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也是在这个季节，在当时中国乡村一块极贫瘠的土地上，我开始准备参加高考，并由此和北京大学结缘。
在填写高考志愿之前，我曾收到一位邂逅相识的学者的来信。他早年毕业于北大，深以为那里藏有知识的金字塔，因而在信中告诫我，要珍惜这十年一遇的机会，把北大作为唯一的选择。
当时的我多数时间是和乡亲们一起为生存而忙碌，几不敢有奢望。在生存欲和求知欲的交织驱动下，我还是在第一志愿栏里填下了本省一所师范学院的名字――据说在师范院校读书是不必付饭钱的。
即便如此，我对北大依然存有难以抑制的向往，于是又在第二志愿的栏里填下了北大的字样。大概是因为北大有优先选择的权力，她并没有计较我这近乎不敬的做法，居然录取了我。
更难预料的是，在以后的日子里，从修本科，到读硕士、博士研究生，我竟做了北大近十年的学生。在这段时间里，知识以所谓“爆炸”的速度扩展，知识的传播场所和手段日益多样化，但我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通过考试来做北大的学生。从某种角度说，我来这里寻觅的不仅仅是知识，亦是为陶冶一种性情，修养一种学风。
北大的性情、学风，或者说是北大的精神，在北大的先生们身上表现得尤为典型。
记得我初留北大工作时，去参加校外的一次会议，住在西苑饭店，并和季羡林先生同住一室。季先生参加会议的态度很认真，不论大会小会，他总是准时参加，而且正襟危坐。
会上发言人离题的事常有发生，这时，季先生便用手指在大腿部不停地滑动。我抑制不住好奇，问季先生在做什么，季先生答道，这个时间可以用来复习外语单词。我想，季先生大概是在回忆他所研究的死文字。他显然是不愿意让看似零散的时间闲置。
当时我正翻译一部英国的法律专著，英国的法律著作中常有一些古词语，既难懂且难译。我遇有一词，实在弄不通，只好打扰季先生，请他释难。季先生当即作了回答，但同时又说，你可以先这样译。我一时还不理解他说的“先”字是什么意思。这天晚上，季先生没有在会上住。
第二天返回后，他又向我说明了这个词的来由，有几种含义，解释得近乎详尽。我不敢想象季先生是否因为这件事而返校，但我敢肯定季先生当晚认真地查阅了这个词。也许，季先生并不是一定要向我传授某种知识，他的所做所为，实质上是在诠释着“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的含义。
执著地追求真知，以平常心态对待学术之争、相左之见；崇尚真理而不图虚名，不注重所谓的体面与尊严，是北大的许多先生们所表现的一种精神，由这种精神修养成为一种性情，就有了为尊者不骄，待愚者不矜的风范。
1981年12月，李克强与北京大学老师及同学合影(前排左二为为龚祥瑞)
我在读本科的时候，30年代曾留学英国的龚祥瑞先生向我们讲授英美法律课程。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正开始涌动着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并且向社会领域侵袭，计算机也在与法律联姻。
龚先生认为有必要向国内介绍这种动向，于是便草拟了一篇文章。但他同时又以为，他的学生们，作为面向未来的一代，应该对此有更浓的兴趣。因此，他把文稿交给了我，并要求我作补充乃至删改。
大概是因为我当时还年轻，更因为我常受先生们那种寻常心态的感染，竟然毫无顾忌地按龚先生的要求做了，而且是以平常心交还给他。龚先生收到修改稿后当即认可，并把我和他的名字并列在一起拿到一家法学杂志去发表。当时的法学杂志种类还很少，可以推测，编辑部之所以愿意很快发表这篇文章，主要是因为署有龚先生的名字。
在北大，学生与先生所具有的某种平等关系，是基于对知识的尊重，对真理的崇尚。面对知识与真理，无所谓个人的体面和尊严，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师道。但这并不意味着教不严，相反，正基于此，先生要求学生掌握的不仅仅是知识本身，更要懂得知识的分量，所求的应是真才实学，而不应是其他，或是虚幻的光环之类。
90年代初，我在职攻读北大的经济学博士学位。当时北大对在职和在校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几乎同样要求，尤其是在公共课方面，考试频频，即使是脱产学习，也已不轻松。而我边工作边攻读，又不停地应付考试，以致于疲劳过度，曾大病一场。
对此，学校的政策是，可以延期，但不能免除考试，而这些考试恰恰是最需费力准备的。我只好在大病初愈后，再和许多比我小十岁之多的“同窗”们一起去应考。我也由此感受到，先生给学生们的机遇和挑战都是均等的。
当我写完博士论文，自觉尚可后，便请厉以宁先生准予进入答辩程序。厉先生当即开出了一张评审人员的名单。按照规定，只要有十几位具有高级职称的人员参加评审即可。但厉先生开出的这张名单中的人却都是国内经济学界的大家，甚至可以称为权威性人物。
厉先生说，这些人所看重的只是论文本身的分量，而不会在意论文的表面或其他与学术无关的东西，这样做对你有益，可使你的论文得到真实的评价，经得起各种检验。
就因为这张名单，我把论文又一次修改，将答辩的日期推迟了半年之久。我由此亦体会到，教之严同样是基于对知识的尊重和对真理的崇尚。
