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过去一年来，富士康部署了4万多台机器人，同时与超过6万名人类员工解除了合同。不少人感叹：随着机器人成本下降，人力成本上升，“机器取代人”只是时间问题。
熊榆
盘古智库学术委员
英国诺森比亚大学终身讲席教授
人工智能的崛起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会导致社会动荡的风险剧增。如果政府能及时引导物质生产模式的变革，那么人类有望进入以思想贡献论英雄的时代，而非如当今这样“唯资本至上”。
过去一年来，富士康部署了4万多台机器人，同时与超过6万名人类员工解除了合同。不少人感叹：随着机器人成本下降，人力成本上升，“机器取代人”只是时间问题。
不只是富士康，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力密集型企业开始大规模引进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以实现质量和成本双丰收。人工智能“入侵”传统产业，从来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企业“无人化”会在社会层面带来怎样的冲击？或者说，人工智能崛起后，社会还会和今天一样吗？
我们不妨畅想一下“无人工厂”普及后的状况。一方面，企业家通过前期投资，显著降低了生产成本，这意味着他们能更轻松、更容易地创造巨额价值；另一方面，大部分普通劳动者将失去创造财富与获得收益的机会，只能坐观物质生产被极少数企业家垄断。
假设这一过程不受干预，必然造成以下逻辑结果：失业者剧增，靠吃福利度日；财富向少数人进一步集中；贫富对立空前严重。当然，负责任的政府不会坐视“定时炸弹”爆炸，而是会主动促成生产关系的变革。以笔者之见，这种变革不会一蹴而就，而会分三步走。
第一阶段是政府提高对企业的税收，通过向企业收重税以维系社保体系，确保普通人的最低生活水准。但即使如此，也难以阻止社会矛盾进一步扩大：首先是企业家觉得不公平，认为自己通过努力创造了无人工厂，承担了风险，却被课以重税，于是纷纷采取转移资产等应对措施。在普通人眼中，企业家是万里挑一甚至百万里挑一的精英，即便政府只给他们留下一成利润，民众仍会认为企业家“不劳而获”。因此，第一阶段注定无法长久。
第二阶段的关键词是“公有化”。为化解不断积聚的社会矛盾，那些生产力强大的企业很可能被国家买断，成为真正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原本的企业家群体拿着巨额补偿退场。鉴于企业的收入为全民所有，大部分利润将直接转化为福利，甚至令按需分配成为可能。事实上，这个阶段的一大挑战将是如何让人们消耗更少的物资，避免过度奢侈浪费。
第三阶段紧随第二阶段出现。我们有望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亲眼看到，资本的作用急剧降低，依靠资本驱使普通人为企业家工作的时代一去不复返。这一判断的基本前提是：社会福利高度发达，仅仅依靠经济刺激或资本的力量，很难使人们继续从事那些不体面的“3D”工作（脏Dirty、累Difficult、险Dangerous）。
届时，基于资本的价值观、社会结构及人际关系都将天翻地覆。人人都可以使用智能工具做想做的事，人人都为自己的价值观和目标生活，人的社会属性更加突出，大家更少地谈论财富，更多地比较各自在思想层面对社会的贡献。由此，思想坐上了资本曾经的宝座。
至此，人工智能完全取代体力劳动乃至重复性、规律性的脑力劳动，彻底解放人类思想的枷锁，使后者充分专注于创造的本能，这也是人类确保自身区别于人工智能的关键。
我们企盼这一系列变革有序、自然地发生，但无法排除会有激烈的对抗和冲突上演。从某种意义上讲，资本在当今世界的存在，与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前广泛使用的粮票有异曲同工之妙，它扮演了在物质不够充足的环境下控制分配的一种工具；到了生产力足够发达的时候，资本和与之适应的社会结构会像粮票一样，慢慢走进历史。■
首发于《青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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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榆
盘古智库学术委员，英国诺森比亚大学纽卡斯尔商学院终身讲席教授、 博士生导师， 英国皇家注册工程师， 兼任英国商务能源与战略部中英合作专家组核心成员， 全英中国创业发展协会会长。熊榆博士长期为大中型企业做咨询，是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浙江大学国家创新基地科技政策研究所所长，熊榆教授还担任中华全国青联委员，以及重庆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等社会职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