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人和 经世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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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至2017年4月30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执政满一百天了。
在美国的政治传统中，新任总统执政最初的100天被称作“观察期”“蜜月期”，白宫新主人坐拥民意期待和相对顺畅和缓的与国会关系，施政阻力最小，媒体也倾向于避免对其执政路线和能力急于下结论。白宫新主人也就倾向于充分利用这段相对宽松、有利的时间，尽可能多地推翻前任“遗产”（如果是执政党改变的话），履行竞选承诺，为美国和世界的前进方向提出尽可能清晰的路线图，奠定第一个四年任期的政策和业绩基调。
2016年11月21日，也就是成功当选的第三日，特朗普通过视频公布了其“百日新政”执政计划，重点涉及移民、贸易、国防政策和华盛顿政治生态。特朗普誓言“让美国重新强大起来”，提倡“美国优先”主义，试图重构美国的经济、贸易和外交政策。他说，“无论是生产钢铁、制造汽车还是治疗疾病，我都希望一个生产和创新的新时代从这里开启，从我们伟大的祖国，这个为美国工人创造财富和工作机会的国家诞生。”[1]
那么，100天下来，特朗普是否实现了有利开局？是否展现了足够的成为一名“伟大总统”的迹象？到底有无可能开创他所许愿的“新美国时代”？
本报告由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安刚执笔。盘古智库微信公众号分两篇发布，此为第二章。
[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gkNSEZxyCA
本文系盘古智库《特朗普“百日新政”评估暨中美关系再出发报告》第二章。
第二部分：中美关系再出发
每逢美国新总统上任，由于美方竞选示强语言的冲击惯性、新政府需要集中精力先内后外以及双方团队互不熟悉等原因，中美关系难免经历曲折震荡。自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已历经六次美国总统换届，虽然每次过渡都在共同利益作用下最终步入正轨，但往往因处理摩擦建立信任耗费了太多时间而影响两国在这任总统余下任期里开展合作的效率。只有奥巴马上台后实现了快速平稳过渡，而那一方面是因为中美关系成熟度提高，一方面是因为奥巴马政府急于取得刺激经济复苏的政绩而有求于中方。
特朗普时期开始后的中美关系，受到特朗普竞选期间严厉指责中国的贸易政策、扬言对华发动贸易战和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以及胜选后接听台湾蔡英文祝贺电话并挑战美国一个中国政策巨大的严重拖累，一度引发多方猜测和担忧，陷入巨大的不确定性。但双方能够频繁接触、积极互动，最终实现了转圜。先是传统与灵活外交方式相结合，消除特朗普接听蔡英文电话事件的不利影响，包括特朗普女儿伊万卡赴中国驻美使馆出席春节文化活动、驻美大使崔天凯与库什纳举行闭门会晤，特朗普向习主席致新春贺电并在随后的两国元首通话中重申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接着是两国外交、经济团队高官以多边场合会晤、双边互访和通话等多种形式进行沟通，包括汪洋副总理与美国财长姆努钦通话、杨洁篪国务委员访美、两国外长在德国波恩会面、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访华等。蒂勒森国务卿3月18日至19日首次访华期间，两次明确表示美方愿与中国建立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积极关系，呼应了中方倡导的新型大国关系提法。[1]虽然美方这一表态的诚实度还需经受时间检验，但毕竟发出了特朗普政府开始以贴近美国外交传统的方式处理对华关系的重要信号。
