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好赚钱的时代过去了_

来源/宏观经济评论（ID：hgjjpl）作者/钟伟

在苏东解体之后，全球化风起云涌，中国很好地利用了这个二战以来，对大国而言难得的战略机遇期，迅速崛起为全球重要力量。中国民众也在短期内基本摆脱贫困，积累了惊人财富。当下在中国涌现了一群千亿富豪。世易时移，随着中国政治、社会、经济的三重变迁，最富裕的这代中国人正在逐渐离我们远去。在未来中国，再度狂风骤雨般书写财富神话的机会，如过江之鲫般涌现的土豪群体已是过往，轻易实现人生小目标者可能逐渐寥若星晨。

我们罗列了十个理由，解释为什么最富裕的一代中国人在远去之中。

一是中国经济爆发式增长期已经过去。个人财富的积累取决于国家经济的兴衰，在过去2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令人眩目。回顾1997年东亚危机至今的20年，中国经济体量大涨：1997年之时中国GDP仅为7.85万亿元，当时人民币汇率为8.28，折合约9500亿美元，人均仅774美元。这大致仅和目前的乌干达等非洲贫困国家差不多，离当下的越南、印度都差得远。到了2016年，中国GDP已比1997年增长了近10倍，折合约为11万亿美元。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其体量和日、德、英三国的总和相当。中国富裕群体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而涌现，人类也随着中国迈入现代化、城市化国家而取得了显著的减贫成绩单。过去20年，扣除掉中国的脱贫人口，地球的贫困人口变得不是不少，而是更多。请不要忘记，在1997年，中国虽然在当时是一个充满蓬勃活力之地，但其经济实力，仍然仅可归属为全球倒数的低收入国家。在未来，我们已不能指望中国重新复制爆发式经济增长。

二是中国人民币大发行的洒钱阶段可能已一去不复返。几乎每个中国人都在感叹货币如潮水一样涌来。在过去20年中国央行所发行的人民币规模，折合成美元，可能比地球上所有其他经济体加总起来还要多。这种快速发钞可能顺应了中国货币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但也可能存在着以超长周期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支撑和强化了超长周期的经济增长。在1997年之际，中国的广义货币M2仅为9.1万亿，相当于当时GDP的115%，而到了2016年底，M2已是155万亿，相当于GDP的两倍。如此超级货币周期恰好搭配了史无前例的庞大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保证了中国物价指数CPI的中枢水平不升反降。这一点可能和普通民众的直观感受相悖。在90年代中国还是很容易遭遇5%以上的物价涨幅，而近年来，3%的CPI都不多见了。庞大而廉价的消费品滚滚而来。这种发钞节奏，决定了存钱不如借钱，借小钱不如借大钱，冒险者迅速攫取了谨慎者的财富。在未来，我们已不能指望央行再度任性发钞。

三是中国最惊人而无度的行业暴富机会已消退。回顾1997年，中国还不存在市场化的房地产行业，私家车对绝大多数国人而言还是个奢侈的梦想。20年间，从攫取矿业等资源，到房地产开发等人脉和资金密集行业，再到IT和互联网等科技英雄时代，挖矿的、盖房的、用网络开全球地摊货的，以及少量做制造业和消费品实体的，构成了中国富裕人群的基本特质。由于金融业没有掌握在私人部门手中，因此金融业的暴发户反而不是那么庞大。投资回报率在中国迅速走低，2012年之前，中国投资回报率ROE估计在12%-18%之间，而当下扣除金融业之外，中国实体经济的ROE约为7%。不仅如此，经过4－5年政策刺激的高科技行业，也蕴藏了巨大泡沫，这些泡沫在已经破灭、有待破灭和深度破灭之中。中国进入了低利率时期的优质资产荒困境。在未来，人们很难指望中国还会涌现凭胆气耍流氓拉关系就能搞定的暴利行业。

四是中国人最显著的收入增长期似乎也已远去，涨工资越来越难了。过去20年是中国普通劳工收入增长最显著的一段岁月。从国家的角度看，1997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只有1400亿美元，而现在即便是告别了2014年的外储高峰，也还是有3万亿美元外储的，涨了20倍。从工薪族的角度看，1997年城镇职工大约7亿人，当年工资总额9602亿元，折合年工资收入仅为1380元，月薪也就120元。到2016年估计城镇职工约7.9亿人，工资总额达12万亿，折合年和月工资分别为1.5万和1250元。上述数据可能和普通民众的直观感受不一致。尽管如此，从不太靠谱的数据看，20年中国经济增长10倍，职工工资也增长了10多倍。其实当下普通工薪族月薪在3－5千，京沪等一线城市中位数月薪大约为1万元。普罗大众尚且如此，中国富裕阶层的财富积累显然更为惊人。万元户已作古，人生小目标才有些气魄。在未来，中国人口红利的远去和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攀升，使得收入增长必然随着经济成长回落的大势而不再汹涌。

