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院长:恢复高考最大社会意义就是抵制走后门

清华院长:恢复高考最大社会意义就是抵制走后门
2017年06月05日 21:30 中国经济学人

作者:温飞

李强,恢复高考后的78级考生,著名社会学家。现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清华大学民生经济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首任社会科学学院院长。长期关注中国社会分层与社会结构问题,是中国社会分层研究领域的权威。

“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如果不用高考的分数去衡量,就会有无数的办法“找关系”、“走后门”,使得无法公平公正选拔人才。1977年恢复高考到现在,尽管我们说高考有很多缺点,不能综合性考察人才。但它在一件事情上,做到了公平公正。就是,全体中国人在考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对中国社会意义特别巨大。”

——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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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高考前,“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

  

1966年,文革爆发。在那个"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狂热年代里,高考制度也没能幸免。从1966年1972年的6年间,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少数高等学校试点招收少量工农兵学员外,高等学校的招生工作几近停滞。

1972年,高校全面恢复招生,实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原则。给予“具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推荐资格。同时,应届高中生,或者进厂务工,或者下乡劳动,失去直接升学的机会。

李强:所谓“推荐”,根本没有标准,全凭领导一句话。这就导致了在很多地方,谁有关系谁就可以上大学,上大学更是成为干部子女的一项特权,当时流传着“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的说法。"工农兵"被推荐到大学,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学习,而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简称"上、管、改"。这种本末倒置的指导思想,使大学教育走上了严重的形式化、政治化。而在"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的指导思想下,所有教学都得照顾班上最差的同学,而推荐学员的最低文化要求仅仅是初小文化,也就是刚刚达到脱盲水平,许多大学为此不得不"大学变小学"。

《我的1977》这本书,记录了陈建功、周国平、等近二十位在77、78级参加高考的文化精英撰写的回忆文章,真实地记录了他(她)们1977年高考的个人入学经历,见证了那个年代的历史。书中有这样一段:

早年在四川下乡的薛道华,所在公社1976年获得两个推荐上大学的指标,一个给了他,另一个给了某休养院副院长的孩子。实际录取时,薛道华上大学的名额被休养院另一副院长的子女顶替,他被安排到成都无线电机械学校,结果当时县文教局局长的女儿也要上学,又把薛道华挤到了“中师”——温江地区师范学校。开学时,薛道华抱怨了一句:“我填写的大学录取表,怎么会录取到中师?我有点想不通。”第二天,他的中师录取通知书也被收走了。

2

高考恢复,给了大家公平起点

  

1977年,在邓小平的决策下,停滞十年的高考终于恢复。

这年的冬天,500多万年龄介于18-30岁的青年从农村、工厂、牧区、学校和机关,涌向考场。1978年7月,又有600多万人参加高考。这其中,就有李强。恢复高考,重新告诉人们,可以通过个人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1977年的高考报名点,时常能看到大龄考生拖儿带女来报名

李强:恢复高考前,全社会当时都处于一种阶级斗争的状态,人才怎么培养呢?整个社会非常迷茫。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很多年轻人没有目标。我是77年底从黑龙江下乡回到北京,因为没有关系,就在家里等着街道办给分配工作。我是78年初才知道恢复高考,特别激动,终于有了人生的目标。当年7月就参加了高考,考入了人民大学。恢复高考,实际上给社会树立一个目标,告诉大家,考试制度是一个公正选拔人才的机制。因为在此之前通行的原则是"唯成分论",红五类、黑五类,个人的前途不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取决于你的父母、你的家庭背景。一个"不良"的家庭出身,就要注定你一生坎坷的命运。恢复高考,用"分数论"打破了"成分论"。因为它至少给大家一个相对公平的起点。

1977年12月11日,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考生精神抖擞迈入考场

李强: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如果不用分数去衡量,就会有无数的办法找关系“走后门”,使得无法公平公正选拔人才。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高考抵制了人情社会,学生凭自己的奋斗变成最重要的。不管你是否出生于穷乡僻壤,是否有社会地位,只要考分高了,就会被录取。到现在为止,尽管我们提出说高考有很多的缺点,没有办法综合性考察人才,但是它在一件事情上,做到了公平公正。就是,全体中国人在考分面前,人人平等。这是一个公正的理念,对中国社会意义特别大。