4月6日至7日，中美元首海湖庄园会晤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总体顺利地举行。这次两国元首实现首会花费的时间只略长于奥巴马时期（2009年４月１日，胡锦涛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利用二十国集团伦敦金融峰会举行首次会晤）。按照2017年各种国际会议的预定安排，中美元首利用多边场合实现会晤的机会最早是7月德国汉堡二十国集团峰会，但中美双方都不愿拖到那时才会面，因为中美关系日趋重要，在全球不确定性明显增多、亚太地区热点特别是朝鲜半岛局势高度紧张、中美贸易战风险高抬的背景下，两国元首迟迟不见面，互不知根底，双边关系各项议程难以全面启动，也无法做出有利于缓解敏感问题紧张局势的政治决断。另一方面，中美关系在两国政府各自治国理政议程上均占有特殊重要位置，这种“特殊重要”在今年这样一个特殊形势下就更显重要。2017年对中美两国都是关键年，中共要召开十九大，特朗普政府要实现四年执政的“震撼开局”，优先提振美国经济、推进国内社会改革。可以说，如果中美关系麻烦不断，两国各自国内议程也难顺利推进。
值得一提的是，与以往过渡由官方完全主导的模式不同，这一次两国社会层面，从智库到学者、商界，也为促成会晤主动做出积极努力，有些渠道做成了政府部门和官方背景学术机构不便做的事，为官方决策提供了重要信息和线索。这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社会化趋势在加深，也体现了中美合作的人心向背。
海湖庄园会晤对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首先，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在这轮中美关系过渡期中用较短时间实现了首次会面，之后时隔仅四天又第三次通话、4月24日第四次通话，建立了个人友谊和工作联系，开启了最高层经常会面、直接沟通的模式，设定了特朗普年内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议程，减少了中美关系自特朗普当选以来显著增加的不确定性。
其次，这次会晤勾勒了双方共同思考今后45年两国关系如何发展的历史纵深，明确了一个基本共识，即，中美作为世界大国责任重大、合作是唯一的选择，两国加强沟通协调，可以共同办成一些大事，彼此做很好的合作伙伴。[2]
第三，这次会晤搭建了新时期中美对话的基本架构，确定了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和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四个支柱，两军对话交流机制也有新发展（即将建立联合参谋部对话机制等）。[3]这样的安排有助于两国聚焦对话主题、提高对话效率、挖掘对话深度，也顺应了当今世界多议题跨领域联动的趋势。
第四，就两国政府各自内外优先施政领域进行了“对表”，特别是围绕经贸、朝核问题进行了坦率交流，以高度务实的态度聚焦当前纷扰双边关系、全球贸易和地区安全形势的最紧迫挑战。中方展现了加强对美投资以促进国内改革升级、助美创造就业机会的诚意。虽然仅凭一次会晤无法解决中美间的所有问题，但还是降低了有关矛盾激化为冲突的风险，更为双方工作层的协调指明了方向。
第五，进一步加深了特朗普政府在台湾、南海等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的认识，拉平、缩短了其“学习曲线”，推动有关问题重回可控可协商轨道。美国领导人虽没有重申蒂勒森国务卿3月访华时对“新型大国关系”的呼应，但仍强调了两国相互尊重核心利益的重要性，这是美方认识上的一个进步。
第六，凸显了中美执政者理解对方治国理政思维、理性处理两国关系的一面，压低了外界对中美冲突的心理忧惧和预期，压缩了某些国际行为体挑动中美矛盾以谋私利的空间，为全球经贸和亚太安全形势调整提供了正向力。
海湖庄园会晤足以使人们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转持谨慎乐观态度。不过，中美关系的发展路径从来都是复杂和曲折的，中美互信的搭建也从来不是一个平滑的上升曲线，在新的国际形势和美国国内政治复杂变动期就更是如此。必须避免盲目乐观，更不能对特朗普任内中美关系的变数掉以轻心。
海湖庄园会并未对未来中美关系和亚太安全局势一锤定音，今后一个时期两国利益协调仍需穿越现实的丛林。双方需共同优先处理的首要挑战是朝核问题。海湖庄园会晤之后，特朗普通过推特几次发出“中国不帮忙，美国便单干”“中国若帮忙，贸易问题好说”的信号，这是一种在自己拿不定主意的情况下将压力转向中方的“威逼加利诱”策略，恰恰暴露了特朗普并不情愿推美国在朝鲜半岛陷入战争、要用贸易换取地缘政治利益的心态。这样的判断如果成立，中国发挥什么作用的问题确也无法回避，须有超越传统思维的外交智慧和重新积极斡旋的外交勇气。如果美方目标仍是促朝弃核，那么推动朝方重拾弃核目标也应成为中国的努力方向。但是，特朗普政府在朝核问题上向中国转嫁压力留有“后手”，主要可能就是对朝挥舞实施“次级制裁”，如获实施，将波及与朝有经贸业务往来的外国金融机构和公司企业，在此方面美方必须显示克制，因为那将从根本上破坏中美协调的应有氛围。
