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牟其中的戏剧性人生，并不在于其从“受益者”变为“受害者”的落差，而在于此种“体制”、尤其是对此种“体制”进行实用性开发时，“受益者”与“受害者”本是集于一身的。
＊首发于订阅号“雪珥观天”
雪珥盘古智库学术委员
中国改革史、战略史学者
百载不堪几轮狂——遥寄牟其中先生
牟其中先生出狱了，已过75岁。
进去的时候，他是一位老斗士；出来的时候，依然是一位更老的斗士。这几天，他的联句正在热传：“人生既可超百载，何妨一狂再少年。”很励志，狂气依然。
斗士，不是大多数人能为、愿为、或敢为的。人们关注牟其中，是非曲直之外，他的斗士性格应该是其中很大一部分，这就如同一面镜子，让人们看到了自己内心的一部分：所向往的、或者所畏惧的。牟其中这样的狷狂斗士，在国史上并不鲜见，有的是发自内心的真狂，有的则仅仅是为了表演的佯狂、通过撒泼来撒娇。只有经过大时间段的过滤，才能鉴别狷狂的种类。
牟其中显然不是佯狂，而不幸的是，这大约也正是他人生悲剧的原因——他居然如此当真！对于他这种狷狂，我钦佩、但并不欣赏。倒是夏宗伟女士与他之间的那种深情，经过时间的锤炼和压榨，散发着最美好的凝香，锻造成为这个时代早已稀缺了的珍品。去年寒冬，我在京师北郊授课，正赶上电视里播放夏宗伟的专访，看得我热泪盈眶。那天，我用这个故事作为讲课的开篇，课程的主题则是“政商关系”，学员们都是体制内的官员。
对于牟其中的悲剧根源，有着各种各样的解释。为牟抱不平的，大多数都将此归咎于“体制”。三十多年来、甚至一百多年来，“体制”的确是一个最方便的靶子，无论政商学、无论左中右，当需要为中国的种种问题寻找根源时，都会不约而同地指向“体制”。中国的“体制”的确有病、且有大病，改革本身不就是对“体制”的不断突破、修正、调整吗？这个突破、修正、调整的过程，在旧“体制”看来，几乎必然是生产所谓“原罪”的过程——“原罪”未必是个贬义词。
但是，人们容易回避一个前提：“体制”是哪里来的？是天上掉下来的陨石，不幸而砸中了中国人民？还是从中国这片土壤里生长出来的，有什么样的土，结什么样的果？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当“体制”仿佛成为万恶之源时，你我他、包括“体制”内的那些主要螺丝钉们，也就成了无辜者、受害者。这无疑有利于自我心理诊疗。
不必讳言，牟其中曾经是“体制”——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体制”的缺陷——的受益者。他那著名的“一度”理论，就是对“体制”缺陷的深刻认知，并在这种认知之上对“体制”缺陷进行最为实用主义的开发与利用。扪心自问，“体制”若完美，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机会又从何而来呢？这些年如此多的中国企业来到发达国家，无论国有还是民营，很少见到有几个能真正挣钱的，无他，此地“体制”缺陷能提供的机会少了。
当然，牟其中也是“体制”的受害者。十多年来，他对“平反”的孜孜追求，正是最大的见证。也正是在无尽的各种上访中，夏女士的执著让我们看到了伟大的“相濡以沫”。
牟其中的戏剧性人生，并不在于其从“受益者”变为“受害者”的落差，而在于此种“体制”、尤其是对此种“体制”进行实用性开发时，“受益者”与“受害者”本是集于一身的。趋利避害的要诀，客观上是运气，主观上则是沉默是金、和光同尘。牟其中却偏偏有着高调的嗜好，虽乐于“同尘”，却不屑“和光”，这既可能有着“得了便宜还卖乖”的矫情，也可能有着追求公益超越私利的壮怀。中国特色下，这样的人不出事，谁出事？
说到底，牟其中是将企业家、社会活动家与政治家的定位彻底一锅烩了。即便在狱中，牟其中也慷慨地抨击“在商言商”，认为这“与当年‘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的中华民族存亡之秋时，提倡‘勿谈国事’、‘读书救国’一样，有百害而无一利。‘在商言商’在风平浪静时可以，对一般企业家不但可以，而且必须，但对于企业家中标志性的人物不行。当有人要消灭自己代表的这个社会群体时，还把头埋在沙土中幻想‘在商言商’，就无异举着白旗，带领大家投降去了。”（牟其中：“在商言商”无异于举白旗投降，http://finance.sina.com.cn/chanjing/cyxw/20151113/151323762912.shtml ）
