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看看东城区，到2020年东城区常住人口要控制在77.4万人，那么要缩减13.7万人，压力不小，马上尤其是要，交通拥堵问题要首先解决，那么通过增加车位，通过打通胡同等等一系列措施。但是东城区目前剩余还有一些地下室的群租房大约有5.5万平米，它将在2017年底前全部清理完毕。那么东城混不下去，你能不能在西城常住呢?
我们再看看西城的目标，西城是五年内要缩减19.4万人，19.4万，差一点就是20万，你是那19.4万人中的一个吗?西城区力争在2020年将常住人口控制在110.7万人以内，也就是说，每平方公里人口要控制在2.2万人左右，同时对300余条胡同， 3000个脏乱差的环境进行治理，还有80条大街要做成达标的大街，对一些老旧区进行改造。那么今年西城区要完成动批和天意市场的缩迁缩减，所以把这些市场统统清出去，全面启动官员批发商市场，官批，万通小商品市场缩减，这就是西城目前的人口目标。
现在外地人其实聚集较多的还是朝阳区，那么可能在朝阳群众的监督下，外地的北漂更难以混下去了。朝阳区常住人口要控制在85万7000人，较去年又调节了这个减少了9.8万人，你就是那9.8万中的一个，又要减掉9.8万人。那么在此基础上，朝阳还将在年内再减25万流动人口，缩减商品交易市场53家，一般性的制造业85家，回收站15个，出租大院75个，超七成的商品交易市场将被统统缩减。这就是朝阳区的人口规划，朝阳区的力度看起来是比较大的。
那么海淀区作为人口较多的一个海淀区会怎么样呢?海淀区五年内要缩减55万人，55万人也就一年要超过10万人每年缩减11万人。控制在312.6万人，很精准。计划调整出工业企业8家，公安厅撤退市场12个，就是这个，而且海淀区更有一个绝招要引入社会资本，在小区内安装人脸识别系统，确定居住区的人口数量，以后你不但要搬出海淀区被清理出去，你即便半夜来访问海淀区，你也失去了访问资格，人脸识别，外地人一进就立刻清人，海淀区真绝情。
那我们看看外地人比较爱待的丰台区怎么样?到2020年常住人口规模要从现在的232.4万人缩减到195.5万人以内。全区2017年实现无煤化，2017年底该区完成216家市场和69家工业污染企业的调整缩减，看起来丰台区也混不下去了，丰台区力度也是空前的。
再看看石景山区，石景山区今年以来由于出租房业很发达，很多外地人由于这里租金相对比城区要略微便宜，也不少，那么石景山区又会怎么样呢?2020年前常住人口要减10万人，到2020年力争完成生态，30处的生态社区改造，创建五个首都这个花园社区，石景山区要打造宜居社区。最重要的是，将大杂院容纳人口这个4.2万余人，这个要进行整治，包括无照经营的废品回收砂石料场等等，这个低端产业人口80%要清理出去。去年就完成了88个大杂院的清理整治，今年将完成总任务的60%，力争到80%，到2017年520万的大杂院将全部清理完成，石景山一巷子脏乱差，大杂院人太多，石景山重点整治了。
门头沟又如何呢?门头沟够偏了，已经到六环，现在门头沟的房价都奔6万了，有的房价。那么门头沟也提出了自己的目标，它倒是没有明确提出人口目标，但是门头沟区现在对整治工作也是非常的积极。比较起其它几个区来说，门头沟的人口目标现在是缺失的，所以我认为将来有些控制可能还就只有门头沟可以去想了。
房山区，房山区现在人口有130万，要在2020年实现人口130万，完成减煤换煤，淘汰污染企业47家，房山区也是进行了一个整治目标。房山区的人口目标现在看起来也是有的。
那么通州区，通州区人口管制甚至更为严格了，叫做人口总量控制，人口的上限就是160万，通州区的人口上限。2016年要退出500家以上的污染企业，至2017年污染企业全部退出。朝阳北部明年延至东六环，主干道两侧停车将全部取消，明年启动八里桥市场搬迁，力争在一两所三甲医院开工，就是通州区的人口这个规划和整治目标。所以通州可能是各区当中，应该讲是最为严格的一个区了，所以到通州现在看起来是不通了。
其它的像顺义、大兴、平谷也都提出了整治目标，昌平外来人口较为聚集较多的昌平，昌平常住人口是196.3万人，外来人口就占到102.6万人，这是全市唯一一个人口倒挂区，就是外来人口比这个本地人口要多得多，所以降低外来人口规模，通过拆违控违产业结构调整，所谓拆违控违就是拆违建、控违建。那么到2020年，昌平区将建这个幼儿园33所，名校25所，就是说它的这个整治目标。现在昌平区的人口目标现在压力是最大的，像其它的怀柔、密云、延庆稍稍好一点，稍稍好一点。所以我们从以上可以看出，北京市的人口严格管控的目标已经下到了各区，哪些区将混不下去，哪些区还能够待，北漂们自己来分析吧。
