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会否挑战“华盛顿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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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盘古智库2016金砖机制与全球治理论坛在京举办。盘古智库印度研究中心顾问、国家发改委国际司原副巡视员林大建，前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参赞邓俊秉，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力资源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周晓光，商务部研究院世界经济所所长梁艳芬，盘古智库学术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DRC）研究员吴庆，盘古智库研究员、南非在华学者 Kwesi Prash 出席了“金砖五国经贸与合作——融合与发展”分论坛，并展开了热烈讨论。

*本文由盘古智库学术研究部实习生金佳莉整理

“金砖五国经贸与合作——融合与发展”分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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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砖五国崛起：全球治理实操的新变化

谈及金砖五国间的合作与融合趋势，盘古智库学术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DRC）研究员吴庆表示，金砖五国之间的差别相当大，五国在经济领域也各有特色。中国不是资源型国家，三十年以来中国的快速发展导致中国需要购买越来越多的石油与矿石，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石油、矿石价格的上涨，从而也给其他金砖国家带来了福利。因此，尽管在政治层面及更广阔的经济层面上，金砖五国被划为一类；但不容忽视的是，这五个国家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且这种差异将会持续存在。所以，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里，五国会有更多更紧密的合作、融合与发展。

盘古智库印度研究中心顾问、国家发改委国际司原副巡视员林大建司长围绕其工作中的感受进行了发言。林大建司长认为，在谈及“金砖五国机制”时，大家似乎都认为这五国的共同点较多，例如，都是发展中大国，都面临着共同的问题，也对国际治理有着共同的愿望与诉求；但落实到实际合作时，却又似乎很难找到共同点，这一点具体反映在金砖五国机制的议题设计过程——很难找到共同点。曾在国家发改委参与BRICS机制协调的林大建司长认为，在已找到的共同点中，BRICS机制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协调相对愉快。当然，林大建司长认可金砖机制自运行以来已获得了比较长足的发展，尤其强调了这届G20峰会对金砖机制的作用与影响。

谈及全球治理，曾于08、09年金融危机在欧盟常驻的林大建司长提到，她当时曾多次与欧洲智库进行讨论，不同于我们概念中的“全球治理”，欧洲智库概念中的“全球治理”十分具体，例如，IMF应给中国投票权，应让IMF里有中国的人，诸如此类。在林大建司长看来，这实际反映了，不同于美国的智库，欧洲的智库有其人文传统与社会民族主义传统，由此，欧洲的智库认为金融危机证明全球体系亟待变革，而谈及具体变革，就会一再提到“投票权”等。

林大建司长认为，全球治理和金砖五国机制的背景就是新一轮的全球化，而这一轮全球化的特点就是要消除世界上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如此，金砖五国的崛起就是其中最关键的内容，因金砖五国的崛起就代表着由新一轮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治理从理念到操作上的变化。林大建司长也认为，将发展问题放到全球治理框架里面，如何认识发展问题、如何推进发展问题，对于金砖五国机制、G20、全球治理来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接着，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力资源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周晓光从其自身留学经历出发，围绕中印两国关系进行了发言。周晓光秘书长提到，他最早接触印度是在英国留学期间，他和几个学生住在一个大公寓里，其中有三个印度人，就这样，他和印度人民一起度过了两年多的时光，而正是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了解了许多印度文化、印度青年人的想法及印度国内的一些情况。周晓光秘书长提及他的亲身感触：首先，两国都是很令人骄傲的文明古国，也正是如此，两国的每一个青年都在交流过程中展现出了他们特有的骄傲与自豪；但相比而言，印度的青年更有朝气——他们可以更快地融入到英国社会，例如，迅速地开始办party，和英国年轻人一起泡夜店，而中国的大部分学生还是宅在宿舍看书。

