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景式分析展望中国经济的现状和未来

内容提要：概括性总结2015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总体情况；着重指出中国经济正在由高速增长平衡转向中速增长平衡，由数量追赶转向质量追赶；从需求、供给以及产业各方面对中国经济现状及未来做出全景式分析和展望。

关键词：中国经济 高速增长 中速增长 数量追赶 质量追赶

2015年经济运行总体情况

2015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抓好“三去一降一补”任务，加大了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的政策力度，经济增长总体平稳，新旧动力转换和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同时，我们必须正视所面临的挑战和风险。

一些重大转折性变化集中出现

一些重大转折性变化集中出现或得到确认，这对于判断中国经济转型再平衡进程，展望中长期发展趋势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2013年城镇户均住房已超过一套，新竣工面积出现峰值，2015年为负增长（-0.7%）。

二是主要工业产品产需临近历史峰值。2015年，钢铁消费同比下降0.7，水泥产量下降4.9%，发电量下降0.2%，均为1978以来罕见。千人汽车保有量超过110辆，汽车发展进入相对低增长期。

三是劳动力供给峰值确认。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自2012至2014年每年降幅超过300万人，15-64岁年龄段人口在2013年达到10.06亿的高点。

经济结构深度调整

2015年，第三产业占比首次达到50.47%（其中金融业比重上升明显）。第二产业占比降至40.53%，其中重化工业降幅较大，与消费升级密切相关的部门效益较稳定（如通信设备制造，信息及金融等服务业）。

由于总体需求回落，特别是重化工业“加速原理”的作用，出现严重产能过剩问题。估计钢铁、煤炭等行业的过剩产能在30％以上。这直接导致两个后果：一是PPI持续负增长，二是工业企业利润自2014年下半年后持续下降。

随着主要工业产品需求临近或达到峰值，行业竞争格局进入存量调整阶段，兼并重组案例大幅增加。但总体看，重化工业去产能并不顺利。

随着劳动力等要素成本的变化，以及能源和制造业技术的不断进步，全球制造业布局正在调整，中国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加快向外转移，加工贸易订单不断流失。目前新兴部门的成长尚不足以对冲传统部门的下降。

地区间经济增长态势明显分化

一些地区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对人才和资金的吸引力加强。如广东和浙江2015年增长率为8%左右，而辽宁和山西经济增速仅为3％左右。

互联网、高速公路和高铁网络等基础设施的完善，密切了区域间联系，有助于促进创新资源的集聚，提升专业化水平，实现城市和地区间协同发展。

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债务违约事件增多

2015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15.22万亿元，增速放缓至8.4%，同口径比上年仅增长5.8%。地方土地出让收入3.25万亿元，同比下降21.4%。同期全国公共财政支出同比增长15.8%（较上年增长率增加7.6％）。

伴随经济回落和结构调整，债务违约事件增多，银行不良率上升，债务风险显露。2015年，企业债务占GDP比重已超过120%（2016年第三季度可能达170%）。由于有刚性兑付和隐性担保，债务化解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其中钢铁、煤炭、房地产等行业可能成为重灾区。银行放贷将更加谨慎，加大经济下行压力。

2015年消费类贷款增幅超过20%，预计2016年家庭负债占GDP比重将升至39％左右，政府部门总债务占GDP比重接近60%。

因实体投资回报率下降，2013年以来杠杆资金先后涌入影子银行、股市和债市，2015年两融等杠杆资金入市推动股价快速上涨，形成自我反馈放大机制。7月股市大幅震荡之后，大量资金为避险进入债市，并出现所谓“资产荒”。为了追求较高回报，不少投资机构提高了杠杆倍数，债券市场也出现了一定的泡沫迹象。

人民币进入贬值通道

受美联储加息和国内货币政策宽松预期的影响，人民币进入贬值通道。“8.11汇改”后，人民币大幅贬值（2015年初为 6.2左右，年末为6.55），外汇资金持续大幅外流。当年金融机构的外汇资产累计减少2.8万亿元，货币当局外汇占款累计减少2.2 万亿元。资本账户逆差规模不断扩大。2015年结售汇逆差累计4600多亿美元，外汇储备余额减少5126亿美元。因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不灵活，货币政策独立性不够，资本短期内过快流出，增加了国内金融管理的难度，加大了国内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波动的风险。

