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新区规划规格之高，在国内可谓前无古人，而其产业转移，在国外也是前所未有，历史上有非常多他国失败的经验，均是搬迁失败，不论是搬迁首都还是搬迁产业，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么多失败的教训在当前的雄安新区不会发生，那么也就不会有和历史一样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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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从 4 个方面，给大家来进行分析:

1)重中之重就是土地模式变化，实现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实现租售并举，这次可能将比其他区域有过的示范作用都更明显;

2)究竟是延续都市圈还是城市群，如若雄安新区如愿建成，那么一定就是城市群，以往的京津冀发展模式就完全转变，不再是外溢性需求，而是多极需求，房价也将从多 L 台阶演变为多 V;

3)产业是人口的重要依托，即便全北京国企搬迁，也填不满规划的 2000 平方公里，而完全依赖于第三产业，也无法实现提出的建设智慧绿色城市，因此，提到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一定是第二产业;

4)国内外出现过太多次国土综改，和中国当前宏观背景最相似的要属日本 1972 年的列岛改造计划，同样的转型期大城市病，然而列岛改造计划有太多失败的教训，我们一一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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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改革: 开发模式要变，才能坚持房住非炒

在这次雄安新区规划中，其史无前例的高定位是公认的，同时，更具备想象空间的在于其规划面积之大和基础之低，基本上是在大片空地上拔地而起一片欣欣向荣的城市。

首先，规划面积 2000 平方公里，在行政区划上超过了深圳和浦东新区，如果更是建成区面积，则比当前的北京还要大。

其次，同时两个副中心同时确立，政府 2 月份考察通州，称将在2017 年完成部分搬迁，4 月即出雄安新区宏伟规划，这样的决心也是史无前例的。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雄安新区房屋停建、停售、搞限购，禁止户籍迁入等，都是为了杜绝炒房。

结合去年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房子是用来住的，这一次的雄安新区会用什么样的政策?我们做一个对比，比照深圳和上海案例，会发现其都是中国“穷时代”诞生的，都是从房地产开始，因为没钱，所以需要土地，也就有了房地产。

这一次是富时代下的新区，所以并不会起步就需要大量的外部资金投入，但雄安新区规划面积之大、起步基础之低，如果不动用房地产，很难创造信贷，势必会影响基建投入。相反，一旦动用房地产，如何避免炒房，又是需要进行取舍。

如果不用房地产会怎么样?这个问题可能需要另一个问题的来解答，就是现在究竟是宽松还是紧缩?

通胀是产业发展的死敌，当前的货币对应的通胀即便从 CPI 的数据上没显现，但真正意义上的通胀已经起来了。这个可以是当前周期的短期现象，并不适用于至少数百年开发历史的雄安新区，但是至少从现在这个时点来看，也许钱的问题并不是问题，这就是和深圳和上海时代本质的区别。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的二级开发模式可能要发生变化。

这么大的级差地租如何修复?一旦基建投入下去，效率提升就一定导致级差地租提升，这是绕不开的问题。在中国过去的商品房历史，已经展现了房地产的重要性，不仅仅是对于经济，还是对于人口流动。没有商品房市场，人口流动是受到抑制。

所以，雄安新区的商品房市场一定会存在，但时间点可能并不是现在，“租售并举”中的租可能将史无前例的成为重点中的重点。在二级开发受管控、租房市场靠政府，留给市场的就是一级开发了，这是无论如何都会做的事情。

雄安新区或采用公租房建设模式

有网传消息称，“雄安将启用新的房地产试行方案，新城将不允许配建商品房，试行以公租房、廉租房为主的建设模式，没有固定住宅用地。原住民将经由政府回收，改建，疏散至其他区域，新区内完全杜绝固定居住用地批建”。