双方需共同处理好的第二大挑战，是“习特会”开启的“百日贸易谈判计划”。“百日谈判”本是中方提议，美方接了过去，使它看上去更像是“限时答复”，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取得减少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政绩，还要求有衡量进展情况的“中途站”。“百日谈判”使中美双方面对贸易战风险而紧绷的神经得到喘息，但传统谈判方式的改变迫使双方必须充分利用这段时间重新协调利益并梳理、盘点合作点，以相互妥协消除大规模贸易战的隐患，这对双方工作层的压力都是极大的，对两国地方省州利益和大局观的考验也是直接的。
美方极有可能在钢铁、服装、机电以及金融、服务等行业和美国企业赴华投资准国民待遇问题上谋求突破，中国则可能借势以更大力度敦促美方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推动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在奥巴马时期基础上取得新进展，还会以中美谈判为契机倒逼国内高耗能和过剩产业的关停并转，同时面对美方在具体问题上的压力，适当扩大自美农产品进口的种类和额度加以缓冲，手握对美大宗商品采购牌加以制衡。
在“百日谈判期”内，由于美元过于强势，中国央行过去一段时间一直在采取措施防止人民币持续显幅贬值，加上为两国贸易谈判提供必要氛围、集中火力在更紧迫问题上向中方施压的考虑，特朗普政府不会再打威胁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这张牌，但继续指责中方采取各种显性或隐性的补贴措施来扶持、保护对美出口。
现阶段看，“百日谈判期”过后，中美当可避免大规模贸易战。之所以这样判断，除了双方之间的积极协调外，一个很重要原因是美国经济基本态势良好，仍在吃奥巴马执政后期推动复苏留下的“老本”，对外挑起激烈贸易摩擦的紧迫性并不高。但局部、小规模的贸易摩擦仍是无法避免的—包括双边渠道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和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诉讼，事实上这些年来已是一个常态化现象。
中长期看，特朗普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并不匹配，减免公司税和大兴基建等短期刺激经济措施尚难落地，美国经济走势仍存在变数，如果资产价格收缩，股市、汇市发生大的波动，能源市场出现大的调整，联邦政府刚性支出比重突破总体经济所能忍耐的极限，对外寻找“替罪羊”以转嫁风险和压力的意识就会再次抬头，中美贸易争端形势仍可能重新变得严峻起来。
今后若干年，经济问题将是中美关系的真正核心问题。双方不应只关注贸易问题，也要对彼此金融风险的相互溢出风险有足够准备和及时处置。当前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分三步走：彻底退出量化宽松、逐步加息（2017年内至少还有两次）和缩减资产负债表规模，趋向实施一种更为严厉的紧缩政策，这必然不断产生外溢效果，对中国货币和汇率政策的影响将很大。而中国信贷过快增长造成的金融脆弱能否得到有效治理，也将对全球金融市场稳定产生直接影响。总之，必须使中美沟通谈判在贸易、金融领域和微观、宏观层面上均有体现，相互协调与妥协超越贸易的单一层面反映综合特征，使之真正契合“全面经济对话”的“全面”定位。“百日谈判”如能反映这一特点，可被视为中美经济再平衡的新起点。
一般认为，特朗普在美国大规模开展基础设施建设的计划将给中美合作创造机会，中方企业也已显示了与美方企业分享设备、技术、融资、管理经验乃至直接参与投资建设的浓厚兴趣。有专家学者期待相关合作的开展能有助于缓解特朗普政府在贸易问题上的对华压力。应当看到，中美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的确面临重要机会。今年1月下旬开始在美国地方州层面流传的由白宫经济委员会草拟的征求意见书显示，首批100个基建项目主要集中在交通、桥梁、电力设施上，都是中方可以发挥所长的领域。然而，这些项目涉及联邦预算审批，无法用行政令的办法绕开国会先行，发挥作用最早也要等到2018年春天。中美基建合作需要从长计议，中方仍可开动脑筋，就事论事，推动以制订联合规划、设立中美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基金等方式提前发挥它的政治效应。
