阿富汗国内政治和解问题方面需要中国的参与。因此，特朗普在“生意人”思维的指导下可能会对中国提出更多的“谈判要价”，但未必会坚持“零和博弈”原则而拒绝妥协结果。如近期特朗普外交顾问之一的前中央情报局局长伍尔西（James Woolsey）就提出奥巴马政府反对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是一个错误，特朗普就任后对“亚投行”和“一带一路”的态度可能截然不同。因此，即使特朗普在上任初期对中国“发难”，中美关系的相互依赖性和合作收益预期最终有可能让他逐渐学习到维持两国关系稳定、维持中美贸易同样有利于美国。就此而言，特朗普任内的对华政策未必会按照他在竞选中的对华政策纲领来进行。

结语

在特朗普尚未完成其外交内阁和对华政策团队构建的情况下，对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做出确定性的详细预判是很困难的，但通过分析他的对外政策的背景和基本内容、对华政策的基本方向和可能性可以看出，未来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会增加很多。特朗普刚胜选后，国内学界和政策界存在一种对特朗普的过度乐观，有时甚至是一厢情愿的情绪和认知。这种认知主要基于特朗普在竞选中提出的似乎带有孤立主义的政策观点：美国退出TPP，从中东撤军，弱化美日、美韩联盟等。然而，从特朗普胜选后组建过渡团队的情况来看，大量的共和党保守主义者、单边主义者和对华强硬派进入新的外交内阁，这使特朗普“孤立主义”的政策观点不可能在亚太完全付诸实施，美日、美韩尤其是美台关系甚至有可能比奥巴马时期更加不利于中国。从目前特朗普在涉华议题方面的声音来看，中美关系在人民币汇率、贸易补贴、台湾、朝核问题上发生摩擦和冲突的概率不小。因此，中国必须抛弃对于特朗普的幻想，走出认知陷阱，要实事求是、未雨绸缪，加强塑造特朗普未来对华政策，也要做好各种预案和准备工作。

中美关系尽管在合作层面的存量不变、增量尚有，但在矛盾与冲突方面的存量无疑是增加了。在奥巴马时期，中美领导人都认为两国在贸易、南海问题、网络安全等方面的矛盾不是主流，不能影响两国关系大势。特朗普的上台对中美如何处理以上这些分歧提出更多的不确定性挑战。然而，特朗普在个人思维方面的实用主义也为中美就两国关系的议题内容进行协商、谈判与妥协提供难得的机遇。而中国政府也确实在特朗普组织其过渡团队的过程中向其释放出维持中美关系稳定和保持对话的善意。习近平主席在祝贺特朗普当选的贺电中表示，期待双方“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拓展两国在双边、地区、全球层面各领域合作，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在新的起点上取得更大进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王毅外长也在回答记者关于中美关系的提问时说道：“同时我们也愿同特朗普团队进行沟通，不断增进相互了解，不断扩大合作共识。”总之，中国应以积极主动的态度，本着“抛弃幻想，做好准备，争取最好，不怕最差”的原则，在特朗普正式执政后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视角下对合作议题的探讨和对分歧议题的管控议程，未雨绸缪，主动引导中美关系继续稳定发展。■

首发于《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12期，本文第二作者孙冰岩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王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