如果传闻落实，那对标的就是德国，在公租房建设方面,德国确实可以说是世界的典范。

发达国家中，德国以居民偏好租房、租赁市场完善、租金管制而著称于世。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表明，德国住房自有率仅 43%，租赁住房占据了 57%的市场份额，其中年轻人77%左右为租房一族。德国房价稳定，基本上没有出现大起大落，即使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让英国、美国房价大跌，德国房价反而逆势有所增长。

德国的公租房历史由来已久,其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二战后到 20 世纪末,德国大规模兴建社会福利住房,解决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第二个阶段是从上世纪末开始,福利房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政府仍然通过制定法律来控制房价、房租, 从而保障低收入者的住房。

二战后，政府补贴投资人大规模建设福利住房

二战几乎摧毁了德国一半的住房存量，德国联邦、各州和地方政府都把解决百姓的居住问题作为施政的重中之重，投入巨额资金，大规模兴建“福利住房”。

第一个阶段政府并不是直接建设福利房屋，而是向住房建设投资主体(包括公有企业和私人资本)提供无息住房建设贷款，由投资主体来开发建设。建成后,再以低于市场价格的租金出租这些房屋,租金与市价的差额由政府补贴给投资主体。

而投资主体的贷款偿还期可以长达 30 至 35 年,在还贷期结束后,房屋所有人还可以按市场价格租售房子。而且房租标准由国家指导,不会超过房屋的实际成本，这一时期社会福利性住房政策得以完美实施,归根结底是德国政府在此方面投入了大量财力。

战后 60 年来德国共建设 1000 多万套福利住房，可供 3000 万人居住，多数为公租房，而德国总人口才 8100 万。另外，德国一直坚持供应小户型住宅。到上世纪末，全国户均住房面积小于 100 平方米，是西方发达国家中最低的国家之一，这也是德国解决住房问题的一项重要有效的举措。

德国住房市场导向清晰，有完善的法律制度设计

德国政府明确把住房政策看作是属于国家社会福利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刻意淡化房地产业“支柱产业”的地位。在第二个阶段中,德国的福利房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对于公租房的管理开始放松,相反德国制定了多项法律保障租房者权益,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依然得到了良好的解决。

一方面，德国的《住房建设法》、《住房补助金法》、《住房租赁法》和《私人住房补助金法》分别为社会保障住房供给、中低收入的房租补贴、租赁市场的规范和私有住房提供了法律框架，被称为德国住房政策的“四大支柱”。

另一方面，德国政府通过立法、税收、贷款等政策手段支持公租房供给，并对其进行严格的管理和监督，但不直接参与建设，有利于理清主体、分离权责。此外，福利住房服务期限满了之后就可以回归正常属性，在市场流通，新的福利住房重新进入，有利于建立起长效机制。

区域发展:从都市圈，向城市群进军

北方城市当中的翘楚，北京集所有产业于一体。类似于日本的东京，北京拥有全国范围内最好的产业，更和周边城市没有任何互补性，所以在以北京为中心的城市扩张当中，圈层扩散得以自发形成。

在 2000~2010 年北京以最快速度进行城区扩张，至 2009 年形成六环，在此期间，政府考虑过迁移人口，所以在昌平、房山、大兴等地大量出让住宅用地，但目前来看，并不算成功，反而进一步导致了城区的拥堵。因为大量空地在四环，却将住宅建在五环以外，上下班人群蜂拥的在二环和五环之间来回，加剧了城市拥堵。

物理半径决定了城市无法过大，需要联合形成都市圈或者城市群。我们并不认为中国的城市能够和国外类比，承载占全国 5%~10%的人口，因为这是物理半径决定的，不是人口占比决定的。当城市的通勤速度(直观的就是汽车行驶速度)达到极限之后(一般认为在 1小时)，城市运行的效率会大幅下降，这个时候，无论是行政手段、还是市场自发因素都会开始疏散人口。