从这些最初的接触与由此产生的印象中，周晓光秘书长开始理论性地考虑这些问题，他发现，一个国家的年轻人和其国家，或者说，和历史传承下来的文化有极大的关联性。就像人们如今所看到的，印度是个很神奇的国家，神奇在何处？就比如，在孟买这一个城市中，人们可以看到世界顶级富豪、最有钱的年轻人与最贫穷的年轻人生活在一个社区里，在北京，人们就看不到这一点。周晓光秘书长进一步提及印度年轻人生活方式的西化程度非常高，印度IT企业、互联网企业的国际化程度也远远超过中资企业，而印度的大型企业中也有很多成功经验值得中国去学习。

谈及两国互补之处，周晓光秘书长认为，高端制造是中国需要输出的东西，而印度很多偏软件的产品则是我们需要引进的，且两个巨大市场本身在基础设施建设、硬件设计和制度建设上就存在着巨大的互补性，而这些互补就是两国交流的契机所在。

商务部研究院世界经济所所长梁艳芬也从其自身参与的工作准备出发进行了发言。梁艳芬所长提到，商务部已着手有关明年金砖国家峰会的一些准备工作，而在现有的讨论中，大家都关注明年金砖国家怎么做才能在合作方面能够有所突破。因为如同去年分析今年G20峰会那时候所面临的形势，如今金砖国家面临的形势一样十分严峻——各国形势差别很大，政局也有不同变化，风险很难预料，也有很多不确定性。梁艳芬所长表示，商务部相信明年金砖国家峰会也会有所突破，就像今年G20峰会成功地完成了其使命，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达成了诸多协议和原则，出了很多具体的成果，但商务部也意识到金砖五国正面临着一些困难。就比如，五国的经济发展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中国和印度分别还保持着6.6%和7.6%的高度增速，但俄罗斯、巴西经济就出现衰退，且明年也不会有很大的改善，而南非的状况同样也不是非常乐观。面对如此复杂的经济环境，如何找到共识也会成为明年部长级会议、金砖国家峰会的一个重要任务。

梁艳芬所长接着表示，通过讨论发现，“高与低的结合”“粗与细的结合”则有可能成为一个重要突破点。之所以谈“高与低的结合”，是因为中国和印度都处在高经济增长速度，而增长速度比较大的国家合作可以找到共同的语言。在金砖国家机制中，如今已有一些比较成熟的合作机制，如五国海关、中小企业都有一些联动机制，诸如贸易便利化等问题也希望能够在金砖机制框架下来进行。而在梁艳芬所长看来，至少中印双边可以谈这些问题，例如，两国可以在高速发展中扩大自由贸易协定，并慢慢扩展到金砖五国，即从一个起点慢慢将其成果推广开来。

其次，梁艳芬所长提到五国的贸易结构，金砖五国贸易产品的第一大类产品中大多是农产品、机电产品、矿产品、资源型产品，而这些产品在全球经济中价格大幅波动，尤其对俄罗斯、巴西的经济造成了伤害，这很大程度上是由定价机制不合理造成的。由此，在梁艳芬所长看来，或许金砖五国可以就这些方面，尤其是定价机制方面进行一些合作；至于粮食和农产品，或许金砖五国也可以就共同认证、检验检疫、农产品价格协同机制、进出口方面合作这些方面有所作为。针对投资，梁艳芬所长认为，在G20这么大的一个框架下都出台了《投资指导协定原则》这么一个大成果，那么也要理由相信金砖五国也可能就投资方面做成一个指导性原则。最后，梁艳芬所长表示，明年的金砖五国领导人峰会可以借鉴今年的G20经验，也希望能够延续这份G20热情，同时也对盘古智库表达了殷切希望。

随后，针对梁艳芬所长的发言，吴庆研究员进行了补充。他提及了一位学者的研究成果与梁艳芬所长所讲内容的衔接之处：首先，石油价格下跌趋势性的变化是由于新技术的出现、技术的革新换代导致的。比如，挑战石油价格的是开采技术的进步——可以开采以前不能开采的那些石油；开采成本也有所降低，且按照目前的趋势，开采成本会更低。而这个趋势可能会对金砖五国其中的一些国家会有更大影响。而谈及矿石价格，吴庆研究员认为，矿石价格之前之所以很高，在于两大原因：一是中国的进口量太大；二是中国的钢铁产业集成度太低，竞相抢矿石之下把好处转移给了中国的交易对手。而如今，中国钢铁产业已经过剩，中国现在也正在去产能，更重要的是，中国正在通过兼并收购提高市场集中度（宝钢和武钢已经迈出第一步），这种市场结构和宏观经济的变化对于未来铁矿石价格的变化也会有趋势性的影响。所以，未来金砖国家之间的差距可能会进一步扩大。