来源：商企管理思维（本文不代表中国经济学人立场）
延伸阅读：
《中国阶层固化大势下，那些低端人口何去何从？》
来源：米宅米宅（本文不代表中国经济学人立场）
有没有人愿意被别人说成“下贱”？
没有。
但城里人套路多，换个词儿，改叫“低端”，好像就顺耳多了。
似乎每隔几年，帝都和魔都就会敲锣打鼓定指标，宣布要严控超大城市规模、控制产业结构，还总是拿减少“低端人口”当业绩。
控规模、调结构、限“低端”▼
早在2013年，帝都人大代表与“一府两院”负责同志座谈时，时任副市长就明确表示，一些低端的第三产业、制造业等，吸引大量人员前来就业，让大城市不堪重负，水、交通、管理跟不上。更有人大代表提出建议，提高“低端”产业的门槛，制定北京产业的负面清单，禁止其进入北京。同时，他建议规范小理发店、小废品收购店，规范地下室、简易房、群租房屋。
而根据《2014 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披露，早在2014 年底，魔都常住的2425.68 万人中，经测算的外来劳动力就达到745 万人。这其中相当大部分都是从事体力型或劳务型工作为主的劳动者，如制造业中的蓝领普工，各类教育、卫生、金融等服务业中的保洁、快递、运输、绿化、护理人员等，他们毫无意外的被学者们认为是“低端”劳动力。
甚至于一般企事业单位中的文员、办事人员，尽管不是体力劳动者，但随着人们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也跟着“被低端”了。
笔者觉得，这种以岗位定高低的思路，跑偏了。
1
未见低端事
农业时代，能走出农田，不用饱受日晒雨淋，就可以算“不低端”。
工业时代，能脱离厂房车间，不受蒸汽炙烤听机器轰鸣，就可以算“不低端”。
工业时代的纺织车间一角▼
服务业大发展的时代，人民群众通常把金融、房地产、电信、教育、医疗、文化、艺术、政府等岗位列为“高端”，而将劳动密集的餐饮、摊贩零售、家政服务、保洁等岗位视为“低端”。前者被称为高端劳动力密集的现代服务业，后者则属于低端劳动力集中的传统服务业。
“低端”背后是繁华▼
很多专家提出调整产业结构、控制人口规模的常见套路就是“控制（低端）人口、不控制（高端）人才”“减少低端产业 ，增加高端产业”。按说，高端的要一天天火起来，低端的应该一天天衰败下去。
但是你见过谁能揪着自己的头发，给自己拔离地面？
没有了那些“低端”的底子撑着，“高端”的都喝风去？
一个城市的发展过程中，“高端”产业的发展和“高端”劳动力的使用，不仅不会打压“低端”，反而会内生出对“低端”服务部门的旺盛需求。研究表明， 2000-2010年间，上海现代“高端”服务业的就业人口增长，与劳动密集型的“低端”服务业人口增长保持了一定的同步性，如下表所示。
上海“高端”“低端”服务业就业人口变化（单位：万人）▼
可以看出，“低端”服务业里，交通运输仓储和批发零售餐饮这两项和“高端”产业实现了“神同步”，而社会服务和卫生、社会福利业显然达不到同步增长。所以，在魔都生活的同志们，想买买买、下馆子的时候觉得特别便利，而到了要找个好保姆、家政、看护、就医的时候，就会发现困难重重。
2015年网友讨论上海保姆价格行情▼
换言之，“低端”岗位和“高端”岗位之间存在着由经济效率决定的共生性——让一个月入数十万的大律师，在家撅着屁股打扫卫生，从效率角度看就是浪费资源；但对于家政的从业者而言，接活做这件事却可以更好的获得收入，改善生活——城市中所谓的“低端”劳动力，恰恰和“高端”就业结构保持着很强的互补。反倒是没有足够的“低端”来配套的城市，分分钟陷入各种各样的尴尬。
一些超大城市一方面提出要严格控制“低端”行业和人口的规模，另一方面又要不断吸引高端人才集聚，在实践中颇有点“鱼与熊掌不可得兼”的困境。
2
确有低端人
大概只有在未经世事的人眼里，才会觉得岗位“低端”，人就跟着“低端”。
2016年，一位“中国大妈”在互联网意外走红。这位在中国长大、17岁才随家人从沈阳去到日本、原名“郭艳春”的大妈，在羽田机场当了21年清洁工，这岗位不可谓不“低端”。但这位大妈却被冠以“日本国宝级匠人”名号，各路媒体争相报道，还拍了专题纪录片，一时间家喻户晓。如果再弄个首相接见或者御前讲演，那就基本享受到时传祥的待遇了。
做清洁工的国宝级“中国大妈”▼