中国经济对国际经济的影响力和互动效应明显增大

2015年，由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成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在上海开业，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人民币占10.92％权重、仅次于美元和欧元）。中国经济对国际经济的影响力和互动效应都明显增大。现我国每年对外投资超过1000亿美元，海外资产存量超过6万亿美元。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必须充分考虑和应对我国不断增大的外溢效应的正反两面因素。

2016年，全球经济仍维持“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态势。主要经济体的宏观政策取向分化。中国对大宗商品的需求已达到高峰，美元处在上升通道，继续对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起到抑制作用。

经济由高速增长平衡转向中速增长平衡

当前中国经济依然面临着大的下行压力。底在何处，从高速增长降落后前景如何，是“十三五”直接面对的关键问题。

增长阶段转换的条件

经济增速回落的背后，是经济结构、增长动力和体制政策体系的系统转换，也是增长阶段的转换。能否实现由高速增长的平衡转向中速增长的平衡，取决于三个条件。

一、高投资触底。从需求角度看，以往的高增长主要依托于高投资，其中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可以解释总投资的85%左右。制造业投资又直接依赖于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出口。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已回落，出口从以往20%以上的增长转为2015年的负增长。房地产2014年触到历史需求峰值后快速回落，2015年增长趋近于零。房地产投资增长触底，将意味着全部投资、乃至整个经济增速探明底部。

二、去产能到位。随着高投资增速回落，供给侧开始调整，但部分行业（主要是重化工业）调整较慢。相比之下，出口行业增速由20％以上降为负增长，也遇到订单减少、负担加重等问题，部分工厂关闭破产，有些移至外地。但该行业以民营和外资企业为主，用工制度灵活，调整较快，有的干脆”一跑了之”。对国有企业而言，人、债、资产重组等均为难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深化改革的问题。

三、新动力形成。这是指那些新成长起来的增长领域，主要有以下三类：一是新成长产业，主要是信息服务、物流、医疗、文体等生产和消费性服务业，以及新技术产业；二是产业转型升级，如机器替代人工、绿色发展等；三是创新产生的新增长点，如网购及其所带动的相关行业。

这些“新经济”的增长，可能出现挤压原有增长空间的情况（如网购发展将伴随传统商业放缓，机器人上岗将伴随人员下岗），难免会引起利益关系的冲突和重组。但有效运用新技术、新机制、新商业模式，提高生产率的趋势，终究是不可阻挡的。

新旧动力的不对称性值得关注

新动力的另一个来源是“老经济”加新机制。一个经济体要提高竞争力，必须解决国内原有相对封闭领域的市场开放问题，纠正资源错配、提升效率大有文章可做。

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是新旧动力的不对称性。尽管还有新产业涌现，但像房地产、钢铁、汽车等能够将经济推向高速增长的大型支柱产业，基本上找不到了。所谓“战略性新兴产业”占工业的比重，2015年尚不足10%，其中有的也已出现严重产能过剩，如光伏发电行业。概括地说，结构调整正处于转型期，新动力能够提高效率、提升增长水平，但远不足以抵消原有动力的下降，更重要的体现于发展模式、效率和质量的转换。

上述三个转换条件逐步形成后，中国经济这一轮大调整将可能呈现双重底部：一个是“需求底”，随着房地产以及全部投资增速趋稳，这一底部可能在最近一两年出现；另一个是“效益底”，即供给侧调整到位，主要指标是PPI止跌回升，工业企业盈利增速由负转正，并保持在适当水平，这取决于去产能的力度和进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如果“效益底”明显滞后于“需求底”，经济有可能进入“低效益、高风险”的陷阱。避免这种不利局面，短期内关键是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使PPI和工业企业利润止跌回升。

