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重温】从董时进到杜润生：土地，中国的阿喀琉斯之踵_

作者：格隆

编者按：10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主要内容是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很多人说这意味着建国以来农村“第三次土改”正式拉开帷幕。但《意见》的核心是在保留农民土地承包权的前提下流转土地经营权，并未动到土地集体所有权这个“结”，更类似一种迫于时势的微调与变通，能否改变农民“田园将芜而不归”的现状，不得而知。冠以“第三次土改”，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也是我们今天特意分享格隆这篇写于去年10月的雄文的原因：土地问题的根本症结，到底在哪里？

题记：如果没有了土地，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法）让·保罗·萨特 1945年

一、 中国巨人的阿喀琉斯之踵（Achilles' Heel）

荷马史诗中的无敌英雄阿喀琉斯，是凡人珀琉斯和美貌仙女忒提斯的儿子。忒提斯为了让儿子炼成“金钟罩”，在他刚出生时就将其倒提着浸进冥河，但阿喀琉斯被母亲捏住的脚后跟却不慎露在水外，全身留下了惟一一处“死穴”。后来，在特洛伊战争中，阿喀琉斯被太阳神阿波罗一箭射中了脚踝而死——这就是“阿喀琉斯之踵”：再强大的英雄，也有致命的死穴或软肋——不加以解决，悲剧迟早会来。

格隆经常和海内外投资者探讨中国的问题，大多数人关心的是中国的需求问题如何解决，房地产泡沫会不会破裂，经济会不会硬着陆，诸如此类。其实，从一个国家或者社会的长远生命周期来看，上面这些都是典型战术层面的动态瑕疵，因而也注定了无伤大雅。地产泡沫破裂又如何？需求起不来又怎样？大不了7年一个经济周期，从头来过。相较于短期的经济繁荣或者衰退，相较于听起来很可怕的硬着陆，一个国家有远比这些坏得多的选项：比如战争，比如独裁，比如少量利益阶层的固化与社会的固步自封——这些长期的“阿喀琉斯之踵”会导致一个社会从长期必然走向衰落。你能想象二战结束后，亚洲人均GDP最高的国家是缅甸吗？

但二战结束70年后的今天，这个军ZF治下的国家几乎沦为亚洲最穷的国家。

中国这个拥有近9亿农民的巨人，其阿喀琉斯之踵在哪里？

土地，或者叫土地的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

从有历史记载以来，就在中国实行并有效运转了数千年的土地私有制，在建国后被颠覆性地修正为公有（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这是一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足以撼动任何历史的大胆试验——也因此对整个社会生态、经济关系、生产力带来了颠覆性改变。

二、 江汉平原的祖坟

格隆祖籍江汉平原，家庭上溯四代据说是地主。但听父亲说，所谓的地主，也就是几代人省吃俭用辛辛苦苦积累下来的十几亩水田，比村里普通人家略多一些而已。就这点薄田，也很快被后进门的太奶奶败得七七八八——父亲说，好在被败掉了，否则后来三番五次的运动不知要遭多少罪——读过初小，后来当过公社书记，在经历了四清运动中被批斗，被打瞎眼睛，又在三年灾害期间几乎饿死的父亲，一直对大小事情都是如此豁达。

父亲这辈从人民公社里走出的一代人，最为深刻的人生体验便是饥饿。那些有幸逃过了被活活饿死劫运的，活着也不过是为了体验饥肠辘辘的痛苦。而肚子饿得透明以至于那里面的肠子都清晰可见的情景，无疑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观，吃顿饱饭成了那个年代人最为神往的中国梦。父亲的弟弟，也就是我没见过面的小叔，就是在村里连树皮都没得吃的时候送给了一个外乡人——父亲每每谈到这个事情，除了对天生擅长地里刨食吃的全村农民守着土地竟然会饿死一半以上百思不得其解以外，另外就是对感情最好的亲弟弟被送人黯然神伤，并经常问我：现代科技这么发达，有没有办法找找他，或许他还活着。

这场被称作“三年自然灾害”的灾难，死亡人数虽然民间有三千万或者四千万之争，但就官方公布的数字来看，至少也在千万之上，已经远远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伤亡总和。而在极端的年代，人们甚至被剥夺了最卑微的自救的权利，要饭还要乞讨证，否则是“给社会主义抹黑”。不过，再严密的追堵，还是磨灭不了人求生的欲望。在我印象中，直到八十年代，仍然还有有来自河南甚至江苏等省的逃荒者路过我们村庄，而我的一个饿昏了头的叔伯亲戚则直接爬火车去了遥远的新疆。