北大能拥有一大批第一流的学者在这里执教已属幸事。更为可贵的是，他们不仅向学生讲授知识，而且和学生们一起去用心体会真知的含义。从而使这座古老的学府可以保持其动人的风采。
作为一座学府，可珍贵之处并不在于外在的华美，甚至不在于对知识财富的占有，而在于其内在的力量，一种可以永久延续的传统。这种传统不会因知识更替而中断，因为它具有超越的价值，具有再造知识财富的能力。
对北大的传统体会尤深的自然是北大的那些先生们，他们在用身心进行着传授。于是这传统便被人格化了，表现为一种境界，一种品格。这种品格和境界经过时间的孕育，便衍生出一种气度，一种有容乃大的气度。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曾告诉人们这样一个并非是自然界独有的道理，海之所以为百川王者，因其善下之。以虚怀若谷的气度去对待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善待他人所具有的即使是些微的聪明才智，能不创造出辉煌吗？
北大的百年史是辉煌的，又是时生波澜的。但总有许多北大的先生们既置身其中，始终表现着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又不失学者的心态，潜心探索着自然、社会和人类的未知。正是因为有他们，这座古老学府的精神与血脉得以传承。
来源：古籍
讯鸽：
《著名经济学家萧灼基去世，享年84岁，曾为李克强论文指导老师》
来源：新浪
萧灼基在经济理论界和金融证券界，有很高的知名度。是享誉国内外的著名经济学家。改革开放以来，他撰写了著作12部，论文300多篇，主编专著20多部，约1500万字；参加了许多高层国际和全国性学术研讨会，在经济发展战略、经济体制改革、产权制度、金融证券、涉外经济等研究领域，发表了一系列创新观点，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
萧灼基教授主要著作有：《萧灼基选集》、《萧灼基文集》、《中国经济热点问题研究》、《中国宏观经济纵论》、《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论研究》、《提高经济效益，实现宏伟战略目标》、《中国经济建设与体制改革》等多部；曾主编：《中国证券全书》、《中国经济概论》、《中国证券市场》、《1994-1998年中国经济分析与预测》、《1998年中国金融市场分析与预测》等13部。
主要获奖项目：有首届孙冶方优秀论文奖、北京大学首届优秀教学奖、北京大学首届优秀科研著作奖、全国改革与发展优秀论文金三角奖、北方十三省市区优秀图书一等奖、北京市改革十年优秀论文奖、全国省级刊物《政治理论》优秀文章一等奖、首届陈岱孙经济学著作奖等9项。萧灼基积极探索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问题，提出了若干新的见解。
注：1988年，李克强以《农村工业化：结构转换中的选择》一文获得经济学硕士，指导老师是经济学家萧灼基。
萧灼基：走自己的路
2011年11月09日 《中关村》
萧灼基走自己的路，“创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 访著名经济学家萧灼基教授
“A New China Model”： Interview with Economist Xiao Zhuoji
“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伟大的国家
将会出现新世纪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
——孙中山
“Once we have the goal of transforming and reforming China to be completed, not only in our great country, there will be dawn of the new century, the whole mankind will also share brighter future。” – Sun Yat Sen
文 萧惑之(北京)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的态势，透过表象看本质，事实胜于雄辩。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性金融危机，让西方引为自豪的“金融体系完美神话”破灭。时下西方经济“大萧条”，至今也未能恢复昔日之元气，甚至让世人怀有“第二次探底”之虞。如何克服经济危机？“中国政府所采用的方法和手段比西方政府更有效”，这也是众所周知不争的事实。于是，一些西方的经济学家发声：“中国经验可用于其他国家”，“中国发展模式出现更大创新”，“经济危机让马克思主义复兴”，“马克思准确预言资本主义命运”，“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之呼声不绝于耳……我们带着这些读者关心的问题，拜访了世界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版《马克思传》的作者萧灼基教授，聆听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希望。
