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3日，是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舆情爆发的一天。我们特别理解社会公众对这种非常事件的愤懑之情，毕竟这种“挑战人伦底线”之事，已非第一次发生。现在，警方已经开始调查，攸克君相信，此事必定会有结果，施虐者，必然受到法律的制裁。
不过，漫天的愤懑与声讨，甚至对肇事者“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般的吁请，却不应是这一事件的终点。惟有仔细思考其成因，缜密寻找解决之路径，才能在严刑峻法的惩戒之外，从制度层面理顺其间关系，让这种挑战“人伦底线”的行为，真正成为小概率性的事件甚至从此绝迹。
近5年来，大城市但凡家有儿女的家庭，都曾深刻体会到“上幼儿园之难”，甚至难过“幼升小”、“小升初”。提前半年在各类幼儿园排队“占坑”的现象，几乎已成常态，个别优秀或者声望甚高的公立或者私立幼儿园，更是“学位难求”，“拼爹上学”大有从小学，向幼儿园蔓延之势。
更为深入地研究这一现象，可以很快发现，幼儿园（包括幼儿园、托班等学前教育服务的统称）阶段的教育服务，在北京、上海等特大型城市，明显呈现出供需不平衡的状况，无论是公立幼儿园，还是私立民办幼儿园，在特定时段和区域，需求远远大于供给。
由于幼儿园不属于义务教育，因此，财政支出不是必选项，也不是全覆盖。从市场化的逻辑理解，阶段性、特定区域的强大需求，应该不断刺激出供给，并产生竞争的局面，最终形成供需平衡才对。但是，我们却看不到幼儿园雨后春笋般的涌现于市场，相反，上幼儿园的“筹划周期”，越来越早，越来越难。
供给卡在了哪里？更直白地说，资本为什么有钱不赚？答案是“想赚钱而进不去”。其中有极其复杂的历史和环境成因：由于幼儿园服务的对象，是学前年龄的儿童，因此，影响重大而特殊。这就造成了一个相对矛盾的局面——政府财政支出不对幼儿园全覆盖，但作为监管者，又为开办幼儿园设置极高的门槛，这是幼儿园供应不足原因之一。
对幼儿园开办的“高要求”本身没有错误，但是，在一些案例中，这种“高要求”，被少数人利用，形成了“行政性垄断”的局面。这种局面，导致只有少数资本可以进入这一领域，不但供需矛盾不能得以缓解，相反，会产生一种更为扭曲的关系以及价格体系。
在上海携程托儿所虐童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家当地妇联机构下属单位的身影。这家下属单位，论及资本实力、业务水平恐怕都不算高，却在特殊的环境中，成为为数不多的可以进入这个市场领域的机构，自然而然，获利颇丰。
在这种不充分竞争的、扭曲的市场环境中，入局者一方面可以向家长收取“垄断高价”，因为“除我之外，难有他选”；另一方面，入局者又可以压低人力资源价格，用低价聘用、雇佣难于胜任幼儿教育的工作人员，从而获取最大的利润空间。
于是，低素质的、不合要求，甚至没有资质的工作人员，点燃了虐童事件的导火索。攸克君曾了解过一些幼儿园教师的工资水平，平心而论，在当前的市场上，这样的价格，确实无法雇佣到优秀的幼儿园教师，从而形成这种扭曲关系的基点之一。
并非没有机构或者资本，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雇佣高素质的幼教人员，通过提供更优质的教育服务，经营获利。但是，他们未必进得去这个市场，异化为“行政性垄断”的高门槛，将这些资本，挡在了门外。
正因如此，解决幼儿园的供需关系矛盾问题，必然需要从供给端入手。既然幼儿园不是义务教育阶段，财政支出没有“全覆盖”的必选项，那么，就应该创造各种条件，让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到幼儿园领域，让市场规律在幼儿园这种资源的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而逐步改善供给，平衡供需关系，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满足社会公众对于幼儿园教育服务的需求。
其中，我们还必须厘清“审批”与“监管”的区别。幼儿教育与招呼，事关每个家庭，兹事体大，政府必须严格监管。但是，这种监管不应异化为单纯甚至扭曲的准入，而应是强调“事后监管”，通过强力的准入后监管，杜绝各类不良事件发生。
相比于简单的“高准入”，准入后的“强监管”，对于政府而言，意味着更大的工作量、更高的专业能力和更大的资源投入。这显然比“竖起一座高高的墙”复杂许多。“只审批，不监管”、“强审批、弱监管”都不是理想的状态，也是造成一系列市场关系矛盾的原因之一。
据攸克君所知，北京市已经在一些地区，开展了类似方式的尝试，收到了不错的效果。社会资本的进入，增加了类别不同、层级不同的幼儿园服务供给。实践证明，这种尝试，显然是可取的。更进一步而言，政府和监管层施政的目的，并不在于“免责”，而是在于解决公众的现实需要。
同时，必须坦言，要解决幼儿园的供需矛盾，引入更多社会资本，除了政府适度降低门槛，“监管与审批并重”之外，还必须设法打破一系列固有的既得利益格局，也就是破除“非行政性而是利益关系性”的垄断，例如，社会资本进社区办幼儿园难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才能彻底解决幼儿园供需矛盾及其这一背景下，屡次发生的极端事件。
能否化危为机，是对施政者、监管者能力、智慧和勇气的考验。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办好学前教育”等一系列要求的同时，还明确提出了“支持和规范社会力量兴办教育”的路径，这为我们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
正因如此，如果近期多次发生的幼儿园虐童事件，能够内外作用，构建在幼儿园领域破除“变相行政垄断”的共识，凝聚破除既得利益格局的力量，进而形成深化改革的契机，那将是更为长远的效用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