中美双方需要牢牢把握稍纵即逝的合作机会。特朗普执政以来的表现已能证明：一方面，特朗普的各领域政策随着“学习期”延伸正加速靠近美国的政治和外交传统，另一方面，他浓重的商人思维、交易思维和敢说敢为的个人风格也确实改变着美国的内外行为方式，不应指望特朗普在总统任上展现完全常态化的正常行为方式。特朗普的对华外交表现出明显的跨议题利益置换思维，美国国务院代理副助卿董云裳3月下旬在陪同蒂勒森国务卿访华前夕公开也表示，美方寻求“结果驱动型的对华关系”。所谓“结果驱动”，就是处理对华关系很实际，要看双方处理每一件事的结果和效果决定下步怎么走，实施什么样的政策。如此一来，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摆在中美面前：如果两国元首会晤开辟的合作机遇抓不住，机遇会不会立即转化为挑战，重新掀起硬碰硬的较量，导致两国之间的敏感问题全面失控？对于这一点，足够的忧患意识仍是必要的。
中美沟通仍然存在管道狭窄的问题，原因就在于本届美国政府决策的高度集中模式及其背后隐藏的不同“圈层”影响力的角逐。除了特朗普女婿、总统特别顾问库什纳这条管道，中方仍不能确信到底还有哪些管道可以把话直接递到总统耳边，基于实证的研究报告等传统方式是否还能对美方的决策产生足够的影响。管道的狭窄和缺失必然导致沟通效果的大打折扣，即便双方工作层忙得四脚朝天，也不一定能确保所做努力可以起到直接效果。然而改变这一局面恐怕并不以中方意志为转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朗普政府执政方式和华盛顿政治生态的演变，中方除了冷静观察、及时全方位做工作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中美元首海湖庄园会举行后，有媒体评称，这次会晤标志着世界进入一个中美“双核”协调的时代。此前有学者展望“双重领导型地区秩序”的构建[4]。这样的判断言过其实，也为时尚早，因为很重要的一点是，特朗普政府仍未确定对华政策，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虽明显下降，但并未得到根本消除。从现在起到特朗普首访中国，将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阶段，需要双方“排雷”与成果积累并举。在此期间，如果双方各自关切的重大问题协调得好，将使特朗普访华正式开启中美关系顺畅发展的新时期，进而最终使世界“双核”结构成为一种可能；协调失败，不排除重演2009年11月奥巴马首访中国后的那一幕，因美方在经贸问题上愿望“落空”，奥巴马团队回国后调低对华政策期许、采取报复措施---比如在对台军售问题上，中美关系冲高回落，为后来“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制定埋下伏笔。
第三部分：估计、展望与建议
在2017年1月就任之初，特朗普民意支持率一度高达59%，此后一路滑落。民调机构拉斯穆森（Rasmussen）4月21日发布报告显示，对特朗普工作表现持支持与反对意见的受访者分别占49%和51%，其中40%的受访者强烈支持特朗普的执政路线，31%的受访者强烈支持。[5] 4月22日盖洛普（Gallup）公司民调显示特朗普的国内民意支持率是40%，不支持率为54%，而盖洛普3月18日的调查显示，特朗普支持率一度跌至总统任期内最低点，仅有37%的受访者支持，58%不支持。当时是特朗普为共和党议员提出的医疗改革法案背书、推出新版移民禁令等举措拖累了其民意支持。[6]另一项4月24日公布的《华尔街日报》/NBC新闻台调查显示，54%的受访者对特朗普履职情况不满意，满意者比例只有40%。[7]在“百日新政”后期，美国股市和国债收益率陷入波动，市场对未来的担忧情绪有所加重。
尽管数据线时有起伏波动，一个确凿事实是，特朗普却已成为美国政治史上在执政初期最不受欢迎的总统。
总体来看，特朗普的“百日新政”挫败多、胜果少，麻烦多、亮点少，急转弯多、顺水行舟少，对竞选承诺自我食言多成功推进少。形成这样的不理想局面，是美国的传统政治规律在起作用，是特朗普诸多激进言行激发美国民主政治和司法系统的自我纠偏与修复机制动能以及自由主义者和两党建制派相抗衡所致，同时也是特朗普政府知难而退主动向美国政治传统靠拢的结果。诸多表象之下，暴露了特朗普施政在一些议题上过于功利主义和现实主义、在另一些议题上又过于与现实脱节的政策混乱，以及人员配置不足、决策机制高度集中化而专业判断外围化、对战略方向缺乏共识给管理造成的困扰等团队内部问题。