谈及中印之间的经济合作关系和互补程度潜力，吴庆研究员用一件身边事进行了一次非常“接地气”的诠释。他谈到，他曾经的邻居是一位印度老头儿，独自在北京待了很多年，后来不幸得了心脏病，在北京做手术后需要持续地用药，而由于这个用药原因，老头儿回到了印度——尽管他非常愿意留在北京工作。借此，吴庆研究员向我们说明，中印两国之间的互补潜力很大，也正像之前梁艳芬所长所说的，两国之间谈困难也会小很多。

随后，盘古智库研究员、南非在华学者Kwesi Prah（普凯思）进行了一次“非常诚实”“非常直接”，也“非常清晰明了”的发言。首先，Kwesi Prah研究员开门见山地表示，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我们有必要也能够就当前所面对的状况是什么、目前所遇到的挑战是什么、主导市场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达成一个共识，因为只有了解市场才能进一步去控制市场。同时，中国、印度、南非不断向前发展的这个过程也会对全球市场产生重大影响，但这种影响是不同的。在Kwesi Prah看来，目前的挑战主要在于各种对资源的掠夺及由此产生的冲突与争端。

Kwesi Prah研究员也认同，目前的金砖五国已经很难去寻求利益的共同之处、利益上的共同点。由此，在Kwesi Prah看来，对于五国来说，找到一个共同的、捆绑的、大家能够达成一致的主题是至关重要的。针对非洲，这位南非学者认为，泛非洲主义在接下来几年甚至十几年中仍会是一个主导话题，统一和团结是非洲所要追求的方向。

而在Kwesi Prah看来，金砖机制所衍生的一些机构不应该像之前传统意义上的机构那样去运行，如新成立的金砖开发银行就应该去保护各方人民的利益及人民创新创造的能力。Kwesi Prah承认其中存在着复杂的利益问题，就比如新成立的金砖开发银行发行的相关绿色证券没有流向民众的手中，而是流向了那些已经在市场上获取相关垄断地位的公司，但他表示，无论如何，对于金砖五国来说，制定出一个发展的概念仍然是很重要的，以便于达成今后所要实现的目标。

2

中国模式会否挑战“华盛顿共识”？

随后，在场嘉宾展开了热烈的自由交流。

林大建司长对Kwesi Prah研究员的观点表示了认同。她认为，在新一轮全球化的过程中，不同于之前的“华盛顿共识”，如今中国有一个新的发展理念。由此，对金砖五国来说，也完全有必要形成一个共同的发展理念。谈及自己的愿景，林大建司长表示自己的愿景是消除这个区域的不平衡，而这与Kwesi Prah的观点是相通的。林大建司长还表示自己特别支持Kwesi Prah“现在的银行应该不同于原来的银行”的说法，即在发展理念改变以后，市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随之而改变，我们不再落脚于“利益”上，而是“人”上，而这种转变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针对“中国经验”和“华盛顿共识”这个话题，各位嘉宾之间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在对吴庆研究员疑问（“新的共同发展理念”与现在的理念，尤其是与“华盛顿共识”到底有何不同）的回应中，林大建司长对其观点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不同于原来追求利润最大化，新理念要求我们着眼于“人”，要求我们更注重人的发展。而只有从理念开始，事实上的做法才能到来。其中，首先是要消除区域不平衡，中国的西部大开发、重振东北老工业基地这些做法就是基于该目标；“实际效果”和“理念”之间固然存在着差距，但不能因为“实际效果差”而去抹杀“理念”本身。谈及“中国理念”和“华盛顿共识”的区别，林大建司长认为，中国需要考虑社会的效果，而不是完全由市场决定一切，典型例子就是中国的扶贫事业，如今的“一带一路”正是在向沿线国家推广这一经验。