五是中国最蔚为壮观的资产价格膨胀可能也已接近巅峰。中国人资产配置日益多元化，除了传统的银行储蓄之外，中外房地产、股票、理财、艺术品等纷至沓来。在各种资产价格膨胀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是楼市和艺术品市场。1997年，中国还无所谓房地产市场，2000年前后，京沪市区的商品房价也就在每平米四五千，现在则动辄10万，一线城市房价足足涨了15-20倍，全国房价的普遍涨幅也不会少于10倍。过去20年对待中国楼市唯一的正确方式可能就是买买买。当下可能很少有人有勇气或机会再重新开启这样的模式。艺术品市场更今非昔比，甚至造就了大量泥沙俱下的文玩骗子。是什么拉开了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差距？很可能不是工资收入差异造成的，而是是否买房置业拉开了贫富差异。你若在一线城市有两三套房，基本就迈入千万富翁俱乐部。当中国的房价等资产价格到了今天的高位，在未来，中国资产价格很可能不是令人艳羡的，而可能是蕴含风险甚至陷阱的。

六是中国家庭部门最轻松的税负阶段将迅速成为过往，税收和死亡是必可避免的趋势。和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家庭部门的税负是非常轻的，这个基本事实可能许多国人并不认同。中国税制的特点是名义税率重，实际税率不重；所得税地位不重，流转增值等间接税税负过重；企业税负重，居民税负不重、相比工薪阶层，巨富阶层的税负可能更为轻微。过去20年，从GDP初次分配看，企业占20-25%，家庭部门尽管占比下降仍占近60%；但从税收占比看，企业贡献了近70%，家庭部门贡献仅约12%。直到2016年，中国政府征缴的个人所得税也仅刚突破1万亿元。高收入人群的税负过轻和敛财过速是平行的。如果企业税负无法更沉重，那么家庭部门的税负必然显著增加。在未来，涉及个人税负的“三重门”将陆续出现，即遗产税，房产税和更完善的个人所得税。无论如何，家庭部门税负整体过轻，结构失衡的状况无法延续。

七是中国人力资源最廉价高效的积累阶段可能正在远去，尽管中国政府仍然苦苦坚持。当下中国的富裕人群，按照1997年之前大学毕业算起，大致是40向上的年龄，更年轻的富豪群体暂时还不是主流。很幸运的是，彼时在中国的中学和高等教育还是非常便宜和高效的，贫苦子弟进入名牌大学的机会多多。而当下，中国教育不公现象似乎在抬头，重点中学的入门竞争，国际学校的遍地开花，高考招生的奇特录取线，漂洋过海的中国学子，使得从教育层面开始，社会阶层的纵向流动已很不顺畅。从城市给排水本科的王石，到双学士的姚振华；从会讲英语的马云到会写程序的雷军、张晓龙，中国教育体制使得无数中国少年获得了良好教育，成就了自身的人力资源。精英式而非大众式的教育理念，对实现这一代人的财富梦想功不可没。在未来，尽管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大众化程度，但中国父母将孩子从婴幼儿抚养到大学生的成本已大为提高，教育公平造就财富英雄潮在弱化。

八是中国最节俭的一代人在谢幕，新生代能花不能挣的迹象逐渐显露。中国人传统上爱储蓄，1997年，中国城乡居民的储蓄仅为4.6万亿元，这在当时相当于城镇职工3年多的工资；2016年底估计居民储蓄已接近60万亿元，大约相当于城镇职工5年的工资。如果考虑到房产，除储蓄之外的金融动产，那么中国人在过去20年积累下来的财富更为庞大。考虑到庞大财富的积累早于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的门槛，这个财富存量总体上是依赖节俭和储蓄而成。但总体上中国家庭部门的储蓄率已在下滑之中。舒适的成长环境带来更强安全感、更强依赖心的新生代，他们花钱多过挣钱，追新逐异多过勤俭节约。在未来，中国人不太可能重复过去20年的高储蓄，甚至已积累的庞大财富都有可能被逐渐消耗。老龄化和新生代共同催生日益临近的坐吃山空。