通常来讲，美国新总统上台后，总要经历为期半年到一年的学习期、适应期，特朗普在执政的头三个月里明显学得“颠簸”，他和他的团队的恐怕还要经历更长的“学习期”，而这种“学习”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团队内部的人事磨合和路线之争表现出来的。走出“百日新政”的特朗普，没能提前锁定大刀阔斧有所作为斩获美誉的第一任期基调，颠簸还会继续，甚至将贯穿他的整个任期。保守的估计，特朗普真要施展他“让美国重新伟大起来”的宏图大略，内外兼修重塑美国，要看他有没有机会再干第二个任期了。
从现在起到2018年中期选举，将是继候任期、“百日新政”期之后，观察特朗普执政地位和政策走向的又一“窗口期”。对特朗普今后这段时间的施政重点和内外处境，可以有以下几点基本估计。
（一）特朗普推行各方面政策将更加注重国内政治影响，一切以国内政治为先，以确保共和党赢得中选、自己保持对府院州的全面控制，减少首个任期后半段的施政阻力。由于2018年中期选举中，国会参院将换届选举33个议席，其中属于民主党的有23席位，共和党8席，独立政党2席。这就意味着民主党选举形势极其凶险，几无可能缩小对共和党的劣势，只能寄希望于在众院改选中放手一搏。不过最终起决定作用的仍是特朗普的执政表现，如其在接下来的一年多里犯下严重错误，政策极不受欢迎，不能排除共和党丢掉众院控制权。从此意义上讲，特朗普将会处在一个更加矛盾的执政心理中，既希望多成事，又怕做错事，而这种左右为难首鼠两端恰恰增大了犯错的风险。
（二）废除奥巴马医改努力的中途流产使得推动税收制度和金融监管改革以及推进“公平贸易”政策上升为今后一个时期特朗普政府国内事务的最优先事项，议题重视度进一步向经济领域集中。在很大程度上，特朗普把面向选民凸显自己执政业绩的希望寄托于经济、金融、能源政策能够尽快“落地”，以取得刺激增长、扩大出口、创造就业的短期可见效果，从而稳住民意支持度，为争取连选连任作出铺垫。但此前特朗普必须解决国债上限再次逼近法定“屋顶”的问题。如不采取任何措施，美债即将跨过20万亿美元法定上限。而一旦特朗普政府不能进行大幅举债，其所承诺的减税、基建等刺激政策将化为泡影。
（三）特朗普将会减少单边行动，更加重视与国会的沟通，通过“美国优先”“政治行动委员会”（PAC）推动建制派切实担起责任，帮助总统进行国会和民意沟通，同时加强做“自由联线”成员选区工作，削弱极端右翼在国会的影响力，减少自己施政在本党内部遭遇的抵制。但当国内政治斗争达到新的热度，无论其以跨党派、共和党内矛盾激化还是白宫内斗升级的形式表现出来，“通俄门”等“定时炸弹”随时可能被引爆，置特朗普于极其被动处境，甚至危及他的执政地位。
（四）特朗普身边白宫“鹰派”分子、库什纳温和“少壮派”和共和党建制派之间的矛盾错错综复杂，目前暂时呈现后两派联手压制前一派的局面，今后如何发展需要密切观察。从历史经验看，极端右翼和新保守主义分子即使成功跻身最高决策层，其后总是因其政策主张无法适应美国和世界的现实而在很短时间里黯然离场，班农的结局如何将是今后一段时间观察特朗普政府人事脉络和内外政策演变趋向的最重要风向标之一。
（五）特朗普外交将更加急于出亮点，但只有那些与国内政治联系紧密的外交议题才能真正引起他的重视。在接下来为期一年多的第三个观察“窗口期”里，特朗普必须在几个内外关联性很大的问题上做出决策，一是是否针对外国输美产品征收边境税，二是是否退出《巴黎协定》，三是针对朝鲜半岛局势变化到底该采取主动与朝接触谈判的策略还是实施极端强硬的新应对措施。全世界都在观望，美国国内各种“信心指数”也在等待。尽管目前看特朗普在这三个方向做出理性选择的可能性大于剑走偏锋极端行事，但影响决策进程的除了国际社会的态度、有关问题本身的性质演变外，也包括美国国内政治博弈态势的转变，假设特朗普在接下来的数百天里遭遇重大执政危机，白宫团队核心人事结构发生不利于特朗普政权稳定性的重大变故，不排除特朗普在事关国际社会公益的问题上有出人意料之举。
（六）以效果为导向、不急于定盘，是特朗普外交的重要特点之一。蒂勒森国务卿及其助手用“结果驱动型”一词形容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制定即是一斑。从此意义上讲，特朗普对外政策的流动性很强，仍有较大变动空间，其能否坚持迄已表现出来的加速靠拢传统的趋势受外部因素刺激存在变数。最可能导致逆转性变化的，一是中东局势特别是叙利亚战局、“伊斯兰国”负隅顽抗形势的新发展，二是发生新的针对欧美的大规模恐怖袭击事件的可能性，三是2017年年中以后法国、英国、德国三场欧洲关键大选结果的纷呈及其综合影响。所以说，从现在起到今年底，是特朗普外交定型的最关键期，内外因素的综合作用将使世人看到一个更清晰的轮廓。