表1　中国未来10年经济展望

由数量追赶到质量追赶

从长期发展看，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高速增长期（历史需求峰值期）结束，与成熟增长期（发达经济体所处阶段）到来之前的中速增长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是：通过提升增长质量，实现中速增长，缩短与先行者的距离。与此相适应的发展条件、体制和政策环境将会发生很大变化。

发达经济体已实现需求的更新支出，如现有基础设施的维护等成为需求的主要部分。与此相比，中国目前至少还多出两方面需求：一是中高收入阶层已经实现、但中低收入阶层尚未实现的需求，二是消费结构升级，重点是服务性需求比重上升。这两种需求，加上存量更新需求，构成了中速增长期的主导性需求。

所谓质量提升，主要还是“追赶型”的，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吸收和“上台阶”上。应当采取更为开放、且选择性更强的政策，鼓励支持那些有助于质量提升的“引进来”、“走出去”活动。能拿过来还是要先拿过来，以降低成本、缩短周期。

在现有的情况下，需要有针对性地解决好以下几个突出问题。

一是纠正资源错配。目前行业之间依然存在着较大的生产率差异，这表明要素流动不畅、配置欠佳，通过深化改革纠正资源错配，仍可释放出有利于提高效率的投资需求。

二是激励产业升级。包括发展新兴产业，在已有产业中采用新装备、新技术，由低端制造转到高端制造，加大设计、研发、品牌等元素的比重，推进专业化分工协作关系的深化，产业集中度的适当提高，全面提升人力资本质量，从行业标准到工匠精神，全面推动精致生产的制度和文化建设。

三是营造创新环境。让更多的人参与创新，提高创新试错过程中的成功概率，形成有利于市场发挥作用、能够吸引到更多创新要素的体制和政策条件。

需求要点

房地产投资

2011年是城镇住宅新开工的高点（14.6亿平方米），此后负增长态势持续至今。2015年房地产投资规模6.46万亿元，投资增速回落至零附近。当年新开工10.7亿平方米，施工51.3亿平方米，竣工7.4亿平方米，分别比上年下降14.6％、0.7%和8.8%；商品房销售11.2亿平方米，较上年增加6.9％。

2015年商品住宅可售面积同比增长11.2%，增速较上年下降14.4％。其中北上广深等重点城市去库存速度较快，其他地方的库存同比增长接近14％，高库存压力仍然突出。

2015年，我国城镇化率接近56%，城镇常住人口约7.7亿人，2.7亿个家庭（按户均2.85人）；城镇住宅总面积约225亿平方米，2.6亿套（套均86平方米），每户城镇常住家庭已拥有近1套住宅。

预测2024年，全国人口总数达14.2亿。未来10年，城镇常住人口年均增加1700万，2025年城镇常住人口约9.4亿，3.4亿个家庭（按户均2.75人），城镇化率66％；按每户1.05套和套均面积92平方米推算，大致需要3.5亿套住宅，320亿平方米。届时人均住宅建筑面积超过34平方米。

按此需求推算，未来10年，住宅净增数量不足1亿套。再考虑到折旧拆迁、城镇规划扩围带来的住宅增加等因素，预计需要建设1.15亿套住宅。已在建城镇住宅面积51.3亿平方米、4500万套（按套均105平方米，扣除6％不可销售数），未来10年每年所需住宅新开工水平不足1000万套，住宅投资平均增速可能为负。

从短期看，金融条件变化对住宅需求扰动较为明显。“十三五”期间，住房政策需要从总量和结构着手，提高新增城镇常住人口的居住质量，同时要防范房地产泡沫风险。

基础设施投资

2011年，基础设施建设量已达到峰值，尤其是东部沿海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或接近饱和，投资回报率较快下降。

2015年，我国基础设施投资13.13万亿元，名义增幅17.29%，增速比上年低3个百分点。其中，铁路公路水路固定资产投资共2.67万亿元，同比增5.5％。铁路投资0.82万亿元，投产新线9531公里（含高速铁路3306公里）；公路建设投资1.65万亿元（高速公路0.79万亿），同比增长6.8%。预计2016年基础设施投资名义增速约20%。

因公共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地方财力萎缩，限制了一些重大项目的及时开工和运行。