从这种意义上讲，在万恶的资本主义日本做无产阶级清洁工的大妈都能做到这个程度，你就算咬定这个职业或者岗位“低端”，但也没法再说劳动者本身“低端”。因为，能做出这样令人击节赞叹的业绩，必定有劳动者自身的素质打底才行。
但是对于真正有过生活经验的人而言，很容易碰到一些真正“低端”的人，分布在不同的行业、岗位，让人忍受拿着钱也买不到好服务的尴尬。
抛开人品先不说，这样真正“低端”人的共同特点就是“四低”齐全：文化程度低、技能水平低、沟通交流效率低、学习改进意愿低。
如果这四条里就占了一两条，问题都不大；有时候占了三条，忍忍也能过去。最可怕的就是四条占全。与这种人打交道，真叫一个撕心裂肺、惨不忍睹。
有一个老哥，到一家洗车店洗车。洗车的小伙干活不太上心，拿着海绵轻飘飘的糊弄一下，该洗干净的地方没有洗到位。老哥是个读书人，斯斯文文的上去跟小伙提要求。小伙白他一眼，又挥手到那一块，却依旧是轻描淡写的一带而过，脏污照例岿然不动。老哥看不过去了，文绉绉的说，你做这份工作，应该本着将其做好的态度，而不是敷衍。小伙却突然暴怒，海绵往地上一扔，说我又不欠你钱，不伺候你了！
老哥一时间目瞪口呆，后来他说起此事，说当时还想跟小伙子上一课契约关系论，后来估计他也听不懂，于是作罢。我们听了哈哈大笑，直夸他迂腐得可爱，就差没有上去讨论茴香豆的“茴”字有几种写法了。
后面的故事是，他跑去找洗车店的老板。老板也是只摇头，说这孩子是老家的老乡托付带到郑州来的，他爹妈常年在外打工，当了多年的留守儿童，在家没能好好念书，到了城里，学什么都很吃力，所以前前后后挨熊不少，加之性格本就孤僻暴躁，于是也愈发激愤。
“铁定是个不成事的秧子。” 老板下了结论，“明天送他回老家吧。”
这原本只是个辞退员工的故事。在市场化的评价逻辑里，这样的员工被辞退、这样的人被市场淘汰，原是理所当然。
可老哥却一脸正色的说，我们想得太简单了。
如果这种客观上没有发展进步空间的“低端”人只是零星个体，那么问题也不大。但如果这样的孩子正在批量出现，那么就有点严肃了。
3
数据意味沉
美国斯坦福大学有位经济学博士，叫做罗斯高（Rozelle）的，几乎每年都有4个月的时间在中国考察。他作为斯坦福大学“农村教育行动计划”的负责人之一，与多所中国大学和官方研究机构合作，致力于缩小城乡发展的巨大差距。就其合作单位与审批规格而言，应该不是“亡我之心不死”的坏分子。
罗斯高博士的信息▼
他在斯坦福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和教育部的支持下，开展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他发现，就在城市中产阶级家长们正在为胎教、早教和学区房而焦虑不安的时候，中国还有一半的孩子处在与父母分离、智力发育迟缓的危机当中。
罗斯高博士在农村调查▼
在接受调查的农村儿童当中，70%的家庭压根儿就没有或者只有1本书；大部分孩子在日常生活中得不到读书、讲故事、做游戏、唱儿歌之类的智力刺激，使得他们不可避免的在大脑认知发育的关键时期（三岁以前）落后于其他同龄儿童。
在中国的陕西、河北地区的调查统计发现，24到30个月的贫困农村汉族儿童当中，超过52%的孩子，在智力测试的成绩中低于85分，也就是所谓的“认知发展滞后”。与此同时，这一比例的国际平均水准在15.9%，而中国城市和富裕农村的指标约为15%左右，是符合“国际惯例”的。换言之，农村的穷孩子们显著的落后。
低认知能力统计▼
2013年，中国城市的高中入学率高达93%，甚至比美国还高出一个百分点，但农村的高中入学率一下子就降到了37%。
高中入学率的城乡差异▼
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近半数的三岁幼童生活在贫困农村，另外，有25%成长在城市农民工社区，于此同时，所有劳动力当中只有24%的人高中毕业，在经合组织国家当中所有劳动力中接受高中以上教育的是74%。
过去30年来，罗这个倔强的研究者，在中国近20个省份，对13万多名农村中小学生进行体检之后，发现27%的孩子贫血，33%的有寄生虫，25%的视力得不到校正！换句话说，他们在课堂上压根儿就看不见黑板。
由调查引申出来的结论，就是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放眼望去，中国农村约半数的婴幼儿智力发育迟缓，这意味着未来会有4到5亿中国人，可能会有永久性的认知障碍。”