这段历史，在教科书上被称为“三年自然灾害”。现在的我们当然已经知道那场饿死数千万人的灾难不是什么自然灾害，而只是一场极不成功的土地制度试验的代价。按现代的危机干预理论，饥荒的发生通常都会有前兆，比如食物储存逐渐枯竭；市场上的食品价格提高，出现替代品（可食用的野生植物、动物）；最健壮和最有才能的家庭成员忙着为留在原地的人找寻食物；有社会意义或象征意义的物品被变卖；用于生产的牲畜被杀；等等。从食物匮乏到人口大量死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制止一场饥荒只需几个星期。若非其他严重的问题，这场饥荒怎么会没有预警，又怎么会持续几年时间？春种秋收，大量守着农地的农民活活饿死，不能不说是二十世纪最大的悲剧。

上个世纪40后，中国就成为了各种土地经营制度的试验场，从民国时期的土地私有制度，1949年以后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到改革以后的土地承包经营责任制，在半个多世纪左右的时间里，如此多的土地产权形式鱼贯登台，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是极其罕见的，也为观察它们各自的效率和性质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按照实践的标准来检验，上述土地制度试验中最为人诟病的，自然是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正是这个强力推行的土地乌托邦，招致了在和平年代饿死数千万人的灾难——农民在这种模式下并不拥有土地，自然也不拥有收获权——在董时进（上世纪最懂土地和农民问题的中国人，没有之一）看来，这无异于“是回复到封建和农奴制度”。

剥离与土地联系的不单是生者。在文革后期的农业学大寨期间，各地曾掀起过大规模的扒坟运动。不仅仅平掉用以祭祀先祖的坟丘，而且要拆毁先人的墓穴，以便将石头砖瓦用来修建大寨田——甚至到了去年，河南仍全省掀起平祖坟运动。祖坟敢毁，自然也不会顾忌活人的住房（这种住房也是70年租赁期，并无土地所有权），所以后来各地的暴力拆迁事件，与文革当年暴力扒掉祖先坟茔的壮举，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人类曾经无数次沉浸于土地公有的乌托邦梦想中，但最终的实践却证明所谓的土地公有不过是*。一个被剥夺了与土地纽带的人，注定无法保护他祖宗的坟墓，就像他无法保护自己的房屋一样。

去年格隆专程回了一趟江汉平原的老家，参加我们二房祖坟修葺的揭幕仪式。祖坟用地是一个远房亲戚捐出的宅基地，不算大，但仍让人感慨良多，用二房大爷爷的发言：别看就这么一小块地方，但是是自家的，家族总算是有根了。有祖坟在，你们每个人也就都有根了，不是漂浮的浮萍，你们出去的人就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的，就知道列祖列宗在看着你们，去做点事出来，不要辜负家族和这块土地。

三、 一个本可能改变中国的四川“地主仔”

近现代的中国，往往有诸多的精英，他们对时局与趋势有惊人的准确预见，并给出了最正确的方向选择——造化弄人的是，他们往往被排挤在时代的边缘，这其中就包括本可能让中国这个农业大国最少走弯路的四川“地主仔”——董时进。

新中国几乎没有人知道董时进，但学过经济学的则都知道，中国农业经济领域如果有人能称为泰斗，则非董时进莫属。董时进的父亲董世绪是新中国俗谓的“地主”——他历经艰辛，勤劳致富，在四川省垫江县买田置房。但因富而少文，深受其苦，于是发愤，决心培养四个儿子都要上大学。后来，他们的儿子董时进、董时恒、董时光因成绩卓著均公费留学美国，董时敏毕业于北平朝阳法学院。董时进于1917年考入北平京师大学农学院， 1920年考入清华大学公费留学美国之专科，旋赴美国康奈尔大学专攻农业经济学，1924年获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又在伦敦大学作学术研究，在欧洲各国考察一年。1925年回国后先后任北平大学农学院院长、四川大学农学院院长并执教有年，一生著述宏富，《农业经济学》、《中国农业政策》、《国防与农业》是其代表作。

就是这个足够独立，足够大胆的“地主仔”董时进博士，在1949年12月公开上万言书反对毛泽东主政的土改。董的观点简单明了：

首先，当时的一些文件和讲话，认为不到乡村人口10%的地主富农，占有约70%至80%的土地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他指出，根据民国时期土地委员会在16省，163个县，175万多户农户中举行的调查结果，35.6%的农户拥有5亩以下耕地，24%农户拥有5至10亩，13%农户拥有10至15亩，1000以上的大地主只占0.02。这一调查和他在四川、江西等农村的考察近似。

其次，董时进强调，在中国，封地或土地世袭的封建制度，两千多年前就结束了。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租赁基于双方自愿，土地拥有者中绝大多数是靠勤劳和善于经营起家的，如百姓所言，“富不过三代”。“有恒产”的传统令工农兵学商各阶层的人购买土地出租;这和存款、买股票是同样道理。拥有土地不是犯罪，极少数人用不法手段夺取土地才是犯罪。

第三，中国的土地不是分配不均，而是人口太多，土地太少，农村劳力大量剩余。应当节制生育、优生优育，同时发展其他产业，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出去。如果平分土地，会将劳力束缚在土地上，阻碍中国工业化。平分土地后，土地细化，难实行机械化，且农民在小块土地上没有致富的可能，对土地长远投资缺乏热忱，土地将退化。再者，土地改革后，由于失却了地主富农的累进赋税，将给国家税收带来困难。