表2　中国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实物量及预测

表3　中国铁路和公路密度（单位：公里／万平方公里）

根据2014年国办（43）号文，取消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PPP（公私合营模式）等新的投融资模式刚刚起步。居高不下的地方债务需要尽快化解。中央财政向地方下达置换债券额度以偿还到期地方政府债务本金等措施，短期还难以替代地方融资平台的作用。

地方基础设施投资过度依赖土地出让收入和抵押贷款。由于各类成本性支出增幅提高，地方政府可支配的土地出让净收益占本级财政收入的比重，从2010年的35%下降到2014年的17％。土地出让支出中，用于基础设施支出的比重也不断下降。

2000-2012年，地方政府基础设施银行贷款中，国家开发银行的政策性贷款约占30％。商业银行对基础设施的贷款周期平均只有3-5年，但基础设施项目还款期限一般设定在8-10年，这样银行短期内很难收回贷款，容易产生流动性风险。

基础设施投资达到峰值后，庞大的资本存量将进入更新和换代阶段，届时用于维护更新原有存量的费用，将超过新增投资水平。东部地区的传统基础设施（基础交通、传统能源和通信）水平已接近或部分超过了发达国家水平。整体看，我国传统基础设施新增投资需求空间，没有想象的那样大。

“十三五”期间，新兴基础设施将成为重点投资领域，包括新能源、信息、节能环保以及公共服务等行业，这将是基础设施建设的着力点和新重点。

出口

发达国家经济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已连续多年在零增长左右徘徊。中国的出口增速在2010-2011年报复性反弹（20%以上）后大幅下滑，2012-2014年分别降至7.9%、7.8%和6%。2015年，中国以美元计价的货物出口下降2.8％（其中加工贸易出口降9.6%，一般贸易微增1.5％），是2008年以来第一次负增长。其中对欧盟出口降3.9％，对日本出口降9.2%，对东盟、韩国分别增长2.6％和1.1%，对俄罗斯和巴西分别降低35%和22%。

2015年，受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和主要经济体汇率贬值的影响，全球贸易大幅萎缩，这是中国出口负增长的直接诱因。当年全球货物进口同比下跌13％，为2009年以来首次（2009年下跌24%）。欧元和日元对美元大幅贬值，导致欧元区和日本以美元计价的进口额下降，从而相应减少了从中国的进口。

比较2013年中美两国的制造业利润可知，中国制造业相比美国，规模更大，但效率较低。两国制造业总的利润率分别是6.1％和7.4％，但在22个可比的行业中，中国在16个行业的利润率都低于美国同行。在钢铁及有色金属、机械、电器设备、服装行业，中国的利润率分别相当于美国的60％、77％、80％、72％。在利润率高于美国的6个行业中，只有汽车是典型的资本技术密集行业，其他为家具、食品、纺织和非金属矿产品。中国汽车零部件进出口贸易为顺差，但整车为逆差，所以说中国汽车行业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美国的制造业已经衰落，还为时尚早。中国制造业在技术含量和生产效率的提升方面还有很大的追赶空间，货物出口结构仍然存在巨大的升级潜力。

供给要点

就业

2012-2015年，尽管经济增速下降，每年新增就业人数均在1300万人左右。2015年就业形势总体平稳，部分地区和行业就业压力加大。在重化工业部门和资源型产业集中的地区，一些重点企业经营困难，靠贷款维系日常营运，员工轮岗、待岗和工资拖欠现象突出。加工贸易、房地产和基础建设部门就业岗位减少，对农民工群体造成较大冲击。2016年企业用工更趋谨慎。据抽样调查，表示要减少用工的企业达27.8％，隐性失业可能显性化。

就业岗位需求减少的部门有：制造业（-13.5％），建筑业（-23%），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9.0%），房地产（-15.3％）。由于电子商务和物流行业的快速增长，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岗位需求增长20.8％，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岗位需求增长5.9%。

就业人员素质逐步提高。2015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员中，大学毕业生占57.1％，比2012年提高3.4个百分点。57.5%的市场求职者具有一定的技术等级或技术职称（2015年４季度数据）。