因此，要平衡物理半径和经济发展，形成都市圈或者城市群一定是有必要的，日本是典型的都市圈国家，美国是典型的城市群国家。按照当前北京的城区来看，使得在依然很小的建成区面积(对比纽约、东京等都市核心区面积)下，也有比其他城市更为拥堵的交通，但由于此前土地出让的规划不足，依靠自身条件已经很难改变，这样的问题只能通过都市圈或者城市群来解决。

对于房价来说不同的发展模式对应不同价格，未来京津冀将从多 L 到多 V。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当中，普遍认为长三角和珠三角属于城市群，而京津冀属于都市圈。在典型的都市圈中，距离是一切，越靠近中心，一定好于远离中心的区域，因为这是外溢性发展模式，因此，都市圈就是典型的多 L 型台阶，每隔一段距离，就会有更低廉的价格(包括人力价格、资产价格、消费价格)。

然而，长三角和珠三角则不同，由各个城市组成的有机综合体，呈现的是多 V 型，城市成为 V 的两个顶点，中间则为洼地。我们形象的比喻为，以叠被子为例，京津冀属于一个人提被子的一角，长三角和珠三角则为几个人提被子的各个角。我们展望下已经成功的雄安新区，连接北京、天津、雄安新区，也一定是多 V 型。而在这些城市中间的区域，则其发展需要重新审视，正如高铁经济，最后快速发展的是两端，沿线则次之。

快捷高效交通网，在 2 小时通勤圈内

雄安新区与首都北京 1.5 小时通勤圈

雄安三县都贯穿了高速到北京，与首都 1.5 小时交通圈。安新县北距首都 162 公里，西距保定市 45 公里，西南距石家庄 187 公里;其中，京港澳高速、荣乌高速、京昆高速、保沧-保阜高速在安新县周边互通连接，形成高速外环。容城县距北京、天津均为 120 公里，距保定 50 公里;其中，保津城际铁路、保津高速公路贯穿全境，1 小时可到达北京、天津。雄县北距首都 108 公里，东距天津 100 公里，西距保定 70 公里。依托大广高速、保津高速，雄县已融入了京津城市大交通框架，到北京只需 45 分钟行程，特别是津保铁路通车后，雄县到天津红桥区只需 15 分钟行程。

北京第二机场为雄安新区导流

京津冀三大空港，天津机场、石家庄机场客运量一直不足，而首都机场持续饱和，目前正在筹建第二机场。目前，京津冀地区共有 7 个民用机场，分别位于北京、天津、石家庄、唐山、秦皇岛、邯郸和张家口，现在北京第二机场，承德机场、秦皇岛北戴河以及邢台机场正在建设中。

北京第二机场是建设在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榆垡镇与河北廊坊市广阳区之间的超大型国际航空综合交通枢纽，规划满足年旅客吞吐量 1 亿人次需求，年货运量达 550 万吨。北京第二机场距离雄安新区约 103 公里，未来将会直接为雄安新区导流。

产业互补:填补北京第二产业的空白，承接非首都核心功能

国土综改、土地改革、城市群形成，都是雄安新区反映的宏伟蓝图。当前的雄安新区在宏观背景上，类似于 1972 年日本的列岛改造计划，都属于国土综合开发的宏伟蓝图。分析雄安新区的房地产路径，我们认为租售并举将成为新模式，其试点堪比土地改革，一级开发在前，二级开发在后。未来京津冀不是都市圈，而是城市群，房价梯度从原来的外溢效应，形成多 L 台阶，到未来的多 V，形成多中心，中间则为洼地。

经济密度和人口密度差，永远都是吸引人口的根本，所以产业一定是先导。众所周知，老产业搬迁在历史上国内外成功的案例极少，原因在于老产业本身就是一个聚集的结果，正是因为高效率，所以强制搬迁很难有好的结果。产业的形成，历史的规律就 3 条，要么靠近原材料、要么靠近需求、要么靠近人力。能够相对独立的产业，我们认为主要包含两部分:1)高校，同时以教育为核心，开始衍生新兴产业，这或许是一条路径;2)总部经济，因为是管理部门，并不类似于业务部门需要在现场。