这样的结果让罗斯高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感到忧心：如果简单加工等重复性较强的工作都被机器人替代了，原有工作机会消失了，新的服务业工作要求日益提高，那么这一些智力低于正常标准的人，能去哪里呢？
这是一个现实的忧虑。就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里，突然提起这么个“煞风景”的话题，却让我想起了老大最近的讲话里那句振聋发聩的话“…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更美好的生活需要，就是对相关产业更高的要求。对产业的要求提高了，对从业者的标准必然也随之提高。那么，那些已经在硬件和软件上确定被“写死”了、真就提不高的人，怎么办？！
就如同那位洗车小伙一样，简简单单把他送回老家就OK了么？
4
兜底成本高
从严格意义上讲，没有哪个国家是100%的市场经济。
因为100%的市场，要求每个市场的参与者自负盈亏——暴发到身家亿万要享得了福，穷到冻死街头也要认得了命。那俨然就是一个分化和筛选的“丛林社会”了。
而国家机构的存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为了不让那些贫苦的人陷入不可避免的悲惨命运。换句话说，国家和社会是要进行“反市场”的“兜底”的。
生存是最基本的兜底。即便是这最基本的兜底，有时候都能让人仔细思量一下。二战的时候，盟军解放巴黎已经近在咫尺，希特勒却果断放弃了巴黎。豁牙的艾森豪威尔将军却还是要再掂量一下，最后命令狂飙突进的巴顿将军停下脚步，而是让法国将领勒克莱尔的装甲师最先进城。这里头有对法国政权的政治层面考虑，但是几百万人张嘴吃饭的“兜底”需求一样是决策的重要因素。
勒克莱尔（左一）率“自由法兰西”第二师进入巴黎▼
如果真的只是“兜底”，也还好说。
由于“低端”劳动力“四低”（文化程度低、技能水平低、沟通交流效率低、学习改进意愿低）的刚性特点，他们在市场化已经深入人心的社会里，基本没有可能获得高收入、过上高水平的生活。
如果他们从来都不知道可以有这样的生活的话，也许能如同世外桃源一样，“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倒也可以做到“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但是，这狂飙突进的信息时代里，许多就连自来水都不通的贫困地区，却有了3G甚至4G网络覆盖。孩子们在卡顿的手机上都可以连上《王者荣耀》，可以在看过漫长的广告之后，跟着免费的网络剧看到国际大都市的金碧繁华。然后，生活告诉他，因为能力素质所限，他大概永远也不可能过上那样的生活。
换了你，你干不干？你会怎么想？
有几个人会承认是自己不行，然后永远认命？
如果数以万计的人都认为社会提供的“兜底”保障不够、强烈要求把保障提高到社会平均水平，那这个兜底的成本得有多高？你看法国人民，普通工人群众也就算了，连同公务员动不动就要求休假，谁要敢提出多一点的工作要求，那绝对是分分钟罢工没商量，而且还特别理直气壮，觉得这就是“基本权利”——要兜住这样的大底，还真是不易呢。
2017年9月12日，法国有180个大小城市举行反劳动法改革罢工游行▼
5
世界银行的报告试图重新定义贫困。他们认为贫困不仅仅是物质匮乏，也是指贫困人口创造收入的能力和机会的匮乏，甚至是他们获取收入的能力受到剥夺以及机会的丧失。
人类社会如果要稳定发展，很大程度上需要效率优先。而效率优先就会把不利于效率提升的“低端”人口筛出系统之外。欧洲的知识分子永远带着左倾的色彩。他们好像总在回避这样的现实，也许并没有某某人在刻意的“剥夺”机会，而是效率优先的运行机制在进行冷酷的选择。有效率的机制往往都会显得更加“残酷无情”。
如果“低端”人口真的在认知能力上存在无法修复的“硬”缺陷，而且无法理解和认同这个社会运行的法则，还偏偏有着巨大的人口规模，那只怕对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一个好消息。
所以，十九大报告提出，要让贫困人口彻底脱贫，要使绝大多数城乡新增劳动力接受高中阶段教育、更多接受高等教育，也正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看似遥远的“灰犀牛”——我们不能等着大量的“低端”人口密集出现了，才想起来解决这个问题，真到那时候，就来不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