九是中国贫富悬殊最为惊人反差的世代不可维持，旧格局必将被打破。中国最富裕群体的形成可能有两层含义，富裕感的一种含义是，业已涌现的富豪，多半经历了人生从苦难走向富裕的艰难历程，贫困记忆和富足现实给其强留的幸福富裕感，这和浸泡在蜜罐中长大的群体，所感受到的富裕迥异。富裕感的另一种含义是巨大的贫富悬殊。2016年，中国最富裕的10大富豪拥有1.2万亿元，而他们的公益投入为230亿，除了马化腾先生和何巧女士之外，绝大多数中国富豪敛财之心压倒了一切，甚至不放过他们自己的身体和灵魂。中国120万人拥有中国家庭部门全部可投资金融资产的37%。贫富鸿沟触目惊心。在未来，随着政府推动社会公平进程，食利阶层难以长袖善舞。

十是中国所经历的伟大而幸运的时代，在快速划上句号。过去20年，人类经历了波澜壮阔的全球化时期，中国抓住了改革开放的良机。特朗普现象的出现，及其在欧洲可能蔓延之势，都标志着这个伟大而幸运时代的终结。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即便尚未终结，其内涵和形式也一定已发生了重大改变。中国最富裕的这一代人的崛起，既依赖个人奋斗，但更大程度上是发了“国运财”，圈了块地、占了个矿，钻了个法律的空子的模式不能不终结。即便全球化在碎片化，孤立主义在抬头，中国崛起之势难阻。但这已不意味着中国已有的老式富豪可以延续其敛财的陈旧模式。

回顾20年世事变迁，很可能最富有的一代中国人在逐渐远去，人们怀着复杂的心情旁观他们。深刻的时代烙印，和并不足以驾驭庞大财富的有限心智，使得这一代富裕阶层可以得到普罗大众的羡慕，但难以得到公众的追随和认同。最富裕一代中国人的整体形象支离破碎，光怪陆离，他们拥有庞大的财富，但不太可能赢得同样巨大的尊重。如果王健林或者马云老去，远去，会有人为此唏嘘吗？很难。引领中国未来富裕群体的灵魂人物，尚未出现。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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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其仁

1月18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在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发表题为 “改革突围、创新突围——2017年的中国经济”的演讲。以下为文字实录，未经作者审阅。

1 / 中国现在面临的国际形势：外需萎缩，反全球化，以及为什么

首先怎么理解中国经济从之前的高速增长转向6%~7%中高速的增长?要先理解全球的格局。

假定有两个经济体，一个富有，一个贫穷。富国是10万块资本，300个人。穷国是10块钱资本，3000个人。前者类比是欧美和日本，后者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这两个经济中间之前有一道蓝墙隔开，大家各过各的日子，穷就是没资本，没资本就没有提高生产率的手段，很大程度靠人力、靠自然力，经济进步就很慢。富国资本雄厚，可以转化为生产力，所以贫富差距会拉大。

现在把蓝墙打通，就是改革开放，把这个壁垒打开。打开以后：两个经济体加到一起算，资本总量就变成10万零10块钱，人口总量是3300人。要素的相对比例都发生变化，用我们熟悉的话就是“竞争格局发生了变化”。

第一，富国的资本总量只加了10块钱，但是人口总量加了3000人来抢，原来300人用10万块钱，现在3300人用10万零10块钱，所以资本的稀缺程度提高了。为什么全球化以后，华尔街可以赚到很多钱，道理就在这里。

第二，富国有科技，3300人来抢科技，科技的稀缺性也提高了。但是富国经济的麻烦是，原来只是在300人现在要3300人一起竞争工作机会，劳动者的竞争加强了，这个过程中，富国的劳动者蓝领、下层白领难受了，因为他要面临3000个原来收入只有1块钱的力量的冲击，不会干拉倒。所以发达国家失业率特别是年轻人的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道理也在这里。

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二战后发达国家的橄榄型的社会结构被破坏，全球化以后两极分化严重，基尼系数上升。华尔街、硅谷赚到了大钱，但中间有一个很大的人群很失落，制造业工人、中下层，在全球化过程中面临的压力要超过他们得到的好处。当然好处也有，就是中国的产品很便宜，美国享受到了稳定的物价，所以，穷人实际的生活水平降低得不会那么严重。但是和华尔街、硅谷一比，相对收入的落差就出来了。