李强

   “恢复高考制度至今已经40年。从1977年高考录取率不足4%,到现在50%左右,这样的变化也使中国的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要反思,高考改革该怎样适应时代发展?我建议高考恢复全国统一命题,并取消加分。调查研究数据证明,这样做会更有利于考生们公平竞争,更有利于防止权力寻租或腐败。”

3

高考改革应取消加分,恢复全国统一命题

  

近年来,农村学生进入重点大学的比例成为公众关注的话题。尽管我国高校招生规模不断扩大,但高校特别是重点院校中的农村生源比例却一直呈现下降趋势。农村学生为何难上好大学?怎样才能让更多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惠及农村学生?对此,李强说,在现实环境下,农村孩子唯一能拼的只有高考成绩。因此,他建议高考改革应取消加分,恢复全国统一命题。

李强:在全社会诚信道德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加分猫儿腻太多。应该把高考加分都取消,让所有学生公平竞争。因为调查研究数据证明,这样做会更有利于考生们公平竞争,更有利于防止权力寻租或腐败。考察世界各国的考试制度,制度设计的核心理念都是公平竞争。在任何制度下,差异都不可能完全避免,但国家首先要在制度设计上做到公平公正。

对此,清华大学经济社会数据中心进行了一个调查数据。针对全国高校学生的基础信息,比如入学分数、家庭情况等,通过计算一个叫“优比”的指标,测量出了不同家庭背景的人上大学的概率。结果发现,如果不算高考加分等因素,农民的孩子总体竞争力还可以。但如果把加分等因素算进去,各类管理者家庭的孩子和私营企业主家庭的孩子的优比,要远远高于农民的孩子。如果再把自主招生的因素加进去,农民孩子的优比指标得分更是会出现骤降。

李强: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有三个词让我印象深刻: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如果高考用同一张卷子,大家都有同样的权利和机会,也都遵守同样的规则,那么考上好大学就完全要凭真本事了。美国公平竞争环境相对不错,SAT、托福等考试都是全国统一命题,但结果仍然是有钱人家的孩子上名校的概率更大。这不是因为权力寻租或者腐败,而是富裕家庭孩子所能享受到的教育条件更优越。  

4

应建立普通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衔接的立交桥

  

李强说,在教育体制上,要改革高考指挥棒。人才应该有多种选拔渠道,不能老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工人队伍,为什么在全世界技能大赛中很少获过好名次?为什么产品质量、工艺水平上不去?就是因为长期以来职业教育被忽视,技术工人不受重视。

李强:在德国、法国欧洲国家,高校毛入学率也就百分之五十几,年轻人不上大学是很正常的事情,很多人选择做技术工人,因为社会地位和薪酬和白领没有本质差异。职业技术学校与大学也是打通的,将来不想做技术工人了,再去考大学也没有问题。但反观我国,普通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这两条路从初中毕业后就基本分离了。要想上大学就得上高中,一旦上了职高,再想进高一级学校深造就较困难。其实这两条路完全可以进一步打通。这就需要在制度设计中真正建立普通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衔接的立交桥。其实我们可以搭建两个平台的互通,这也是高考改革面临的新目标。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社会主义建设中需要的多种人才。

5

全社会的心态好,高考才能好

  

大教育家皮基亚特提出,教育是有阶段性的,适当的阶段学习适当的知识。然而,很多家长强迫孩子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开始就会接触各种课外知识、特长辅导、竞赛比赛。即使在北京,如果没有进入人大附中等好中学,上名校的概率也会减少。整个社会都在为能上好幼儿园、好小学、好初中、好高中、好大学拼的你死我活。

李强:高考虽然是最终端的手段,但最核心的是全社会的心态和家长的心态。首先,家长要摆正心态。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拼命让孩子学,恨不得没出生就开始胎教。填报高考志愿时,很多都不是孩子的兴趣,背后都是家长在选择。目前整个社会氛围不太正常。表面是高考,选拔人才,而前面的整个培养过程是全社会的心态。全社会要有一个积极阳光的心态,让孩子有一个幸福的童年,该学习学习,该考试考试。社会心态正常了,也就会梳理出更好的考试体制。

最后,祝同学们高考顺利!!!

