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综合自地产邦（dichanbang）、香港港真（wanshitonghk）、南华早报
香港住房平均水平：四口之家大约40-50平米。在香港，“千尺”叫豪宅，换算90平米。
香港记者亲身走访底层人口居住的合租房。
“你有比深水埗更便宜的房子吗？”房东给我看了太子地区的一个合租单元，有窗户和独立卫生间。但是，3200港元的月租让许多低收入房客难以承受。
我采访了60岁的李玉清（音译），他住在深水埗的一间卧室。
作为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我知道如何“凑活”。我住在一位老人家的地下室，2300港元一个月，每天替他遛狗，用扫帚与屋内的狼蛛作战。去年我在纽约工作室，我与一位室友、以及二十几只老鼠住在一间小屋子。
但我仍然无法想象李玉清的居住环境。
香港的“笼民”
在公共住房的名单后面排队，这是他们摆脱贫困的唯一方法。根据香港房管局的数据，现在有189500人正在排队等待。普通家庭或老人平均的排队时间是21.2年。
香港社区管理协会称，至少有10万人住在像李玉清这样的合租房。香港人把用板子隔开的床位叫做“板间房”，用正规的墙和门隔开的叫做“劏房”，带有独立卫生间的则称为“套房”。虽有少许区别，但卫生条件都一样糟糕。
还有一种穷人住的空间是一个个叠起来的铁丝笼子，但社工和调查者们称，这种笼子逐渐消失，因为房东们发现隔间的利润更高。
我决定在“套房”住一个月。租金是2400港元一个月，高于香港10%的底层人口平均2070港元的月收入。对于我一个人来说，这已经是挺宽敞的了，因为这种“套房”常常住有一家子人。
我计划的预算是350港元一周，只买食物和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这个数额对于香港穷人来说也算高的了。
搬家时间太晚，菜场已经关门，我不得不去超市买家具用品。我挑了最便宜的洗发水、牙膏和厕纸，还买了一条面包、一罐花生酱和几只猕猴桃。但这些加起来总共花了180港元，超过我一周预算的一半。我坐在床上，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坐，吃着花生酱三明治，边读书边对抗蚊子。也许我该坐在马桶上看书。房间足够清洁，但像是公厕似的：瓷砖滴着水珠，空气异常潮湿。
香港的板间房
第二天早上，我被咳醒了。我关掉了空调，省电。门间的缝隙是唯一的通风口。我迅速穿上衣服，离开房间。我走到公用厨房，那不过是走廊尽头公厕门边的一个小架子。厕所门开着，我瞥见里面的蹲坑冒着黄色污渍。
正当我在检查架子上仅有的两个锅的时候，一位妇女打开她的房门，问我是否需要帮助。
她三十几岁，面容可亲。我对她说，自己是新搬进来的住户。
她告诉我，她三年前从深圳搬到了香港，与开货车的丈夫住在一起。
“我们原来住你房间。”她说，“后来有更大一点儿的房间，我们就搬了。现在这房间更舒适些，我找不到工作，大部分时间都呆在房里。”
我往里瞧了一眼，比我的房间略大一点点，架子更好一点儿，卫生间更大一点。房里仅有的家具是一张双人床、折叠桌和两个小凳子。
她问我什么时候做晚饭。我说等一会，她满意地点了点头，说我俩的时间正好错开。她向我道别，提醒我哪儿有便宜的早餐。
深水埗是香港18个区当中最穷的一个，居民平均收入最低，工薪阶层人口数量庞大。14个街区的54200间公屋无法满足社区居民的需求。
该地区也许是香港合租房最多的地方。交通便利，房租低，生活成本也较低，因此吸引了大批低收入住户。
接下来几天，我在附近的街区游荡：开在地下的电子商品店，给老人睡觉的公园，小孩儿收集瓶罐和废纸的街巷……
由于第一个晚上在超市花费超标，我现在坚持在傍晚去菜场买菜，因为那个时候有半价。中午吃速冻水饺，早上我会去吃街角6块钱一碗的粥。
一天早上，我发现了圣雅各福群会。这家慈善机构从周一到周五，每天为老人提供一顿免费午餐。我周围都是年迈的中国人，大多默不作声，似乎不习惯接受救济。
我遇到一位年轻的母亲，她姓钟，身旁是她五岁的孩子，小孩儿手里拿着个沉重的杂物箱。她还有一个九岁的小孩。一家四口人住在13.5平方米左右的一间合租房。
“我的两个儿子在外面都很乖，但在家却总是打架。”她说，“地方太小，两个人玩不起来。”
钟女士的丈夫是建筑工人，临时工。他去年肩膀受了伤，没法全力工作。房租是3500港元一个月，但他每月只能挣大约2000港元。