发达国家都是这样，二战后高的基尼系数降下来，然后又回上去，然后就带来了社会矛盾。因为很多美国的大妈大叔，够不到金融、也够不到高科技，人数上又是大头，就会有愤怒感，所以在全球化高涨当中发生了“占领华尔街”。

现在这个全球格局，发达国家、美国的平均水平是在下降的，但是中国在提高。我们的人均GDP从1978年的200美金，升到现在的8000美金，深圳是几万美金(25000)。而美国呢，从1978年的13500美金升到现在也就5万美金。

所以，特朗普也出现了，特朗普反映了一个趋势：所有大的变化中，并不是每一个人、每一个集团、每一个板块都同等可以获得收益，有高有低，有得有失，所以社会矛盾就会起来。

这里还要谈到一个术语：比较优势。李嘉图的理论，说的其实就是各国扬长避短，拣你生产率高的东西干，这样整个社会的总体产出就会高。但是萨缪尔森后来的研究结论说这不对，因为中国啥都搞，搞完袜子搞汽车，搞完汽车搞飞机，搞的大家优势趋同了，逼得发达国家不知道干啥了。老萨临死前就问了一个问题：原来造自行车的现在开始造飞机的，原来造飞机的造什么呢?他的结论就是：在共同的比较优势下，一方可能永久损害另一方的利益。

中国就是通过这样，这些年赚了巨额的高额顺差。而美国比较优势没了，经济以外的规律就要发生作用了，贸易摩擦，制造壁垒，甚至国际紧张，都来了。金融危机也来了。

从外部看，我们现在的经济下行首先就是全球的外需收缩，全球外需如果你是一个主要靠内需发展的，对你影响就小。偏偏我们在高速增长当中，我们是高度依赖外需的，那当然影响更大。

2 / 中国现在面临的国内形势：成本优势减弱，体制成本重新上升

从内部看我们现在面临的经济形势：是成本在变化，并且核心是体制成本的重新上升。

中国高歌猛进的全球化，就是因为有成本优势。我们不开放真是白穷了多少年，一开放发现穷就是竞争力。穷就是工资低，工资低就是成本低。同样一个产品成本低叫价就低，全世界的买家都是一样物美价廉当然买你的。

但是现在这个成本在变化，劳动力成本、土地、能源，所有的价格都在经济高速增长中变化，最近最典型的例子是曹德旺在美国设厂。

成本变化最大的是什么呢?是体制成本。

仅仅把中国崛起归因于劳动力便宜，不准确，因为劳动力便宜并不能解释中国的崛起。没改革开放前，劳动力更便宜，那个时候没有中国奇迹，现在看非洲很多国家的劳动力比我们还便宜。不是要素便宜就能够变成竞争力，要素变成竞争力要变成产品，要素变成产品要组织，组织要在一个体系里头运行。这就引申出来了体制的问题。

所以，让中国经济崛起的真正秘密不是原来穷，而是把原来导致穷的封闭变成开放，在开放当中允许组织创新，进行体制改革。比如，如果不包产到户，农民就不可能解放出来，没有生产积极性，依然还会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八亿农民搞饭吃饭还不够吃”。

有了体制改革，才有下面的一环扣一环。劳动力解放出来去哪里就业?这又逼出了民营企业。产能出来了，市场在哪里?所以又逼出了WTO谈判，1997年签约，五年预备期，2002中国冲进去，把世界市场打开了，把原来的障碍打开了。进了WTO，一开始还是“奖出限进”，后来尝到了甜头，全部杀进去，这才冲到了全球化的前沿。

所以，中国的成本优势不完全是原来的劳动力便宜，主要是第二项优势，通过改革，把原来奇高无比的制度成本大幅降下来了。

就是这套挺土的打法，把我们的体制成本，几位诺贝尔奖得主给出的理论，在中国非常显著地降下来。体制成本下降，加上原来的要素成本低廉，结合到一起再加第三个力量——学习曲线。最终构成了后来的“中国故事”。

但是现在新问题来了。新问题是成本又上来了，原来的成本优势消失了。现在我们一般讲成本优势消失讲的都是劳动力、工资在涨，这个问题当然存在，但是被大家忽略的是：我们的体制成本重新在高速增长当中举头向上。

1995~2012年是中国最高速成长的这段时间。我们名义的GDP是增长是8.6倍，全国工资总额涨了8.8倍，税收涨16.7倍，政府除税收以外的收入18.8倍，法定一定要交的社保五险一金增长了28.7倍，最关键的是土地，政府独家供地获得的土地出让金，涨了64倍!

