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14日 23:10:12 智谷趋势

◎作者 | 灰鸽

◎来源 | 灰鸽叔叔(unclehuige)  已获授权

延续自己的自私与冷漠,当然是一个最糟糕的选项。但这时候就算跪倒与祈求谅解,也无非是落得一个戏精的骂名。

01

去年冬天,在日本,留学生江歌容留了闺蜜刘鑫,却被刘鑫的前男友杀害。当她踉踉跄跄地拍打房门呼救时,刘鑫没有开门。

刘鑫也没有难过。在她的世界里,江歌像从未出现过。他开开心心买包,高高兴兴过年。

所有和江歌有关的信息,她都表达出高度的反感——人又不是我杀的,你想让我怎样?人都死了,你们为什么还要毁掉我的生活?

用冷漠对抗善意,用仇视对抗指责。就这样,站在整个世界的对立面。

最爽快的方法,就是说,刘鑫你这个臭娘们,法律制裁不了你,我们道德制裁你!你没有人性!你这辈子都找不到工作!然后留言区里大家说,对对对,作者说得对啊!

我也很不喜欢刘鑫。尤其她讲话中永远不停地提及“我”的逻辑。法律是做人的底线,但做人不可能贴着底线。当她带着棒球帽酷酷地出现在江歌妈妈面前时,舆论的结局便已经注定。

看着这个自私、冷漠的年轻人,我突然想问自己两个问题:第一,如果我是一年前的刘鑫,会怎么做?

我会开门吗?——按道理说应该会,但也有可能不会。我想起我在汶川采访时,恰逢一次六级的余震。看到头顶掉落的砖块,我拔腿就跑,好像还撞到了一个人。等到惊魂刚定,趴在路边喘气时,看到那位被我撞到的——人民日报的记者——也慌里慌张地跑来,一脸不满地看着我。

我有许多在灾区采访的照片,都在人民日报那位记者的相机里。我再也没有见过它们。哪怕我当时使劲儿地道歉。

面对危险,我知道应该更沉稳、更勇敢。但危险真的来临时,我未必会如想象得那么沉稳和勇敢。

我羞愧至极。

更令我不安的是,我还做了一个更糟糕的假设:如果被我撞到的人民日报记者,恰好被掉落的混凝土块砸死了,而周边又没人看到,我会跑到报社,向赶来奔丧的家属忏悔吗?

我问了一位心理系的教授。他对我说,当一个人闯的祸或者受的恩超过他的接受度时,他在心理上就会高度排斥这件事情,甚至臆想出一些场景和细节,告诉自己这件事情不存在,这件事情不重要,和自己的关联不大,从而让自己维持表面上正常的生活状态。

“这是一种防御机制。运气好的人,可以骗自己一辈子;但大多数人,终究要去面对。”教授说,“只要你还有人性,它就一定会不停折磨你。”

刘鑫终有一天会面对。当她再次听到敲门声的时候,当她再次端起馄饨的时候,每一个生活的细节都会拷问她的臆想与逃避。用自私筑起的防御,其实不堪一击。唯有跑到江歌的墓前大哭一场,才能化解一二。

刘鑫得知道,只有面对,她才有可能活得和以前接近一些——她已经不可能和以前一样。

除非她敢抛弃人性。

02

第二个问题让我烦恼了很久:如果我是现在的刘鑫,会怎么做?

延续自己的自私与冷漠,当然是一个最糟糕的选项。但这时候就算跪倒与祈求谅解,也无非是落得一个戏精的骂名。

以全民声讨的形式告知她“终究要面对”,是她迟迟不愿面对所需要付出的代价。

站在悬崖边,自己亲手堵住了所有回去的路。仿佛只有一死,才能告慰天下。

我当然不主张去寻死。舆情如刀,但这刀只能用于惊醒,不能用于杀人。诅咒者无非一哄而散,只留江歌妈妈陷入逼死她人的道德困境,于事件毫无价值。

好在刘鑫也不像是抑郁或寻死的人。

她也不用接受法律的审判。最多出庭当个证人。

但她得知道,她的生命里有过一个叫江歌的人。所有的指责,哪怕再难听,也是在针对她自私的逃避。她需要打扮得庄重些去见江歌的母亲,面对指责时少一些无谓的辩解,即便辩解也不要老是“我我我”——如果你只在意自己会活得怎样,那么旁人就会在意除了你之外,其它人活得怎样。

有人死了。有人生不如死。你不能在这时候奢望别人同情自己。

至于看上去素质堪忧的刘鑫妈妈,可能是希望自己的女儿忘掉这一切,切断所有和这个事件的联络,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里吧。

然而,一个正常的生活轨道,只能选择面对,哪怕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

也不能选择逃避。

一个背景声

“那位人民日报的记者,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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