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刘远举：小额高利贷是穷人生意，这个群体有恶意滥用的，也有合理使用的，有了恶意滥用，自然利息也会高上去，以抵消风险。
高利贷本身没有善恶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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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趣店在美国上市，融资9亿美元，目前，该公司市值目前109亿美元，折合人民币722亿，市值已经超过国内一半的银行类上市公司。趣店上市之后，由于其业务性质，引发一系列批评，之后其创始人CEO罗敏的高调回应引发更大的舆论反响。
夸大融资金额、现金贷校园贷的“原罪”、业务依附于蚂蚁金服……趣店到底有没有什么问题，事情真相到底是什么样的，光靠一篇访谈似乎并不能得出定论。
最引人注目的是，罗敏在回应中说，对于不还钱的人，不催收，当福利送。从多个角度来说，这显然是相当错误的。任何一家现金贷机构都不可能没有催收机制，其次，从宣传上来说，这会产生误导，让一些人觉得有便宜可占，为公司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不过，趣店的催收机制，具体手段包括电话频繁通知学校、父母、配偶等，甚至还有“威胁”起诉等，并没有暴力催收。如果仅仅是这样，并无太大问题。起诉字眼会出现在任何一家公司的律师函中，而银行的信用卡，也会不断的发短信催收，这并不是太出格的手段。
而趣店的另一个“原罪”，就是校园贷。罗敏呈现出现的事实是，趣店是通过地址来确定学生身份，这当然是一个并不靠谱的手段。但是，在我看来，对于学生的贷款，这实际上是一个被设定，并被定性的话题，未必没有讨论空间。
笔者自己就是在研一的时候，用上信用卡的。作为一个获得用户的手段，为优质的学生办理信用卡，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途径。所以，是否能对学生开展信用卡乃至贷款服务，本身就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并非一个完全在道德上有瑕疵的商业模式。如果针对已经是成年人的大学生，这样一个理应有超过大多数中国人知识水平的群体，贷款生意都成为一个问题，那么，所有游戏厂商就更没有任何理由存在。
而流量跟风控全靠支付宝，这显然只是一个商业问题，而非是一个道德问题。从这个角度，这比道德指控对趣店的负面影响更大，这意味着趣店是一家寄生公司。但另外一方面，换一个说法，可能就成了大家津津乐道的所谓生态。连京东、摩拜这样的公司，也把微信的流量、资源倾斜当做一个优势。所以，寄生的指控，换个角度或许可以看做优势。
归根到底，现金贷做的是穷人的生意。穷人的生意当然和富人的生意不同。
信用卡服务不愿意覆盖的群体，是实际存在的，在中国，他们体量庞大，他们也需要金融服务。小额高利贷是一个穷人的生意，针对穷人的生意，特别是金融生意，从不美好，更不高大上，因为穷，本身就不美好，也不高冷。穷人并不天生具备更高的道德感。这个群体有恶意滥用的，也有合理使用的，因为有了恶意滥用，自然利息也会高上去，以抵消风险。这是穷人金融生意的必然。
小时候看一本叫做旅行家的杂志，一个美国游客在非洲旅行，遇到一个非洲小男孩拦住乞讨。他告诉这个小男孩，说我给你5美元，你去买鞋油、鞋刷，然后去给游客擦鞋。小男孩听到之后，高喊资本主义是剥削。美国游客并不吃惊，从非洲到东欧，资本主义的罪恶被广泛宣传。不过，在他的劝说下，小男孩还是接受了。三天之后，酒店服务商通知这个游客，说有人找他。这个美国人走到酒店门口，发现小男孩被门卫拦着不让进。原来这个小男孩是来还钱的。他已经赚到了钱。通过一笔资金的注入，一个非洲小男孩的擦鞋生意得以运行起来，一个小小的创业就产生了
金融服务就像水一样，能够滋润商业活动。基于成本与收益原因，这一部分人并不在传统的金融业的视野之内，但其实小额高利贷一直是有市场需求，也有其积极的社会意义。
畅销书女作家芭芭拉?艾伦瑞克进入美国底层，体验在时薪6-8美元下，辛勤工作是否能生活下去，并把自己的经历些在了《我在底层的生活——当专栏作家化身女服务员》这本书中。她的答案是：不能。她在三个城市当过餐厅服务员、旅馆服务员、清洁女工、看护护理及沃尔玛的售货员，她努力工作，也努力尝试收支平衡，为此她曾打两份工，一周工作七天，每周还能在打工的看护之家免费吃两三餐，这些都帮助了她。但到旅游旺季，房租将上涨三倍，身为女佣的她，只能再次破产。
女作家结识的一个女招待，考虑搬入每晚40美金的汽车旅馆，可这个女招待每天才挣40多美金，作家惊讶问她怎么想的，这个女招待像看笨蛋一样看着女作家，问道：我上哪儿弄一整个月的租金跟押金去租公寓？这的确是一个恶性循环，但却是现实而客观的存在，这个现实，在中国也同样存在。正是这样的生活产生了paydayloan的空间，而不是反过来，paydayloan导致了穷人的困顿。相反，这种业务或许能够帮助他们解一时之困。只有这样的才需要paydayloan，也只有这样的群体才会使用现金贷。
所以，某种程度上，批评这一点的人，恐怕都是动动手指头，就能依靠征信记录，或者优秀的芝麻信用在微信或者支付宝获得数万元贷款的人，当然，他们也并不需要。所以，这些指责一定程度上也有一种何不食肉糜的无知与傲慢。
在当下中国，对企业的道德指责，不应太多。某种程度上，中国的特殊情况是，在缺乏中立、客观、尊重公民权利、产权、法治的守夜人，甚至舆论被压制的时候，舆论无奈之下就转向要求企业承担更多的道德责任。某种程度上，这扩大了政府的权力边界，而压制了私有产权的权利活力。实际上，一个面向穷人的生意，并不会令这个世界变得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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