Kwesi Prash研究员认为，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政治制度去支撑自身的经济发展，就像在五国中政治制度非常稳定的中国，可以支撑包括经济在内的整个社会平稳向前发展。但着眼于国际，国际上不同机构、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不管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之间，还是非洲国家之间，他们之间的交往关系都是不平等的。谈及对此的措施，Kwesi Prash 研究员认为最重要的是去定义价值的分布，即确定何为有价值的东西，而这就需要去挑战那些来自世界银行，来自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既定权威，继而重新定义我们所要实施的框架与理念。

对此，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庞中英则表示，不应该将“华盛顿共识”和中国模式、中国经验截然对立起来，否则会形成一个新的二分。庞中英教授认为，在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中国与“华盛顿共识”的联系非常密切；1945年建立的国际金融机构和世界贸易组织虽然有不足，有问题，但总体来说是好的。在庞中英教授看来，我们既有的使命、金砖国家机制的使命是去把既有的框架改好，而不是另起炉灶，因为我们也在那个“灶”里，另起炉灶就是自己革自己的命。对此观点，吴庆研究员表示了认同，他表示，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成就多来自于改革，而当今世界体系未来最可能的正确路径也应该是改革，而非推倒重来。

随后，盘古智库印度研究中心高级顾问、中国驻孟买前总领事刘友法则就“共同发展”这个话题表达他的想法。在刘友法领事看来，共同发展的前提条件有二：一是战略思维的对接，因发展的思维主要是战略思维；二是产业政策的对接，即市场对接、基础设施对接、网络对接、资源对接、治理对接等，以上是实现共同发展的基本保障。刘友法领事接着进一步提及共同发展的四个均衡，一是职与权的相互均衡；二是政府与市场的相互均衡；三是发展的均衡；四是利益的均衡发展。

接着，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长期从事南亚研究的韩华教授与嘉宾们分享了自己的想法——以多边促双边可能是促进中印关系的关键所在，并向梁艳芬所长提出疑问，梁艳芬所长所提及的五国之间可以达成的类似于G20《投资指导原则》的指导原则是怎样的。梁艳芬所长对此作出回应，《G20框架下投资指导原则共识》是G20峰会的重要成果之一，因此也希望明年的金砖五国峰会也可以达成一个类似的指导原则，它可以是一个框架性的东西，而不只局限于某个方面。同时，梁艳芬所长对韩华教授“以多边促双边”的想法进行了补充：无论是双边还是多边，最初还是需要国家之间各自就一些方面（如关税减让、非关税便利）作出承诺，而每个国家的要件是不同的。如果要在五国之间达成共识，就需要五国对一个最终结果有共识，这就比较难，从这个意义上讲，双边较多边可能更容易些。

盘古智库高级顾问、前中国驻印度大使周刚也在自由交流中进行了发言：虽然金砖五国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主要表现在历史发展和社会治理方面；但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在于，五国的共同利益仍然大于以上差异。五国的共同利益有三，一是和平，没有和平就没有发展；二是发展；三是合作，合作才能双赢、多赢、共赢，而不是你输我赢。由此，在周刚大使看来，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金砖国家是有基本共识的，这也是金砖机制牢固的基础所在。

谈到金砖机制的问题，周刚大使认为，对于金砖五国来说，主要需要处理好三大关系：一是金砖五国之间的关系，即五国需要强调团结、共同利益、合作与共赢，需要妥善处理好他们之间发展、战略方面的不同，也需要在某些利益摩擦、历史遗留争端方面存大同求小异；二是金砖国家与非金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即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同是发展中国家的金砖五国发展速度快、发展水平高，但却不能高人一等，而得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甚至得在某些方面代表某些不发达国家的利益，荣辱与共；三是和发达国家的关系，即虽然两者有竞争关系，但为了共同发展，也为了世界和平，两者之间应是对话而不是对抗，且从某种意义上讲，发达国家确实也在各个方面援助着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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