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07日 18:15:05 盘古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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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财经杂志」(ID:i-caijing)”

美国12月3日参议院以51票赞成、49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参议院版本的税改法案,并审议后又将法案稍作修改,与众议院版本略有不同。这条新闻在全球引发了热议,随着减税法案基本大局已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国财长均表示最终税改法案或在圣诞节前达成,各方都在积极应对由此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冲击。对中国政府和金融市场而言,如何客观看待美国此次减税法案的“前后左右”,对于未来几年宏观外部经济至关重要!

应该说,虽然美国企业减税时间和最终效果仍有不确定性,但此次减税法案必将减轻美国企业税负,美国高低收入者均可以从该法案中享受到减税福利,在经济学理论上会形成经济与进口的双增速、美股的利好以及资金的回流的局面。这是美国政府为了应对美国国内经济问题,参照“里根经济学”经验做出的改革,也是供给侧改革的大内涵。

对于美国本土企业而言,大幅度减税会带来企业利润提升,能源、食品零售、电信服务、零售、多元金融、以及公用事业等高有效税率板块或享受减税带来的更高的业绩弹性。未来5年资本开支的费用化将有助于提振企业投资意愿,有利于能源、公用事业、可选消费等高资本开支行业。

对于在海外的美国企业而言,海外存留利润的一次性收税也可能促使一些海外存留较大规模现金的企业汇回部分资金,有利于海外现金占比较多的公司,主要为苹果、微软、思科、甲骨文、Alphabet等科技公司。这部分汇回的资金可能会用于公司股票回购或派发股息,进而对股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资金回流也有助于带动国内投资和就业,并促进居民收入的增长。美国政府期待,在居民收入增加、税负降低的双重作用下,将有助于提振国内消费与投资,进而加快美国经济复苏的步伐。

美国对本国企业和个人降低名义税率,对国内经济是刺激,那么对于其他国家的影响总体上应该是偏负面的。中国国内的舆论为此也分化严重:很多人一听美国减税,第一个想法也要中国政府跟进,推动名义税率的进一步下降,仿佛减税就是“万灵药”;而另一方面,很多人也把美国减税看做是美国的“经济侵略”政策的延伸,建议中国政府通过贸易对抗的方式遏制新税法的顺利推行。

在我看来,这两种反应都可以理解,但是必须理性分析中美国民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的不同,以便合理应对。要知道,美国是一个相对成熟的消费大国,而中国正处于城市化、重工业发展的中后期,正在转向以消费为发展主导的经济体制。推而广之,美国降低名义税率进而促进消费的模式,在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边际效应一定下降,盲目跟风将过于草率。

首先,大规模减税对于政府财力是一个削弱,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难以承受。就拿美国自己曾经经历的“里根经济学”来说,当时一系列减税举措确实很大程度上扭转了美国在当时所面临的滞胀问题,然而也大幅度增加了政府债务。在里根总统任职期间,美国的国债从9970亿美元到2.85万亿美元,几乎增长了三倍,也一直延续至今造成了美国巨量国债的“金融堰塞湖”,很多二战后对美国的债务国变成了债权国。好在美国拥有全球垄断性的军队、货币和传媒,虽然庞大的财政赤字长期存在,但是还能维持运转。

其次,衡量减税政策的标准,是其吸引投资的有效性和边际效应。政府通过降低税收,最终目的是在全球化的竞争中能吸引到更多企业到辖区内投资办厂,这也就是美国“再工业化”的核心逻辑。但是,对于欧洲的很多高福利国家,即便是有大规模的减税,很多全球性的企业也会踌躇:一是福利系统投资大,隐性收费高,名义工资变化幅度小,很难用市场化手段调动企业职工的积极性。二是欧洲“老牌民主国家”和“新晋民主国家”——比如法国和东欧诸国,历史原因形成了强调“公平”的政治舆论氛围,民粹主义打着民主旗号,不仅隐蔽性强,更压抑了非主流人群的创新、创业意识,即便有“免税开发区”、“高新科技园区”等优惠的税收政策,然而终究由于其区内综合配套的营商条件不理想,而没有达到吸引先进产能,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目的。

第三,中国特殊的情况也让中国难以简单复制美国的减税政策。中国依然拥有大规模的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国有企业的改革是中国本轮供给侧改革的重头戏,简单降税并不能提高其经营效率。同时,中国依然有几千万尚需脱贫的人口。作为一个大国,不平衡的地区发展现状决定了中国必须有一个强财政能力的中央政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间断地进行相当规模的转移支付。

当然,综合税赋水平对于企业投资有重大影响,任何一个国家的改革者都不能忽视。因此,2015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所提出的“三去一降一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包含相关的内容。与美国本轮降低企业的名义税收来减轻企业负担不同,中国所追求“一降”——也就是降成本的目标时,着眼点更多放在降低企业的综合成本上。

要达到降低企业综合税赋目标,一是要不断完善市场经济的相关法律法规,持续提高各级政府的服务水平,通过各种制度设计和办事流程规范最大程度上消除政府对商业行为的不当干涉,真正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二是要给民营企业平等竞争地位,开放国有垄断领域给民营资本,通过民营资本的“活水”来盘活国有企业因长期垄断形成的一滩滩“死水”,从而释放市场活力,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从根本竞争格局的角度降低各个领域的综合成本。

(作者为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中航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编辑:袁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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