2012-2014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分别比上年减少345万、227万、518万。预计劳动年龄人口，将从2015年的9.33亿，下降到2020年的9.23亿，平均每年减少约200万人。从业人员中45岁及以上劳动力，1990年占21.1％，2000年29.2%，2010年35.0%，2014年已接近40％。中老年劳动力所占比重明显增加。

近几年就业形势能够稳定，主要是因为劳动力总体供需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一是经济增长的绝对规模和就业需求总量仍然不低；二是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从2012年起逐年减少，未来10年这一趋势仍将继续。由于产业结构调整和自动化扩大的趋势，部分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将会减少，但只要经济保持稳定增长，就业形势仍可保持基本稳定。

科学技术与创新驱动

金融危机以来，美、德等国提出“重振制造业”，促进制造业回流，加大支持创新，这对我国是个重大挑战。

我国创新驱动战略正在全面推行。2012年全社会研发投入突破1万亿元，2015年达1.4万亿元，研发投入强度达到2.1％。根据OECD按不变价格和购买力平价折算（2013），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总额已达到美国的73%，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持续提高，研发效率和创新回报率进入上升通道。近年来我国创新发明专利有效数和高技术产业利润总额逐年增加。

表4　危机前后工业企业创新能力比较：规模指标

资料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1，2009，2014）

在具有引领作用的若干重大领域，国家将进一步加大创新投入，以局部技术突破带动全局发展。2006年以来我国相继实施了16个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十三五”将全面完成。2014年底，国家成立了1300亿元的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2015年支持紫光等国内龙头企业兼并重组，依托华为的手机终端业务，海思从2012年开始已成为国内最大的集成电路设计企业。2016年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正式组建，整合研发制造资源，推动航空发动机的技术追赶。

创新激励政策渐成体系，鼓励创新将成为各类公共政策的重要目标。产业政策的着力点，应放在鼓励高端产业和淘汰低端落后产能。创新性行业将面临更广阔的增长空间。

产业

农业

目前我国农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大宗农产品国内国际价格严重倒挂，农业生产成本上升且效益低，农产品库存压顶，国家收储代价巨大。

近几年，粮、棉、油、糖、肉等大宗农产品的国内国际价差，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

玉米：国内国际价差长期在1000元/吨左右，2015年降低临时收储价，现货价降至2062.19元/吨（2015.10.16），同期玉米进口到岸完税价为1601.97元吨，差价460元。

小麦：国内国际价差800-1300元/吨，2015年10月国内价下降，比国际价高900元/吨以上。

稻谷：2012年以来国际国内价差2800元/吨左右，2015下半年后价差1300元/吨左右。

猪肉：近5年国内价在24元/公斤上下波动，同期进口价12元/公斤左右。国内猪粮比价长期低于6.0保本点。能繁母猪快速减少，导致生猪供给减少。

棉花：2014年实施临时收储政策后，国内棉价从2万元/吨降至1.2万元/吨，同期进口棉花从1.3万元/吨降到1万元/吨，价差2000元吨左右。

大豆：大豆进口早已放开，关税为3％，国内外价差在合理水平，2014年进口大豆7140万吨，2015年进口8169万吨。

白糖：2015年10月，国内白糖价格比进口价高3050.29元/吨，是进口价格的2.45倍。

农业人工成本、物资费用逐步上升。2014年三大主粮生产净利润为：稻谷204.83元/亩，小麦87.83元/亩，玉米81.82元/亩（2015年玉米亩收入为-19元/亩）。同年除粮食之外的大宗农产品生产几乎全亏损。

农产品库存压顶：2015-2016年度，三大主粮库存合计2.54亿吨，创历史最高纪录。小麦、玉米库存消费比分别为52.5%，87.09%。按粮食安全标准，合理的库存消费比是17%。

粮价支持政策推动粮食产量增长。2010年以来，三大主粮总产量从4.25亿吨提高到5.01亿吨。因国内外高价差，进口逐年增加。2010年三大主粮进口合计331.39万吨，2015年小麦玉米两项进口共770万吨。