董时进坚持认为，土改只是“慷他人之慨”，并从逻辑上推断出“一旦田地社会化了，什么人也没有田地”。对于呼声甚高的“苏联经验”，董时进的批评是，“苏联的集体农场是否能算是成功，是否真比单体或家庭式的农场好（就有关农业生产及农民生活的各项条件而言），是另一个问题。但我确知道，世界上最好的农业和最富的农民，都不是在苏联，而是在所谓资本主义国家。我也知道，苏联的农民一般都愿意成立独立的家庭农场，只是在ZF的强迫下做了集体农场的场员。退一步说，即使承认苏联的集体农场有一部分的成功，然而也要知道，苏联是苏联，中国是中国，两者土地人口的情形，和历史的背景均判若天渊。”

与此同时，董时进更尖锐地指出：“这种制度（集体农场和国营农场），完全是回复到封建和农奴制度，绝不是什么农民合作，扩大经营，提高效率的意思。我一向以为这个办法是要不得的，害处很大的。我预料将来惹出许多乱子，杀死及饿死许多人之后，终究还是要作罢的。我不懂高唱集体农场入云的先生们，何以如此胆大。自己对于农业有何研究及经验，对于家庭农场和集体农场有何比较的研究及经验（ZF在短时间内办了少数几个农场，无论成绩如何，都是不配称经验的），竟敢把这关系国家命脉和几万万人民生活的农业经营制度，拿来当试验品！”

像那个时代孤独的先知一样，董时进所预言的许多事情在后来都一一应验。现在看来，董时进并不是什么先知，他只是一个自始至终保持其独立精神，独立思考，而不是趋炎附势的知识分子。曾经，他是孤独的。他所在的时代忽略了他，并且受到了这种忽略的惩罚。历史所能赋予他的荣耀，恰恰是我们透骨的哀伤。

后来董时进看到土改大局已定，于是悲哀预言说，政权巩固之后，就会将农民的土地收回，建立集体农庄，粮食大量交给ZF，然后会出现许多问题，甚至饿死人。哀莫大于心死的董时进及时抽身，1950年4月逃港，捡得一条命，1957年到美国，1984年在美国去世。一个令人唏嘘的细节是：其留学美国的四弟董时光在董时进逃港的同一年从美返中建设新中国， 1957年因反对官僚主义，以诤言招祸，被划为右派分子，1961年在劳改中客死他乡，终年48岁。

四、一个刚刚离我们而去的土地制度“裱糊匠”

昨天，有“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称呼的杜润生先生于6点20分在北京医院病逝，享年102岁。他一直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最大的问题是土地问题”。他多次向中央谏言，主张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5年参与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对于家庭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的推广和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

绝大多数人在缅怀这位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时，都津津乐道于他的诸多大名鼎鼎的门生如王岐山、陈锡文、林毅夫、周其仁等，但其实这位老人对中国最大的贡献不是培养的这些门生，而是他在认清中国土地所有制的问题症结所在后，以极大的政治智慧与睿智的手法，通过体制内的博弈，在80年代以最低成本突破了意识形态束缚，波澜不惊地瓦解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推进了包产到户——他没能根本改变土地所有制，但，在体制底线空间内最大限度修缮和裱糊了这个制度，并因此释放了巨大生产力。

在今天看来，拥有（至少变通拥有）土地和收获权才能调动积极性，才能吃饱肚子这些都看似必然的事情，在当时去推动却是掉脑袋坐牢的大事——因为一旦实施，不仅农民将逐步拥有私产（拥有私产是一个梦，今天你看似滑稽，但当时确实如此），分配及核算也不必通过生产队，这意味着生产队及人民公社将名存实亡，以此集权为根基的计划经济也将动摇。老同志们痛心疾首，拉着杜润生：“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事实上，杜润生1955年就体会过这种凶险。那一年，作为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他和部长邓子恢不配合毛泽东过于急切的农村合作化，被斥为“小脚女人”。中央委员会议上，毛宣布邓子恢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所有人都义正词严地谴责邓。这是1949年后以意识形态批判打击不同意见者的最早案例之一。此后，邓子恢饱经折磨死去，杜润生跌入政治生涯谷底，土地公有的人民公社则浩浩荡荡展开了。

与董时进最大的不同是，杜润生不只是个理论家，更多是一个实践者，并以了不起的政治智慧在ZF底线范围内逐步推进。按照杜老的说法：“中国的事，不在于你想要干什么，而在于只能干什么。”正是在这种智慧下， 1982年1月1日中央第一份一号文件出炉，文件宣布：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但，说到底，杜老还是只是在裱糊而已。窗棂不堪支撑的话，只是窗纸的裱糊，能够遮挡多久的风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