相比于第三产业，第二产业可能更是重点。远期的 2000 平方公里面积非常大，从建成区面积来看大过当前的北京，即便按相对稀疏的人口密度，也将达到 500 万人口级别，所以，从搬迁的角度，截止 2015 年，北京的国企从业人员总共为 183 万人，即便所有的国企搬迁都不够消化这 2000 平方公里。那么从人口导入的角度去看，一定需要有第二产业的发展。因此，我们认为，雄安新区，按照定位的建设，建设绿色智慧新城、发展高端高新产业，这两点将成为未来产业落地的主导，也预示着第二产业也将成为雄安新区的高地，填补北京第二产业的空白。

雄安新区定位“产业新城、科技新城、智慧新城、生态新城”

2013 年 11 月河北省计划打造建设一个像台湾新竹一样的科技城，2014 年 2 月，保定市长马誉峰在保定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做《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将打造“河北白洋淀科技城”。并于同年 5 月获科技部支持，其作为保定市唯一节点、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要支撑，被纳入《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地位。

白洋淀科技城位于保定市区东部的高铁片区至白洋淀区域，规划总面积 307 平方公里，其中核心区占地面积 35 平方公里，北至漕河及白洋淀堤北、东至白洋淀、西至京港澳高速、南至保新公路、唐河及白洋淀堤南，涵盖了莲池区、徐水区、清苑区和安新县四个县区。据保定市科技局的规划，白洋淀科技城重点建设“两区五镇”。“两区”是分别位于市区东部高铁片区的科技城主城区和位于白洋淀西岸半岛的文旅新区，其中高铁新区为起步区，规划面积 45.5 平方公里;“五镇”即为五个特色科技小镇，分别为能源科技开发小镇、移动互联网科技小镇、京津企业大数据科技小镇、云计算科技小镇、生态疗养创新科技小镇。分布于两区中间的绿色走廊地带，重点打造知识技术密集、产业特色明显的国别科技小镇、国际名企或组团发展的承载空间。

依据 2016 年 12 月出台的《保定市科技创新“十三五”规划》，白洋淀科技城秉承“以城带产、以产兴城、产城一体、智慧高端”的理念，把科技城打造成“产业新城、科技新城、智慧新城、生态新城”，紧紧依托保定市高校集中、高铁交通和白洋淀生态品牌优势，突出高端发展，注重与国内外一流科研院所、高校的合作，打造融科技研发、产业发展和城市服务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科技产业新城，形成科技创新和产业化的引爆点，力争把白洋淀科技城列入京津冀协同发展试点示范和先行先试平台。

白洋淀科技城将对接国际高精尖技术和产业，参照台湾新竹工业园建设思路，借鉴美国硅谷、中关村等发展经验，将其打造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内一流的区域协调创新增长极。

白洋淀科技城的功能定位是“五区一极”，即高端要素聚合区、功能疏解承载区、体制机制先行区、绿色崛起示范区、开放合作引领区，与协同与创新发展增长极。

同时其产业定位是重点构建“4+2”产业体系，包括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能源与智能电网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命健康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现代农业产业。力争通过3-5 年努力，科技城核心区基础设施达到国内一流水平，成为承接首都科技资源、高端产业转移的重要平台。

新区为什么选址环白洋淀三县?

2017 年 4 月 1 日环白洋淀区域的三县雄县、容城、安新被中共中央、国务院设立为雄安新区，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新华社记者专访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组长、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席徐匡迪解读到“这是综合考虑了交通、地质、水文、建设成本等方面因素，经过反复深入论证选定的。雄安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交通便捷、环境优美，现有和已经在规划多条城际铁路和高速铁路。另外，这个地方人口密度低、开发程度低，发展空间充裕，如同一张白纸，具备高起点高标准开发建设的基本条件。”