（七）特朗普政府全球战略---如果有，总体是收缩、回敛的态势，领导世界的意愿不再强烈，尽可能减少外交事务给美国带来的负担，控制美国的霸权成本。这就引出两个问题，一个是软和硬的两手怎么摆，一个是全球战略的重心怎么摆。特朗普这两个方面的探索都在进行，都未有定论。多议题联动，大行交易思维和利益置换，以一个问题的让步压对手在另一个问题上的配合，或反其道行之，以一个问题上的收紧惩罚对手在另一个问题上的不配合或配合不力，实在协调不动便在“果断”单边出击，这样的做法有违外交运作规律和国际关系常理，是危险的，处理不慎可能导致风险外溢、热点失控。战略重心东移，这在特朗普时期不怎么提了，但其加强海军建设的重点在亚太，更把朝核问题变为其推进美国亚太战略的抓手，借所谓朝鲜威胁强化美韩日三边同盟协作、强化美国在东北亚的战略部署，这就决定了中美战略互信的基本障碍并没有减弱多少，双方发生海上摩擦的风险居高不下。特朗普外交还将在不断的碰壁中自我调适，外界不应坐视其风险，更不应任由亚太安全和全球贸易形势演变成一场各方均付出沉重代价的“陪读”、“试错”，而应采取行动对特朗普的执政思维继续善加引导，共同施加影响。
下阶段对美工作建议：
（一）建立“成果驱动”与“原则保障”并重的新型中美关系。中美双方这些年相互打交道的经验不断积累，从过分讲究规格、形式、“你来我往”，变得越来越注重实质内容和具体效果。这一特点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将更加鲜明。但发展中美关系不能只讲实利不讲原则，不应只靠结果驱动，也要有原则保障。最重要的原则保障是相互尊重核心利益。
（二）切实发挥外交安全、全面经济、执法和网络安全、社会和人文四大对话机制的作用，尽快顺应中国军改方向完善、充实两军对话交流机制，使之真正适应新时期中美关系的新形势，包括特朗普政府内外政策的基本特点，有的放矢地、拥有充分授权地做好增信释疑、战略沟通工作。有关对话可以因时而动随时举行，不必拘泥于形式和间隔。
（三）应对好在朝核问题上来自特朗普的“外包”压力。无论特朗普在朝核问题上出于何种动机和策略，中国最重要的是把握住一个基本原则：真正从中国自身根本国家利益出发处理朝核问题。朝核问题非常重要，挑战在升级，但它不是半岛和东北亚问题的全部，中国必须兼顾国内国外两个大局，必须有全局视野和一揽子方案，必须展现止战促谈这一斡旋的最高境界。需要紧紧围绕促朝弃核这个中美最大的利益汇合点开展工作，但一味对朝施压起不到好效果，需要通过经济层面的运筹、双边和区域多边手段的并用，把朝的注意力吸引到发展民生、参与区域合作上来，改变其不享安全宁勿发展的固化思维。
（四）做好应对特朗普贸易政策正式“落地”的准备。特朗普不希望美元过度走高，但他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则需要美元保持适度强势。各种因素相折抵，决定了未来数年美元将总体偏强。美国国内利率的走高正是与此相吻合，势必对境外离岸市场的美元流动性构成冲击。中国经济平稳运行，且自2015年以来已通过连续的去杠杆措施做了准备，但在国内房地产市场仍严重畸形、资本市场企业债务率过高的情况下，经济结构调整的难度不会降低，与美方加强宏观协调的必要性十分紧迫。
（五）继续雕琢好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中国要能“不负众望”，在全球性问题上主动显示姿态、采取措施，推动加强国际协调，重点围绕贸易和气候变化问题，支持某种形式捍卫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统一战线”，牵制错误的决策倾向。
（六）对台湾、南海问题上的波动不能掉以轻心。要谨防美方对某一问题中美协调结果不满，迁怒于其它问题，对中方采取报复措施。最具破坏力的将是美方出台新的大规模对台军售计划。
（七）借特朗普对外贸易政策转重双边之势推动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的重启与进展。多边制度与双边协定是中国参与国际贸易体系的“两个轮子”。在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过程中，中国对外资管理做出了向准入前国民待遇与负面清单相结合的政策调整，这一改革进展来之不易，中美双方都不应轻易将之束之高阁，要有志向以双边安排的进步解开多边进程的死结，共同推动更高水平更加互惠的贸易便利化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