来源:中国之声

对比阅读——

《底层放弃教育,中产过度焦虑,上层不玩中国高考》

作者 | 余秀兰

本文原载半城(ID:banchengdushu)

《余秀兰教授永慕庐讲演》

时长:24:51分

【半 城 大 话】越来越多的社会底层家庭的孩子放弃高中、大学,直接选择技工学校,学门手艺和技术;5%的上层家庭根本不玩中国高考游戏,也看不上国内质量越来越差的本科教育,这些家庭的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选择每年学费高达数十万的国际学校,高中甚至初中就到欧美发达国家继续接受最优质的教育,他们将是未来中国社会甚至国际化的精英。对教育最抓狂和焦虑的当属城市中产阶级家庭,他们的孩子输不起,稍不努力考不上一本、985、211大学,他们的社会流动轨迹就将滑向底层。这就是中国社会当下,生动的阶层教育画像。

余秀兰:焦虑的中产阶级,焦虑的教育梦

半城编辑部

曾经,“读书改变命运”“知识就是力量”是社会上流行的口号。教育是中国亿万家庭,特别是贫困家庭子弟的一剂强心针。

如今,“一毕业就失业””“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等口号却戏谑地调侃了教育,这个曾是渴望向上流动的人们赖以改变命运的独木桥。许多令人困惑的情况出现了——

第一,“教育改变命运”的口号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已然变味。整个社会教育的起点已经提高,即使付出很大成本,得到的也只不过是最基础与必需的教育。受教育已不是提高个人档次的问题,而是维持最低生活所必需的问题。   

第二,教育不再是让一个家庭脱贫致富的好事。对于许多家庭而言,大学学费无异于天文数字。一个人考上大学,一个家族都会被拖入贫困的泥潭。加之如今就业压力不断增加,城市生活成本日益趋高,即使大学毕业,对家庭的回报也没有保障。

第三,欠缺高等教育,同样可以获得高的社会地位。许多名人并未受过高层次的教育,但有着可观的金钱和较高的地位。再加上所谓的“土豪”、富二代、官二代的不断涌现,使得“读书无用论”有了生存的土壤。

种种现象似乎表明,教育促进社会成员的升迁性社会流动的功能减弱了,高层次的教育并不必然带来好的收入和职业地位。“教育改变命运”的口号不再像过去那么令人信服了。而中国的不同阶层,对待教育的态度也有了截然不同的差别。

(一)

绝望的底层人民:干脆放弃高等教育 

一位两个孩子均在外打工的家长说:“读个初中就行了,读多了也没用的!”“以前村子里的人都认为我目光短浅,瞧不起我,现在,他们好多人反过来求着我,让我儿子帮他们的孩子找工作。念大学又怎么样,还不是为了找一份好工作。可是现在,机会多的是,不是非要上大学。”

中科院社会学博士后的调查发现,越贫穷越认同“读书无用”:村庄贫困层认同度62.32%、农村中间层37.24%;年收入1万元以下的村庄贫困层认为读书无用的比例最高。 

由此可见,认为“读书无用论”再次泛滥的结论并不正确。中高层从未说过读书无用,相反,他们更加疯狂。

(二)

疯狂的中产阶级:对教育的焦虑与过度重视

且不提一线城市天价却依旧供不应求的名校学区房,根据今年七月的一则新闻报道,一位80后上海妈妈为今年9月即将上小学一年级的孩子列了个学期清单,暑假开销加课外学习的开销达到32万元。除了各种学习用品、家居用品和夏令营以外,总计20个课外兴趣班。中产阶级对教育的焦虑,从中国不断高企的学区房价和愈发火热的补习班便可一窥全貌。

而一条新的道路越来越成为新中产阶级的家庭标配,那就是读私立学校和出国读书。2016年6月10日,南京某私立学校的幼升小面试中,5086名孩子竞争216个名额,录取比例破23:1。而其如此受欢迎的原因,与该校针对出国留学的教育方式有不容忽略的关系。

孩子的教育问题集中反映了中产阶级的焦虑情绪。中产阶级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继续接力,向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跃迁,为此他们不惜重金,让孩子去上各种辅导班,学习各种才艺和礼仪,让孩子赢在起跑线;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就会转而拥抱阶层固化,希望孩子至少可以继承自己的中产阶级身份,为此他们不惜搁置自己的价值观,他们会坚定地反对异地高考,将招收农民工子女的学校贬称为“菜场小学”,避之不及。

中产阶级的孩子,也许是学业压力最大的一个群体,这源于他们父母内心深处巨大的不安全感:毕竟,与社会上层相比,他们的孩子输不起。(熊易寒:中国中产阶级的三副面孔,《文化纵横》2016年8月)

这些现象都带给人们极大的困惑:教育还能改变命运吗?底层的上升通道关闭了吗?教育与社会流动究竟是怎样的关系?