白洋淀科技城至关重要，助力雄安新区打造新经济增长极

京津冀中的重要一环，为保定市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

在国家 2015 年 4 月《京津冀协同发展纲要》中，中央将保定划入京津冀中部核心功能区，把京保石发展轴作为三大发展轴进行重点打造。随着白洋淀科技城、北京新机场临空经济区建设等重大项目的实施，将为保定市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搭建重要平台。

借鉴美国硅谷、中关村等发展模式的同时，借力京津科技资源

保定市政协 2015 年 11 月出台的《关于加快推进白洋淀科技城建设的建议案》中提到，争取把白洋淀科技城建设纳入国家、省“十三五”规划盘子，争取把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优惠政策延伸拓展至白洋淀科技城。

河北省科技厅 2015 年的全省工作要点也提到加快启动白洋淀科技城核心区建设，鼓励河北省各地与中关村合作共建专业特色园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2016 年 12 月出台的《保定市科技创新“十三五”规划》，提出大力发展白洋淀科技城战略性新兴产业，借鉴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模式，加强产学研合作，加快关键技术和核心环节的重大突破，提高研发成果转化能力和配套加工能力，打造科技创新核心区。

一方面，加强与北京科研院所的对接，引进院士工作站，建设省级以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或重点实验室。加强与京津大企业集团的联系，引进和吸纳高层次科技合作项目落户白洋淀科技城，借京津教育平台，加强人才培养与交流，开发同城化实验，打造京津保创新人才创业特区。

另一方面，积极引进科技创新、生态环保的高端制造机构、研发中心和国字号项目，特别是国内外 500 强企业的项目，真正把白洋淀科技城打造成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先导示范区、新型城镇化城乡统筹试点示范区、京津保科研成果转换基地。

白洋淀区域相关法规政策明细见报告完整版

国际经验:通向成功的中国版列岛改造计划

雄安新区设立，将打造现代化新城。中央成立雄安新区，对标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7 点内容，其中最重要的在于，交通网络打造和北京非首都功能产业疏散。我们认为，不论从经济发展阶段(经济转型)、还是国土重新开发(产业转移)，都十分类似 1972 年日本施行的列岛改造计划。

日本的列岛改造计划于 1972 年提出，以解决人口和产业过密问题。1972 年，日本大城市病显现，城市运行效率大幅下降，时任首相田中角荣提出 “过疏过密”问题，因此筹划国土综合开发计划，重新分配国家的产业分配格局，借助于当时强力的新干线技术，将所有产业连接在 1 小时通勤圈内，重新分配产业格局和进行国土二次开发，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列岛改造计划”。

如果要总结当时提出的背景，主要包括:

1)城市拥挤，通勤效率降低，人口和产业大量集中于大城市;

2)农村稀疏，劳动力不断外流;

3)环境污染严重，从 1960 年代，日本甚至开始降酸雨;

4)房价和物价大幅上涨，影响居民工作和生活。当时提出，一要疏散产业，二要建立 60~80 个“新 25 万人”。在产业和铁路这方面，当前的中国拥有比当时的日本更为强大的优势。

列岛改造计划因为外部石油危机和国内通胀而宣告失败。该计划的经济目的，是继续保持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方法是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基建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然而，最终日本的列岛改造计划并没有成功，主要原因就在于石油危机和国内通胀，一方面，石油危机导致日本建设所需要的原材料成本大幅上涨，另一方面，货币超发导致日本国内出现通货膨胀，所以该计划最终以失败告终。

中国版列岛改造计划，正在通向成功。以国家战略为高度，在 2016 年开始，中国开始严控基础货币发行，即便仍然会通过 MLF 和 SLF 投放，但因为没有降准，所以挤出货币是有成本的，不可能无限扩张，所以总量上不够成宽松。尽管市场上仍然认为高 M2 增速，但其是因为房地产领域创造的货币乘数带来，如是，要控制货币过度投放导致通胀大幅上行，就一定需要控制房地产市场，这也就演变成了全国范围内，出台了历史上最严格的调控。