这种慷慨陈词忽略了一个基本的前提：倡导“在商言商”，未必就是倡导“莫谈国是”，而更可能是探索如何更有效、更有建设性地“善谈国是”。此种“在商言商”，并非对“在商言政”的自我禁锢，而是自我超越：如何“言政”。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当某些企业家痴迷于在180字的微博上指点江山时，那绝非“言政”，而仅仅是“言政表演”，不仅无益，且易生非，甚至招祸。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未必能将自己的企业治理得像样，却认为那轻飘飘的几句话就能为治理国家出谋划策，这样的自信未免有些过头。
政治、或者说政商关系，对于企业家来说，就如同空气与水一样，不可忽略。所谓的“亲近政府、远离政治”，是自欺欺人的说法。很多企业家将这句话挂在口中，那是因为将“政治”等同于“政争”了，等同于投效哪个山头了。相当一些落马的著名企业家，其问题不在于关心政治，而是卷入政争。超越政争之上的政治，才是值得关注的，也是相对安全的。这方面，孙大午及其“私企立宪制”的尝试，就给政商学三界都提供了很好的样本。
中国的企业家不甘于“在商言商”，好啊，但首先就是要关注技术、路径等细节，这与企业管理是一样的。慷慨陈词、乃至大言炎炎，最多只能算是企业形象包装，而绝非治理方式。偏爱宏大叙事、偏爱“主义”，不关注治理细节、不关注“问题”，是中国特色的病态，政、商、学三界都如此。
有人称中国的企业家不是在监狱，就是在通往监狱的路上，其实，这何尝不是很多官员的宿命呢？对于中国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来说，要走出这种中国式宿命，必须齐心协力，而非简单地指控“体制”——所谓“体制”，不就是你们共同构成的吗？中国之病，是你们共同造成的，别装无辜清纯；中国之病愈，也必须依赖你们共同的努力。请看，牟其中出狱了，等着进去的人难道还少吗？
在《南德集团理事会关于牟其中刑满释放的声明》中，这样说：“此次释放是牟其中先生平生第三次获得释放。前两次共计关押5年半，这一次近18年，三次共计关押23年有余。前两次均经中央领导直接批示得以平反，这一次仍在立案再审的审查程序之中。三次关押均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有关。”
这样的字句足以令人拍案叹息：以牟之见识、尤其丰富的牢狱经验，何必仍孜孜于官家在形式上之认可？何必继续给自己寻找言辞的护身符呢？这并非与时俱进，而是缺乏自信。
我认识一位曾经叱咤风云之长者，盛年时政坛落难，甚至被遣送回乡、失去了城市户口，痛过之后潜心创业，30多年后，他的企业达到了年利润数亿；而与他一同落难的一位同僚，用同样的30年不断上访，最终也赢得了一纸平反。两相对比，足以感慨呀。同样的，褚时健和孙大午也经历过牢狱之灾，却不改豁达，不斤斤于讨说法、追求所谓“平反”，最终给了自己、给了亲人、给了朋友以最大的解放与解脱。
以当下的各方面环境看，牟其中最好的出路，乃在于回归他真正的专长——做个思想者。平心而论，他从来不算是个“企业家”，那个年代走出来的也没几个堪称“企业家”，最多是冒险家。失败是他们的宿命，大多数在攀登途中摔下了深谷，一部分见好就收得以保全，只有少部分“幸存”至今，继续挣扎着学做“企业家”。相比牟的生意、企业，尤其相比牟那些在商业上曲高和寡的宏大设想，牟的阅历、苦难、思考，于己、于人甚至于国都更有意义。我们期待一个“真思想者”，而不是一个“伪企业家”。
早年，牟其中曾填《虞美人》，词曰：
九人踏雾入山来，
重登太白岩。
一层断瓦一层草，
不似当年风光一般好，
垣颓柱斜庙已败，
何须再徘徊。
愿去瑶池取玉柱，
莫道大好河山无人顾。
“不似当年风光一般好”，这才是人生常态。或许，最大的“徘徊”正是孜孜于“少年狂”。人生即便真能“超百载”，却又够几轮“少年狂”呢？
恭喜。安好。祝福。
（2016年9月27日，悉尼）
原文经作者授权后转载
雪珥
盘古智库学术委员、澳大利亚太平绅士，中国改革史及战略史学者。文化部恭王府特聘研究员、近代改革研究室（雪珥工作室）主任、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学术顾问、海南海洋安全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塔里木大学（新疆）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EMBA/ExEd 授课教授、长江商学院 EMBA 授课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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