2010-2015年，三大主粮产量和进口量合计，从4.29亿吨提高到5.14亿吨。同期三大主粮消费量从4.53亿吨上涨到4.74亿吨，保守估计，粮食库存增加量或将超过1.4亿吨。

棉花自2011年实施临时收储政策，国内外棉价差距拉开，棉花、棉纱大量进口。2010-2014年进口棉花分别为（万吨）：283.7、336.3、513.5、414.7、243.9。实行棉花进口配额后，棉纱进口从2011年的90.5万吨增至2015年的234.5万吨。2015年末棉花库存1196万吨，库存消费比达163%（世界平均51％）。

这些年，我国实际上是以举国之力为世界农产品市场托底。我国农业生产处于两难困境。如降低农产品支持价格以减轻收储压力，将打击农民种粮积极性，影响粮食安全。如保持或提高农产品支持价格，则收储补贴成本巨大，土地和水资源透支，不利于农业可持续发展。

表5 2016-2025粮食和部分农产品消费量和产量预测（单位：万吨）

注：作者根据wind资讯数据进行预测

制造业

2015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0%（按可比价），增速较上年下降2.4个百分点；其中有色、化纤、计算机通信及电子设备制造等行业增速保持两位数，石油化工、医药、食品等行业的增速高于平均增速。纺织、家具、汽车等运输设备为6-7％，通用及专用设备、服装等在5％以下。企业实现利润5.56万亿元，同比增长3.48%，增速较上年下降2.51个百分点；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为5.63%，低于其他行业。煤炭、铁矿石、油气开采、建材、钢铁、有色六大行业利润总额累积同比下降超过40%（一个重要原因是全球大宗原材料价格持续三年下降。

制造业当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8万亿元，名义同比增长8.1%，增速较上年下降4.9个百分点。

自2012年以来，我国制造业发展进入下降通道，企业面临较大困难。至2015年底，PPI已连续46个月负增长，主要工业品实际价格已跌至1990年代中期水平；其中煤炭、钢铁、铁矿石、石油、石化五大行业的出厂价负增长幅度达20％左右，对全部工业PPI负增长的影响达到80%左右。加之工资收入增幅持续高于工业品出厂价格，影响企业效益下滑，亏损面扩大，债务负担加重。企业缺乏投资意愿，隐性失业显性化风险突出。

2015年去产能步伐迟缓的因素：地方政府出于保增长、税收和就业的考虑，希望别人减产能、自己不减；银行不希望不良贷款显性化；企业资产重组、债务处理、员工安置、企业办社会等问题涉及复杂关系。但问题久拖不决，将拖累企业盈利增长，还要不断增加信贷和财政资源维系亏损企业的日常经营，给全局带来不利影响。存量调整的重要性日益突出。要冲破不利于行业兼并重组和区域调整的体制机制障碍。

当前全球产业正经历重大变革。我国重化工业已越过发展高峰，随着工资上涨和资源环境限制日趋严峻，如何重塑我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这是关系国民经济长远健康发展的重中之重。

能源

2015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43.0亿吨标煤，比上年增长0.9％。其中煤炭下降3.7%，石油增长5.6%，天然气增长3.3%，电力增长0.5％。能源需求增速大幅下降的原因，一是用能效率提升，二是重化工业大幅下降。

2015年能源生产总量为35.8亿吨标煤，同比下降0.5%。其中，煤炭产量36.8亿吨，降3.5％；原油21331万吨，增长1.8％；天然气1350亿立方米，增长5.6％；电力装机达14.7亿千瓦，增长7.5％。能源进口7亿吨标煤，其中石油3.3亿吨，天然气614亿立方米。石油对外依存度超过60%，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超过30％。我国能源供应安全形势值得注意。

“十三五”期间，能源需求增速预计在3%左右，比“十一五”（8.4%）和“十二五”（4%）的增速进一步下降。同时结构优化步伐加快，预计2020年煤炭消耗占比将下降到60%以下，而天然气、非化石能源上升至10%和15％。