在外部因素这方面，我们确实看到了“危机”的可能，就是美国的变化，然而，只要控制住国内的通胀，中国版列岛改造计划就大概率成功。

东京启示:东京首都圈类比京津冀，东京类比北京

东京圈位于日本列岛东南侧，以东京为核心、以京滨-京叶临海工业带为依托、由东京及其周围半径 100 公里左右的 20 余个城市组成的环状大城市带。

按照行政区域划分，东京圈通常指的是一都三县:东京都、神奈川县、千叶县和埼玉县;首都圈指的是一都七县:东京都、神奈川县、千叶县、埼玉县、茨城县、栃木县、群马县、山梨县。通常两个概念并用，为狭义和广义之分。东京圈行政区域面积为 13572 平方公里，东京都面积为 2188 平方公里，分别占日本国土面积的 3.6%和 0.58%。截止 2016 年 7 月底，东京圈人口为 3780万人，东京都人口为 1362 万人，分别占日本总人口的 29.8%和 10.7%。

东京圈聚集了政治、经济、文化、信息等特大型城市所具有的综合功能，以及众多国内主要公司的总部，是日本最大的工业城市群，是日本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也是日本最大的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商贸中心、消费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

东京圈位于日本第一大平原关中平原，位于日本列岛的中央，气候条件良好，农耕发达，且拥有日本流域面积最大的利根川河，以及深水岸线资源丰富的东京湾，为工业发展和城市发展，甚至特大都市圈的形成提供了有力的区位优势和自然环境条件。再加上日本财团与政府之间的特殊关系，东京圈相比其他两个都市圈更为发达。

东京圈的形成:明治维新后便难以改变的中心

东京地区的起步于 1868 年明治维新迁都江户，改名为东京，随后工业开始起步，人口也开始增加，政府和各大财团重点发展的产业主要包括海运、造船、钢铁等行业。

人口开始逐渐增加。到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开始兴起大规模重化工业建设，包括石油化学制造业和汽车制造业等，东京圈与同样是位于日本列岛东南沿海平原地带的名古屋圈、阪神圈(大阪、京都及神户等市)构成了环太平洋西岸大都市经济带，成为日本国民经济的主要聚集区域。

1950 年，日本国土厅制定了《国土综合开发法》，随后根据此办法先后推出了五次指导全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后称全综)，从而把国土开发和首都圈整治纳入了法制化轨道。

由于土地稀缺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日本政府自 50 年代开始出台各种国土资源利用计划、产业结构调整和工业再配置计划、地方经济振兴计划等多项政策。1956年-2005 年 50 年间，日本政府先后五次对首都圈的规划和发展方式进行了调整，六次对全国规划进行修改。

1)战后复兴年代:《第一次首都圈基本计划》和《全国综合开发》

1945 年-1955 年为日本战后复兴时期，日本政府实施“倾斜生产方式”，即集中发展煤炭、钢铁等产业，使得钢铁、造船、石油化工、汽车制造、电力、机械制造等重工业产业快速发展，农村及地方城镇劳动力大量涌入沿海都市圈。

在 1945-1955 年间，东京都的人口由348 万人增长到 803 万人，东京圈的人口由 936 万人增长到 1542 万人，分别增长了 131%和 92%。这个时候东京圈出现了城市病，并出现大都市圈人口“过密”和农村边远地区人口“过疏”的问题。

1956 年，日本政府颁发了《首都圈整备法》，这是首次关于首都圈整治的法律。该法律明确规定了制定的目的、首都圈的定义、治理计划内容、不同区域开发的基本方针等。

在此基础上，第一次首都圈基本计划于同年制定，主要是针对由于经济复兴引起的人口、企业在东京的集中问题，目标建设一个能够适应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需要的首都;对象区域是以东京为中心、半径 100 公里的范围。