问：萧老，三年前我们拜读您的中国版《马克思传》，受益匪浅。尤其是对“工人阶级的圣经“《资本论》有了启蒙的了解。在当下世界性金融危机中，西方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准确预言资本主义命运”，“马克思切中资本主义病根”……如何解读这些声音？
萧灼基：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一部创世纪的伟大科学著作，通过研究“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从而成为《共产党宣言》的理论基石。我在《马克思传》中曾论述过：“1825年爆发的经济危机，不断地周期重演，表明了资产阶级已经没有能力驾驭这一庞大的社会生产力，没有办法支配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了。……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用列宁的话说，就是‘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应该说这次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将颠覆更多的东西。《资本论》在全世界传播，“真理的光辉是阻挡不住的”；《资本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实践，将成为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最完美基因遗传的光辉成果。
问：时下“经济发展模式”的用语很广泛。中外的经济学家似乎都在研究并认为，金融危机下的全球需要重新思考“经济发展模式”。美国的“自由经济”模式不是极其被推崇吗？
萧灼基：“自由经济”是“自由放任主义”的产物，如果追本溯源，当是在亚当·斯密的影响下于英国发展起来的古典经济学，强烈支持自由放任主义政策。“自由放任是一种经济原理，也是一种政治原理”。应该承认，是美国把“自由经济”发展到了顶峰，我们不妨称之为“美国模式”。其特点是“私有制”，经济的决策权主要由私人公司垄断，可以自由最大限度地追求短期利润目标。金融市场是获得资本的重要手段，有利于集资、高效地发展生产力和促进经济发展。马克思对“自由经济”的追求利润的“冲动”有精彩的描述：“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冒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
问：今天“贩卖奴隶”是不见了，可是为掠夺资源，法国、英国和美国在非洲大陆的战争行为，与以前何其相似！请问，上个世纪70年代前后发展起来的日本经济曾是震撼世界的奇迹，是否可称为“日本模式”，又有什么特点？
萧灼基：“二战”后的日本经济发展引起世界的关注是理所当然的事，称其为“日本模式”也未尝不可。如果认真研究，确实有其特点。在“自由经济”的框架下，在重大经济政策或重要项目上加强了政府的干预，有“政府导向资本主义”或“开发政府”之意味，政府和银行起着间接影响经济决策的作用。同时，日本为追赶美欧，在其经济发展中采取的“拿来主义”、“技术至上”和“贸易立国”，都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特别注重国民教育和终身雇佣制度，带来了强劲的后发效益。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由于政府的决策效率低导致应对不及时，“城头变幻大王旗”，执政党各领风骚一两年，势必影响经济的发展。
问：战后的德国出现了发展经济奇迹，特别是在这次金融危机当中，令人刮目相看。德国公开宣称实行“社会市场经济”，被誉为“德国模式”，看来值得关注研究。萧老有何见地，请赐教。
萧灼基：“德国模式”已然成为新欧洲乃至世界许多国家发展经济可资借鉴的途径。德国是马克思的故乡，今天敢于打出“社会市场经济”的旗号，令人深思。考察研究过德国发展经济的学者，多数人认为“德国模式”有其独特的特点。“创造真金白银的高利润”，“纳税人有较高的收入水平”，“分配机制相对合理贫富差距较小”，“物价长期保持稳定”，“工会举足轻重权利很大”，“尽管慷慨的失业救济导致失业率高，但社会相对稳定，难得的和谐”……有人称“德国模式”是“欧洲福利资本主义”。如果往深处看，“银行和公司之间的关系也颇为紧密，互相依托，有很合理的游戏规则”，有共同致富的默契。
问：马克思若地下有知，不知是否会有新的解读。让后人去评说罢。让我们高兴的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杀出一条科学发展的血路，正在实现伟大的战略转折，“既顺乎世界潮流，又坚持走自己的路”，被西方一些学者称之为“中国模式”。萧老，您对“中国模式”的提法怎么看？
