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银监会、工信部、公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联合发布了《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标志着我国网络借贷行业正式进入监管时代。
《办法》引入了国际上的小额豁免原则，将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下称“网贷机构”或“网贷平台”）的借款额度限定在小额之内，在此基础上不发放牌照，采取备案制监管；与此同时，通过十三项负面清单，严格约束了网贷机构的业务范围，进一步杜绝了其银行化的可能性。
整体上，《办法》张弛有度，在给予行业合法性的同时，为其发展创新留下了一定空间，但依然未能摆脱我国固有的“划江而治”的金融监管框架。
基本实现了监管一致性
互联网金融兴起之后，金融界有一种批评声音，认为监管不一致：很多业务，互联网金融可以随便干，但是持牌的金融机构不能干；互联网金融并不是创新，而是监管套利。
在监管真空之下，许多网贷平台干着银行、小贷或者金交所的事情，但是却没有任何牌照，同时又不会受到有关监管部门对上述持牌机构的约束。例如，银监会就《办法》答记者问时称 “目前，许多网贷机构背离了信息中介的定性，承诺担保增信、错配资金池等，已由信息中介异化为信用中介”，然而却没有受到监管层对其资本充足率等指标的约束。
这样的状况，显然是危险的。近年来从监管人士到学者，曾多次提及对监管不一致的担忧。今年3月，央行副行长潘功胜在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成立大会上明确指出，“要坚持监管规则的公平性，不论金融机构还是互联网企业，只要做相同的金融业务，监管的政策取向、业务规则和标准就应一致，不应对不同市场主体的监管标准宽严不一，引发监管套利。”
此次《办法》，在引入小额豁免原则的同时，在借贷领域的监管基本做到了一致性：小额（企业500万，个人100万）的借贷得到监管豁免，个体之间自由借贷，无需牌照，采用备案制进行监管；对于大额借贷业务，只有持牌机构才能做。
这里对小额的界定也体现了一致性，比如银行业通常对小微贷款的定义就是500万以下，而消费金融机构针对个人的单笔贷款上限也是20万。
监管与司法的接轨
此前存在一种矛盾，在监管办法正式出台之前，互联网金融的一些业务，从监管角度是被“容忍”的，但在司法角度已经违法，尤其是跟非法集资相关法律规定相比。
诸如监管部门默许网贷平台进行相对大额的借贷活动，个人单笔超过20万、合计超过100万，企业单笔超过100万、合计超过500万的情形并不鲜见。然而，这种局面与司法解释是相冲突的。
201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
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
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
……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的“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
（一）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500万元以上的；
此次借款限额的具体标准，也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与司法机关的接轨。
借款限额是《办法》被争议最多的焦点之一，众多网贷平台都面临较大的整改压力。除了风险分散的考量，监管部门的用意或许在于：鉴于通常来讲网贷是一种高息的借贷活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阳光化、互联网化的民间借贷，因而对借款额度采取一定限制是可以理解的，有利于金融秩序与社会稳定，以保证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
简而言之，从监管逻辑的同一性而言，上述两点都是本次办法的一大进步。
“补充思维”
每一次创新，都是因为挑战“旧势力”，重新搅动市场格局，使得新旧力量都激发了斗志和革新的力量，整体上促进市场的进步，造福消费者。
中美网贷行业在2016年都遭遇了重大变化。以Lending Club欺诈事件为标志，美国网贷行业遭遇困境，但美国监管部门并未因此大幅收紧监管政策。网贷平台在提高借贷效率、降低金融成本、改善用户体验等方面的积极意义，被广泛认可。
《办法》对网贷平台的业务限制极其严格。这其中，负面清单由原征求意见稿的十二条增至十三条，新增了“开展类资产证券化业务或实现以打包资产、证券化资产、信托资产、基金份额等形式的债权转让行为。”
然而，许多类资产证券化业务，是对低效的资产证券化市场的替代，它会促进原有资产证券化市场提高效率。多年来，尽管中央政策层面一再呼吁，但是资产证券化市场迟迟未能打开局面，发展状况依然远远滞后于成熟市场。在此情况下，为什么要一刀切地将资产证券化的大门对网贷平台关闭呢？
通过这十三条负面清单的种种严格限制，最终把网贷行业的业务范围限制在传统金融最不擅长的领域，也就是替代性最弱的领域——小额贷款，并且仅仅只能以网络信息中介的形式介入。
很遗憾，这体现了监管层划江而治的思维，而不是市场竞争的思维。网贷被放进了“补充”的篮子，它对金融变革的鲶鱼作用被遏制了。
边界与灵活度
平心而论，《办法》并没有将网贷行业的创新空间完全封死，虽然给出了很严格的边界，但在边界上也有一些灵活度。
第一，征求意见稿出台后业界高度关注的债权转让是否可以做，在《办法》中留出了口子。负面清单第八条称“开展类资产证券化业务或实现以打包资产、证券化资产、信托资产、基金份额等形式的债权转让行为”。债权转让并不是不能做，而是不能开展“类证券化”的债权转让。
第二，对关联人借贷比征求意见稿放松了。《办法》禁止网贷机构“为自身或变相为自身融资”，征求意见稿此处的表述为“利用本机构互联网平台为自身或具有关联关系的借款人融资”。两相比较，显然《办法》的表述放松了。
第三，在具体监管上，给了地方金融办一定的灵活度。《办法》对网贷主管机构银监会和地方金融监管机构职能进行了分工，实行“双负责”原则，即有银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对网贷业务实施行为监管，制定网贷业务活动监管制度；地方金融监管机构负责网贷机构的监管。
第四，默许了授权决策的合规性，平台可以向投资人提供自动投资工具。《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未经出借人授权，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不得以任何形式代出借人行使决策。”征求意见稿此处的表述为“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不得以任何形式代出借人行使决策。每一融资项目的出借决策均应当由出借人作出并确认。”
（作者系零壹财经创始人、CEO柏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