1960 年起，日本迎来了由出口和投资大幅增长而带来的工业发展，国内经济稳步增长，甚至被作为“神武景气”，但是工业大城市与农村地区的收入差距日益明显拉开。为此，1962 年日本政府通过《全国综合开发计划》(简称“一全综”)，基本目标是“纠正地区差别，充实城市基础建设，谋求地区间均衡发展”。

2)经济的黄金年代:《第二次首都圈基本计划》和《新全国综合开发计划》

1965 年 10 月到 1970 年 7 月是日本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日本在 1968 年超过德国，成为美国之后的“世界中的经济大国”。此时日本民众的价值观从物质追求转向环境和精神追求，但是人口、产业仍向着大城市聚集，为了创造与自然协调、安全舒适的环境，日本政府对据点开发方式做了调整。1968 年发布了《第二次首都圈基本计划》，1969 年通过了《新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即“新全综”)。在《第二次首都圈基本计划》中，首都圈的开发对象扩展到一都七县的全部，其中将东京周边 4 县定位为规划区域中的开发区。主要目的是在于消除东京及其近邻地区由于人口、产业过密而带来的弊端。

1972 年，时任首相的田中角荣还提出了对“新全综”重新加以调整和修订的“列岛改造计划”。然而该计划最后以失败告终。

3)危机下的经济转型年代:《第三次首都圈基本计划》和《第三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1976 年和 1977 年，日本政府分别制定了《第三次首都圈基本计划》和《第三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简称“三全综”)，这两项计划旨在应对在日元升值、中东石油危机下国内企业收益和生产恶化，以及持续多年经济高增长转为平稳增长引起的经济社会变动问题。该两项计划的基本目标是适应经济社会的变化，充分利用有限国土资源，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以推进居住环境的综合整治，应对地区差别等问题。

该两项计划的实施下，东京的国际化都市程度日益明显，集团企业与跨国公司中枢管理机能的 60%、金融交易的 60%-80%、信息面的 60%、国际间经济社会交往的 80%-90%都集中到了东京，与此同时，东京圈内的工业生产力下降，因为东京圈内工业地带先于其他地区建成设备已显陈旧，甚至按照政府工厂集约化计划成为废弃对象。根据“工厂规制 3法”，东京圈内限制新增工厂，或者进行了迁移。于是，东京 50 公里圈周围成了企业的研究试制基地，100-300 公里圈内形成了生产基地。

4)广场协议后的年代:《第四次首都圈基本计划》和《第四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

1986 年和 1987 年，日本政府先后发布了《第四次首都圈基本计划》和《第四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简称“四全综”)。此时，东京圈内人口自然增长有所提高，同时出现新一轮的人口流入，三大都市圈的国际化、高龄化、信息化、技术革新等飞速发展，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明显增多。

《第四次首都圈基本计划》把首都圈分成东京大都市圈(东京都、埼玉县、千叶县、神奈川县、茨城县南部)和周边区域(东京大都市圈以外的茨城县北部、栃木县、群马县和山梨县 4 县)。周边区域的发展目标是建成具有较强都市聚集功能的次中心城市，特别是大力发展政府以及企业的业务管理、城市服务等功能，成为城市开发区的据点;同时还要加强农村的建设、保护自然环境，形成与东京大都市圈功能分担、相互提携、又有地区自主性的格局。“四全综”的目标同样是形成人口、产业不要向大都市一级集中，希望区域间能够相互补充和交流的多级分散型国土布局。

5)失去的十年:《第五次首都圈基本计划》和《第五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

1998 年和 1999 年，日本政府制定了《21 世纪国土规划设计—第五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 (简称“五全综”)和《第五次首都圈基本计划》，当时的日本正面临着全球化、高度信息化、人口减少和老龄化，五全综的基本目标是“构筑形成多轴型国土结构的基础”，开发战略是“参加与合作”，即委托地方及民间企业开发，充分尊重各区域个性化的呼吁型发展，计划彻底改变东京高度集中的状况。基于此设想，《第五次首都圈基本计划》旨在重振首都圈城市群，确定了东京都的“21 世纪的首都像”和首都圈的“圈域营造战略”，最终将此城市群形成一个新的“环状大都市群结构”，是吸纳能够发挥圈域一体化功能的广域合作战略。