萧灼基：最近，我也在国内外的一些传媒中看到“中国模式”的提法。著名学者们纷纷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抨击，诸如：英国媒体刊登政治哲学家约翰·格雷的文章说，“马克思准确预言资本主义命运”，“危机将颠覆更多的东西”，“几乎可以肯定，通胀最终会吞掉这些债务，但这个过程必然会让许多人感到痛苦，同时让他们变得一无所有”，“资产阶级的世界已经被摧毁。摧毁它的不是共产主义。消灭了资产阶级的正是资本主义”。《悉尼先驱晨报》发表瑞士银行资深经济顾问乔治·马格努斯的文章，指出：“对于努力要理解金融恐慌、各种抗议和其它影响世界的种种时弊病的决策者来说，研读一下早就离世的经济学家卡尔·马克思的著作大有好处”。“公司对利润和生产率的追逐将自然导致它们需要越来越少的工人，从而创造出穷人和失业者的‘工业后备军’，‘财富在一极积聚的同时，苦难也在积聚’”。美国“2008年以前，收入不均被放松信贷等因素所掩盖——这些因素使贫困家庭能享受更富裕的生活方式。现在，这种做法终于自食其果”。
问：这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讲的，“一切真正危机的根本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有限的消费。”
萧灼基：诚然如是。正是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先生在接受新华社驻华盛顿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实用的，中国人勇于实验，中国的经验可以用于其他国家。现在没有包打天下的通用法则，各国要根据各自国情找出最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努力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做法可以用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佐利克先生客观实事求是地评价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现状，“十年入世证明中国智慧”，“中国首要资源在于人民”，“中国增长模式影响世界”。
问：我们官方的言论中，似乎从未用“中国模式”的字样，看来还是谦虚谨慎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萧灼基：是这样的。还是少说多做，坚持“走自己的路”，不断根据国情“创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争取做出更大的成绩。是否成为一种世界公认的“模式”，让后人去评说。日前，《华盛顿季刊》秋季号中刊发布鲁斯·迪克森的文章，标题就是《更新中国模式》。指出“中国发展模式出现重大更新”，“改变中国未来发展道路”。这位学者敏锐地看出，中国正在积极创造“国家级冠军”，以便让中国品牌——而不仅仅是中国商品——在全球展开竞争并得到承认。他还指出“中国正放弃对低工资、低技术劳动力的依赖，鼓励中产阶级发展壮大、增加国内消费以促进经济发展”。更进一步强调“中国虽然早已习惯了对基础设施项目投入大量资金，但现在将更多资源用于公共商品以便提高地方管理质量”。这位学者也客观地指出“中国尚未表现出有能力创造和开发在全球经济中具有竞争力的新产品，但它现在为此投入大量资源……在变革的所有这些领域，发展轨迹仍不能确定”。
问：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指明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大方向，但如何把“科学发展”落到实处并开花结果，还有漫漫长路要走。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借用孙中山先生的话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萧老有何建议，请赐教。
萧灼基：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先生曾说，“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伟大的国家将会出现新世纪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尽管我们的政府不用“中国模式”的用语，但在这次克服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中，直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所采用的方法和手段，还是比西方政府有效。中国经济复苏的迹象有据可察，有目共睹，这也是世界热议“中国模式”的原因所在。不过，在面对世界“金融危机”的现实中重新思考“世界经济发展模式”也是题中之义。特别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总结“美国模式”、“日本模式”、“德国模式”，还有中国的道路——姑且也称之为“中国模式”罢——的经验和教训，将是人类迎接未来“优化经济发展模式”的必然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