“房租都付不起，我什么都要省。”钟女士说，“我得带孩子，也没法工作。房东一直要涨租，但我们搬不了。找不到更便宜的地方了。”
当天晚上我作弊了，因为想吃奶奶做的晚餐而选择了睡自己家。第二天晚上，我回到了合租房。我打开门，感觉有些不对劲。电器都还在，没被偷。但东西全都湿了，我的衣服、书全湿透了，墙上还滴着水。原来是空调漏水。连枕头都长满了霉菌。
我只好下楼躲进麦当劳。店里座位全被占满了，其中一半的人都在睡觉。
香港社会福利部门只开了五个临时救济站，以及两个紧急救济站。总共397个床位中，有169个在深水埗。
香港房租快速上涨 猪栏鸡棚也成廉租房
香港政府去年连续出招平抑楼市，二手房交易因而大跌，但楼价稳住的同时，房租却快速上涨，香港特色的“房中房”成为市场新贵；而房产中介开始把目光转向死角车位、天台甚至“凶宅”，这些以前无人问津的单位，居然也跟着节节走高。
买天台做钉子户
香港媒体近期报道了一系列炒楼怪现状。报道称，香港楼市近期的表现可用“癫狂”来形容。楼价远高于普通大众的负担能力不说，炒家不顾政府重招打楼，纷纷“各出奇谋”，令市场上浮现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物业买卖或租赁个案。房中房、猪栏鸡棚有人住，凶宅也“大把人”抢，连无路可出的“死位”车位亦有人买，空荡荡的天台也奇货可居。
荃湾一个400平方英尺(1平方英尺约等于 0.09平方米)天台，平均价是625元(港币，下同)。天台“空落落”的，只有几盆花，连僭建物都欠奉。这种天台的投资价值在于旧楼改造时，可用作钉子户的要价筹码。“成功案例”不乏先例，去年香港太古公司为了建新楼，就花了1920万元买了两个钉子户天台，价格高过太古城海景房。
香港房地产政策为何促成这一局面
举个例子，1997年金融风暴前，前特首宣布「每年兴建85000个房屋单位」（后称「八万五建屋计划」）的目标和计划、意欲让更多的人上车，多少人初时拍手叫好，转头金融风暴降临，该政策催化房价暴跌，大批业主成了负资产，跳楼的跳楼骂娘的骂娘，。
然而，这种伪善并不是他们的错，房子早已成为香港人资产的重要组成部份——香港市民被地产商挟持绑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这些地产巨头，绑架的何止是住房，各行各业的脉络都被他们掌控，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小商户小店铺退让倒闭，已经将许多市民逼向了“地产霸权”的对立面。
当然买不起私人楼宇的，更多只能选择政府资助的房屋，即公屋（类似内地廉租房），或2011年宣布复建的居屋（类似内地经济适用房）。
截至2012年3月31日为止，约210万人（占香港人口的30%）居住于租住公屋单位；加上居住在政府资助出售单位的市民，全港约46.2%人口居住在政府资助房屋。
据长远房屋策略委员会（长策会）的数据统计，截至2012年，在公屋轮候册的非长者单身申请人，超过10万人；其中30岁以下年轻申请者按年增三成达至超过6万人，占非长者单身申请总数达54%，无论人数以及比例创历年新高。其中3%以学生身份登记，而拥有大专或以上教育程度者亦占去17%。
这些数据表明，越来越多更年轻、拥有更高学历的人看不到购买私人住宅的希望。
面对这样的情况，梁振英在政纲中提出，香港并不缺乏土地，缺的是全局观和长远的规划。为此，房委会制定了持续推展的公屋建设计划，计划在2012年至2016年建造约7.5万个公屋单位，即平均每年建造约1.5万个单位、把公屋平均轮候时间维持在三年左右；而私营房屋政策方面，政府目标是在未来十年供应足够土地，以供每年兴建约两万个私人住宅单位。
所以说，调控楼市的行政政策只是香港政府短期的权宜之计，长期来说还将以增加供应为主，只要供应增加，调控需求的力度就可以减轻了。
不过话说回来，在这个时代，已经上车的香港市民也见不得有多幸福，他们肩上背负的房贷压力和大陆人一样大。目前，香港市民平均供款占收入水平已经恶化到50%，而且楼市泡沬风险正在上升，万一按息回升至3厘，这个比率将会急升至65%，属相当高的水平。另据2012年下半年的数据显示，香港家庭负债占生产总值比率去年升至59%，接近2002年60%历史高位。
说多了都是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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