体制成本上升表现在什么地方?比如，我们到今天也没有达到税收一定要法定，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规定的，我们现在很多的税收是行政部门直接定的，抽税的人定抽多少，政府定了，不经过人大的审核。那这个就很容易一下子收过头。

比如，这届政府说简政放权，但是很多后来增加的文件大部分都不是计划时代而是高增长的时代加进去的，我们在这波下行就吃了这个亏。这些是体制性的问题。

现在没有什么资本主义的大帽子，但是小绳索挺多的，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些事情加到一起摩擦系数大了。高速长的时候加大摩擦没有关系。问题是外需一收缩，这些变量就来了。

还有对待新科技的态度，一波三折。

还有城市化，我们的行政区划是组织化的。城市建设说好很好，但是浪费不得了，修了多少没人去的设施，耗了多少水泥钢铁，水泥钢铁有多少的排放，然后又回到我们的肺部。你要跟着人口和资源的流动来发展城市化，愿意去的地方好好投，中心城市，城市群，城市圈。那人不愿意待的地方还林、还环境，青山绿水、特色小镇。

3 / 2017年中国经济的突围：体制改革+创新

第三个部分是，怎么确保我们的成本优势，两个方法：降低体制成本、创新。

中国现在面临的状态是：两个海平面，形象比喻已经变成了三明治，我们夹在中间，成本已经顶上来了，市场成本也上升了。劳动力大家都贵，土地也在贵。但是我们手里还没有多少独到性的东西。

这个世界上的竞争就两句话，你要么成本比人家厉害，要么手里有独到的。比如美国苹果卖到全世界，通宵排队买。他有你没有。现在我们30年改革开放高速成长伟大成就，全球格局看夹在中间了，底下有印度、有越南，他比你还便宜，他招商引资的力度比我们当年还强，都学会了。

在这个情况下，就无可阻挡的发生了整个经济增长的模式的变化。现在要继续我们的成本优势，但是成本当中的那块体制成本，这个东西没有改革，光靠民间解决不了。没有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主动地发起一轮一轮的深化改革，这个成本很难降下来。

比如社保基金，我们现在很多的法定保障率交得比美国高。当初交那么多是没办法，当时是国企大面积亏损，所以社保交费率定得比较高。但当时就有一句话，以后要把大型的赚钱的国有企业的资产划到社保去，用那个收益来抵社会保障。但是真要做的时候难度不小，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把这条写进去了，就是要划一批国有资产到社保基金，然后把法定保障率降下来。

我们的经验已经证明，体制成本降，经济就会很好地发展，体制成本上升，整个国家民族就会被拖住。所以，2017年，要继续的改革突围。渐进改革的好处就是震荡低，不是一次性解决问题。但是渐进改革的难处是你要“维持渐进”，所以体制改革一定要改到把体制成本再降下来为止。

既然这个成本降不下来，那么能不能延长它的时间，就是把成本曲线往右推，尽可能延长它持续的时间。因为，这条成本曲线一定会上去的，人均200美元到8000美元变成深圳的好几万美元，这个成本肯定会上去，但我们可以把整个成本曲线往右移，延长成本优势持续的时间。比如说工人很贵，我生产附加值高的东西，如果还生产袜子，如果还是这套工艺，这套生产率他就是很贵的。你改变一点。所以真正地对付成本压力就是不断地右移我们的成本曲线，形成一条长期来看持续有竞争力的成本变动，这是商业世界里头的不二法门，也是整个经济体系和经济体系竞争当中的不二法门。

降低成本的第一个突围方向，是刚才说的体制改革。而第二个突围方向是创新，通过创新来突破全球形成新的僵局。引进新的产品，改变现有的品质，引进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的市场，夺取原料和半成品新的来源，创立新的经济组织，创新才能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

创新很重要、很伟大，但是创新不是一定会发生的。成本曲线也不一定会右移，否则哪来这么多的过剩产能、僵尸企业、鸡肋的企业，还有病危停滞的企业?创新是有条件的。

举例说，以色列800万人有3500家初创公司，并且特拉维夫主导了美国硅谷的高精尖研发，美国没有一家大公司不在特拉维夫设创他们的研发中心，他们靠的是人、想法、发明创造，靠的是对教育的重视。

总之，中国不创新、不改革，不会走出现在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