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春运抢票大战进入了最后冲刺阶段。不同于前几年用刷票软件免费刷票的模式，今年，各大平台对有偿抢票服务趋之若鹜。选好车次和抢票套餐，消费者还可以购买“插队券”提升抢票成功概率，一张回家过年的火车票，竟需多掏低至几十元、高至百余元的服务费。
2013年1月10日，钟权桢、叶霞夫妻以每张收取5元或10元的费用，帮助外来工订购火车票，被肇庆铁路公安处抓捕。司法解释规定，只要具备高价、变相加价倒卖车票的行为，并符合票面价值5000元以上或非法获利2000元以上要求，就构成“倒卖车票情节严重”，将被处以刑事处罚。如今，一张火车票需要几十元甚至百余元的服务费，利润比两夫妻高得多得多，但我国法律却没有对此作明确规定，继而出现“有偿购票”愈演愈烈之势。
【有偿抢票有违公平？】
有偿抢票之所以广受责难，有的观点认为，抢票软件本身是不公平的。春节期间火车票短缺，行政管制下的低价几乎等于福利，此时的网上购票就已不是销售渠道，而变成福利分配渠道。你弄个软件去抢福利，跟粥厂放饭时大小伙子扒拉开妇孺抢馒头有什么区别？特别是对于广大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朋友，其中很多人不懂如何通过网络购票，绝大多数只能自己去车站排队，而排队永远比不过网络快，也因此农民工群体成了最难买到票的那群人。
其次，一些抢票的手段涉嫌违法。比如，有的不法分子借用他人的身份资料大肆囤票，造成票源紧张；有的使用管理部门禁止使用的“抢票软件”；有的借票源紧张随意加价，牟取暴利；有的甚至打着帮人抢票的名义诈骗钱财，等等。
【新事物出现有其合理性】
“有偿购票”的出现，根源还在春节回家火车票的紧缺上。按照市场逻辑，当商品供不应求时，溢价功能便会凸显，从而平衡商品价值。车票在本质上亦如此，当铁路运力有限，车票数量不能满足民众需求时，总有人意图借此提升其价格反映其稀缺性，从中牟利。
在没有网络购票平台的时代，群众购买火车票有两种合法途径：一种是直接去火车站购买；另一种是就近到有资格的火车票代售点购买。代售点存在的主要意义，就是为群众购票提供便利。进入网络时代，铁路系统开通了12306网上订票系统。特别是随着移动终端和网络消费的火热，一些更具服务意识、更懂网民心理的网络平台（如旅游网站、电商平台、微信客户端等）开通了接入12306的订票端口，甚至提供了越来越多的便利网民的服务功能。另一方面，很多网民逐渐习惯通过自己熟悉的网络平台接入包括12306在内的提供生活服务的官方平台，并且享受平台提供的便捷服务。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说，商业网络平台提供便民服务，收取合理的渠道和中介费用，符合市场规律，既有方便群众的积极意义，也适应了新媒体时代的发展趋势。
关于有偿抢票是否对弱势群体不公平的说法，如果把火车票当作福利进行分配，最重要就在于甄别出最需要该福利的人。事实上农民工团体是可以甄别出来的，即使在“排队”不起作用之后——例如实行已久的“农民工团购火车票”，然而，在实际情况中，只有很少农民能从这种措施中获得好处。在陕西记者一次近日的采访中，10位农民工中只有两位知道“农民工团体票”。前几日还有消息称，12306网站上的“农民工团购”永远处于无票状态。这种政策执行力度，农民工买不到回家的票，到底是该怪用抢票软件的网友呢，还是铁道部呢？
【规范和打击不法分子才是关键】
新兴领域在发展初期容易滋生乱象，也容易成为不法分子趁机牟利的温床，这一点并不奇怪。应对办法也不外乎两手：一是规范，二是打击。规范就是告诉大家怎么做是合法的。打击就让越过法律界限牟取不义之财的不法分子受到法律的惩处。
在这个新生事物层出不穷的时代，对于中国这么一个快速发展的经济体，法律法规与立法技术方面的滞后实在是造成了太多不必要的问题。
具体到“有偿购票”这个问题上，不管是出台新的部门规章还是新的司法解释，还是针对交通工具票价问题进行更高层级的立法，都是可以考虑的方案。最重要的，是要规定“有偿购票”有一定的手续费比例限制，与高价牟利、扰乱火车票公益属性的“黄牛党”区隔开来。
如果立法者更积极一些，立法技术也更成熟些，相信“有偿购票”违不违法的问题能够很快解决。希望立法者能够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来审视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