6)复苏后的年代:《国土形成规划法》

2005 年将《国土综合开发规划法》修订为《国土形成规划法》(简称“六全综”)，规划主题确定为促进持续发展的国土形成规划，并提出 5 个战略目标——世界发展中无缝亚洲的形成，可持续地区的形成，形成抗灾能力强、能灵活应对灾害的国土，国土的管理与继承，以“新公众”为支柱的地区构建。最终建立“美丽安全”的国土，促进可持续发展。

日本列岛改造计划:打破不均衡，人口导出要以产业导出为前提，交通为辅助

1972 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以“列岛改造”为基本方针，在“新全综”的基础上加以调整，拟建立更大规模的全国综合开发计划，旨在打破各类不均衡的状况，缩减城市和农村、外日本(太平洋沿岸地区)和内日本(日本海沿岸地区)的差距，同时调整国内生产结构和地区结构，使得日本彻底走向国际协调发展道路。

整个列岛改造计划的核心是:

1)产业结构的调整——由重工业向知识集中型(充分运用人类智慧和知识)的方向发展;由私人投资为主和出口第一的政策，变为公共投资改善国民福利为主;

2)改善地区发展不均衡——促使人口倒流至农村，带动农村增长活力;城市重新规划;疏解大城市人口向近郊; 工厂重新布局，由过分集中向其他地区迁移;

3)改善生活和成本——建立交通网和通讯网;

4)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前期财政的支出，充分利用税收，鼓励民间资金参与。我们认为，雄安新区的建立从背景和一些具体措施来说，都与日本列岛改造计划十分相似。

附录:雄安新区基本情况

雄安新区围绕白洋淀而建，作为新区的肺，白洋淀的环境治理，以及对白洋淀的水资源的利用将成为重点。白洋淀是河北省最大的湖泊，总面积为 366 平方公里，大部分位于保定市安新县境内(85%的水域在安新境内)，现有大小淀泊143 个，其中以白洋淀较大，总称白洋淀。

白洋淀的地形地貌是由海而湖，由湖而陆的反复演变而形成的，现在的水区是古白洋淀仅存的一部分。到明弘治(公元 1488 年)之前已淤为平地，地可耕而食，形成九河入淀之势。

雄安新区三县开发程度低，发展空间充裕。从 2000 年公布数据时起，安新县的 GDP 总量高于容城和雄县，占当年保定市 GDP 的 4%。但从 2007 年开始雄县的 GDP 首次超越安新县，之后雄县 GDP 保持高速增长。然而从 2014 年开始安新县的 GDP 开始大幅减少，到 2015 年安新县和容城县的 GDP 水平相当，都在 57 亿左右。截止到 2015 年，三县的国内生产总值占整个保定市的比重为 6%。

目前三县的产业结构层次总体偏低，都是以第二产业为主，还在努力从“二三一”到“三二一”的转变中。其中，第三产业占比较高的是新安县达到 33%，安新县和容城县的产业结构占比很相似，同时雄县的 GDP 主要是靠第二产业拉动的。

雄安新区三县的支柱产业都已成型，产业结构相互互补。安新县因为拥有白洋淀 85%的水域面积，因此是华北地区重要的水产品基地，另一方面“旅游兴县”的战略也被政府大力实施;容城县目前形成了以服装业为主、四大支柱产业竞相发展的良好局面，剩下三大产业分别是机械制造、汽车零部件产业，箱包、毛绒玩具产业，食品加工产业。2006 年，容城被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和中国服装协会评定为“中国男装名城”和全国纺织产业集群试点;雄县民营经济上世纪 80 年代就进入了省 30 强行列，目前民营经济组织达到 13000多家，目前形成了塑料包装、压延制革、乳胶制品、电器电缆四大支柱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