服务业

2015年，服务业实现增加值34.16万亿元，同比增长8.3％，增速比第二产业高2.3个百分点，占GDP比重达50.5%．预计2016年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在52%以上。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消费更多地转向服务消费，互联网起到显著的助推作用。从线上推广到消费者反馈的闭环正在形成，终端设备商、通信运营商、内容服务商之间的跨界互动活跃，移动支付应用场景的拓展，以及与社交平台、金融业务的融合发展，激发出庞大的消费能量。

国内旅游突破40亿人次、旅游收入3.4万亿元；出境旅游近1.3亿人次、境外消费1.5万亿元，规模名列世界第一。文教娱乐消费规模持续扩大。预约打车、餐饮外卖、远程医疗等消费增长迅猛。

我国服务贸易规模已居世界第二。2015年服务出口2881.9亿美元、进口4248.1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9.2%和18.6％），其中市场采购贸易、跨境电商等新业态蓬勃发展。全年服务进出口总额占对外贸易总额15.4％。

我国低端、同质化服务明显过剩，生产性服务、流通性服务明显不足，部分知识和技术密集型服务严重依赖进口，逆差逐年增加。发达国家物流业正在向多样化和专业化方向发展，运输中介、设施运营等新兴物流业快速发展，我国在这方面发展还不充分。2014年，旅游、运输、保险服务和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的逆差，分别是1079、579、179、220亿美元。由于精细、高品质的服务供给短缺，致使很多服务消费流失到境外。

金融监管

随着金融管制放松，金融跨业和跨界融合日趋丰富，大量金融创新和金融业务游离于传统金融领域之外。

（1）随着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微观主体金融需求的多元化，以及金融创新、放松管制和金融业竞争的加剧，金融业逐步从以产品为中心转向以客户为中心，金融综合化经营具有深刻的宏微观基础。

（2）互联网金融大发展，改变了金融的实现形式，丰富了金融市场，降低了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互联网、大数据和复杂计算技术实现了金融的精确营销，改变了市场信任基础。互联网的去中心、去中介和跨界特点，规避了原有的金融监管，同时也实现了跨市场融合。

第三方支付与网络货币，实现了从传统金融向互联网金融转换，是互联网金融体系的基础，成为实现电子交易中资金流与信息流高效匹配的中介服务机构，并在网络社会与央行法定货币相竞争。

互联网金融的基本业务模式是P2P网络借贷和股权众筹。前者是指（个人）利用网络平台实现资金借入和借出的撮合、资金转移以及记录；后者是指项目筹资者借助众筹融资平台发布项目信息，寻找并获得项目出资者的出资。

随着互联网金融参与者增多，专业分工不断深化，延伸出多类业务。出借方出现专门的互联网理财和各类搜索引擎网站，需求方则出现互联网征信等业务，市场上还出现了提供各类交易软件的服务提供商。

（3）银行脱媒与表外、“表表外”业务的快速发展。我国直接融资市场快速发展，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在整个金融体系中的占比不断下降。2015年，人民币贷款余额占社会融资总量余额稳定在67％左右。当年底，股票市场流通市值41.79万亿元，债券市值36.76万亿元。

2015年底，银行表外融资业务（信托贷款、委托贷款和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余额21.17万亿元。截至2015年9月，各类资产管理余额32.69万亿元，比上年底增长64％。

（4）非法集资案件频发，尤其在互联网金融领域。2015年11月份，P2P平台公司数量达3769家，累计交易量8485.57亿元，待还金额4005亿元，但问题平台已达到1157个。以负债支撑金融扩张的“庞氏骗局”广泛存在。

目前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问题，集中体现在监管“空白、重叠和错位”上。由于监管部门职责划分不清，导致“三不管”地带和监管重叠区域大量存在，这是金融综合经营和金融创新发展的结果。缺乏风险管理，带来系统性金融风险；监管标准的不统一，加重了金融机构的负担，也可能带来无序发展。监管资源和能力不足，也影响了我国金融监管机构的执行力。

来源 |《经济导刊》Economic Herald 

作者 |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长期增长”课题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