(三)

人们为什么讨厌那些“二代”?

观察当前的中国社会可以发现,社会阶层固化趋势显现,向上流动困难。

第一,教育面前机会不平等的现象仍很严重。

教育部长袁贵仁在“中国梦宣传教育系列报告会”八场报告中指出,我国教育公平面临的主要困难和问题,表现在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四大教育差距”方面。以上这些教育差距(除第四个差距)主要是因地域差距造成的,但同时也有家庭社会经济背景的因素,不同家庭背景为孩子提供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差距越来越大。具有较好社会经济条件的家庭会为孩子选择较好的教育。此外,家长在学校教育之外的投入也因家庭条件的不同而差距很大,家庭条件好的家庭可以为孩子找家教、选择辅导班和进行各种才艺培训。

这些,都导致了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拥有不同的教育成就。

第二,优胜劣汰公理遭“二代”现象挑战。

“二代”现象反映了社会差别通过代际更替具备一定的遗传性,上代的优势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放大和强化而传递给下代。在地位获得方面,一方面,上代的优势可以通过影响下代的教育水平,从而影响下代的地位获得,即上代可以为子女提供更优质的教育资源,从而使他们在教育竞争中获得优势,进而在地位获得上取得优势;另一方面,上代可以直接利用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为下代获得较好的职位。有研究表明,社会就业竞争越激烈,社会资本运作的空间就越大。“拼爹”是对这一现象最形象的概括。

由于高等教育的扩张,获得大学文凭不再是件困难的事情,但大学文凭对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功能。对于某些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好的学生来说,大学文凭可能只具有象征性的功能,他们的就业不需要完全依靠这张文凭;而对于家庭社会背景差的学生来说,大学文凭则具有实在的工具性功能,是他们找工作的唯一资本。

正如杜里-柏拉和让丹所指出的:“虽然文凭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并不能因此认为为了获得某一社会职位有文凭就足够了。”“现实中,择优录用的运作似乎被社会因素严重扭曲了。在学业成功和选择某一教育与家庭环境不无关系的事实之外,社会出身继续对教育水平相当的青年们的职业插入产生影响,并在整个职业生涯中继续介入其中。”

正是这些原因,导致了底层人们向上流动受阻,对教育绝望。而中产阶级,却开始了地位焦虑和对教育的疯狂。社会阶层结构变得更加固化,“拼爹一代”成为人生赢家。与此同时,社会矛盾极易激化,富二代、官二代成为了诸多社会矛盾的来源,和一触碰就燃起熊熊舆论之火的敏感词。

(四)

寒门学子,除了努力还能拼什么?

教育,究竟能否促进升迁性的社会流动?

事实上,这取决于大的社会结构,当一个社会是开放公正的,人们的地位获得主要依靠其知识与能力,而不是其家庭背景和社会资本,教育所起的作用就会较大;反之,当一个社会的阶层结构封闭固化,人们的地位获得主要依靠先赋因素,依靠对上代优势的“继承”,教育所起的作用就很小。其次,取决于教育本身是否公平合理,教育机会与教育资源是否公平地向每个阶层的人开放,教育中是否不带有任何阶级偏向。因为只有公平合理的教育才能促进合理的社会流动。此外,还要考虑教育发展的速度与规模同经济发展之间的匹配性。这就是说,教育能否促进底层的升迁性社会流动,并不仅仅是由教育本身决定的,还受社会因素制约,而且归根结底是社会结构起决定作用。

只是,寒门学子,除了努力还能拼什么?你有什么理由放弃努力?你有什么理由放弃改变命运的机会?努力是你唯一的宿命。

法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说过:面对经济资本和社会权力,文凭虽然只是“一个日渐疲软的通货”,但是中国中产阶级孩子除了拼高考,还有什么路可走?

教育已经成为中国社会阶层的隐秘再生产的途径。上层阶级的父母用权力资本和经济资本为子女提供了最优质且稀缺的教育资源,这些出身背景相似的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只和同样社会地位的孩子社交,形成上层精英封闭的人际网络。底层社会放弃高等教育这个中产阶级的孵化器,将世代都是蓝领个人。而中产阶级家庭多数孩子在普通大学毕业后将成为低收入的低级白领,要么是城市贫困群体,要么继续啃老。

这是合理的现象吗?政府的责任何在?父母该为孩子的阶层负责吗?这些,或许都是我们应该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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