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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革命烈士澎湃的遗孤，曾潦倒地在街上乞讨，也曾被誉为中国“核潜艇之父”、“核电事业的开拓者”。
昨天，是他92岁的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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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常说，自己一生就干了两件事：
“一是造核潜艇，二是建核电站。”
病床上，只能靠鼻饲维持的他依旧记得那句话：
“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他就是梁何利基金最高奖“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奖者彭士禄院士。
吃“百家饭”长大的孩子
“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1959年，苏联拒绝向中国提供核潜艇技术援助，毛泽东这句话传遍了全国相关机构，也传到了刚从莫斯科学习核动力回国一年多的彭士禄的耳朵里。但他没想到，后来，研究核潜艇的担子竟渐渐落到了自己的肩上。
1962年，37岁的彭士禄被任命为二机部原子能研究所潜艇核动力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空缺。
这是一个看上去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工作。中国的核潜艇技术基础一穷二白，美苏对中国实行技术封锁，仅有的“资料”只有两张模糊不清的美国核潜艇照片和一件从西方儿童玩具店买回来的核潜艇模型。又时值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整个潜艇核动力研究室一个月只有8块钱办公经费，大家吃不饱，身体都浮肿了。总之，用彭士禄的话来说：“一没资料，二没支援，三没钱。”
生活很苦，科研很难，但彭士禄不怕苦和难。他从小吃过很多苦，早就磨炼出了自力更生、不怕困难的性格。
这几乎是彭士禄对人生最早的记忆：3岁时，一个漆黑的夜里，奶妈背着他逃难。那年，母亲蔡素屏牺牲了。一年后，父亲彭湃英勇就义。
后来，他被共产党人转移到潮州一带，过起了姓百家姓、吃百家饭、穿百家衣的生活。他先后在几十个贫苦百姓家生活过，时间最长的一户一年多，最短的只有几天。为了掩护他身为彭湃遗孤的真实身份，每到一家，他都要改名，提前串好口供，认了新的“爸”、“妈”和兄弟姐妹。他从不敢多说话，尽可能地帮着“家”里做各种农活和家务，学会了绣花、放牛、养鸭、抓鱼，经常光脚到山上砍柴，脚底磨起了厚厚的连玻璃都扎不透的茧。
因叛徒出卖，8岁时，彭士禄和抚养他时间最长的“姑妈”一起被国民党当局抓进潮安县监狱。几个月后，他被转到关押着不少“红小鬼”的汕头石炮台监狱。在那里，他受够了苦，吃的饭里满是沙子、虫子，浑身都是虱子、疥子，晚上睡觉盖的是破麻袋。后来，他又被转押到广州感化院监狱，在那里得了奇怪的病，全身瘫痪，差点病死。坐了两年多牢，最终，得益于百姓全力保护，无人肯认他是彭湃的儿子，总算作为“不规良民”释放。他沿着铁道找回“姑妈”家，但姑妈仍在狱中，他找不到亲人，一度靠乞讨度日，后又被普通百姓收养。
1940年底，他被贺子珍的妹妹贺怡带到了延安，途中还在重庆见到了周恩来总理，总理亲切地摸着他的脑袋说：“孩子，终于把你找到了。”
在东躲西藏的日子里，彭士禄念书的机会不多，只在“姑妈”家时，虽然家里很穷，还是设法让他上了半年学。在延安，彭士禄一边学着打窑洞、做草鞋、纺棉线、织毛衣、开荒种地，一边在青年干部学院学习。他说，那段岁月虽然艰苦，却很快乐，那时培养成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对他一生都有影响。而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他也格外珍惜。
解放后，他进入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1951年，他考取留学苏联的资格，到喀山化工学院学习化工机械，5年的全部课程都是满分5分，获优秀化工机械工程师证书。毕业时，他又被访苏的陈庚将军选中，成为到莫斯科动力学院进修核动力专业的留学生之一。
1958年4月，彭士禄以优异的成绩学成归国，到二机部原子能研究所工作。
几年后，苏联专家撤走，加上国家经济十分困难，中央决定先集中力量研制两弹一星，核潜艇工程暂时“下马”。原子能所里大批原来从事核潜艇的科技人员被抽调到大西北研究原子弹，只剩下五十几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学的大多是化学、物理、机械、热能等专业，只有五六个人懂核动力。
领导对彭士禄说：“你去收拾摊子吧。”于是，从这时起，研究核潜艇的担子，就一点点落到了彭士禄肩上。
“彭拍板”
一个月8块钱办公经费，几十个不懂核动力的人，怎么弄？学习并不用花很多钱，彭士禄决定，干脆由他和另外几个懂些核动力的人给大家开课，摘掉“核文盲帽子”，“不管过去姓‘电’还是姓‘机’，最终都要姓‘核’。”他还发动大家一起学英语，俄语资料没有了，就改看英文资料。花了两三年时间，几十个外行不仅都被引进了核动力学科前沿，居然还把核潜艇的设计方案搞了出来。
随着国家经济形势渐渐好转，两弹相继爆炸成功，1965年，代号为“09”的中国第一个核潜艇工程重新“上马”。一支几百人的先遣队，静悄悄地来到四川青衣江畔的深山里，开始建设“909基地”——中国第一座潜艇核动力陆上模式堆试验基地。
在四川奋战的日子，是彭士禄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交通不便，吃住都在工地上，生活很艰苦。没有计算机，验证核潜艇数不清的数据，全靠原始的计算尺和手摇计算器。有时，只为验证一个数据，就够彭士禄和战友们苦算好几天。即便如此，为了造出“中国牌”核潜艇，大家干劲十足，夜以继日地工作。
与常规潜艇相比，核潜艇能提供更长的续航时间、更快的航速，也更难被发现。当时中国已经能造出潜艇，所以，研制核潜艇的重点、难点在于核反应堆动力源，而这正是彭士禄在莫斯科进修的专业。1967年，他被任命为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基地副总工程师，后被国防科委任命为中国核潜艇工程第一位总工程师。对此，他谦虚地说：“时值‘文革’，‘老虎’都被赶下山了，只好我这个‘猴子’称王，被抬上‘总师’宝座。”
在909基地，彭士禄有个著名绰号叫“彭拍板”。在核潜艇研制过程中，技术上大大小小的问题都需要他拿主意。为最大限度争取时间，彭士禄遇事往往不会等到有十足把握才做，而是有七分把握就敢拍板，余下三分交给实践。在遇到各方争执不下时，他也勇于拍板，他常说：“对了，功劳算你的；错了，责任算我的。”
作为工程师，彭士禄强调，他的拍板绝非盲目，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你们拿数据来和我讲话”。在决定核反应堆的工作压力时，他没有迷信已成功国家的数据，通过周密的计算，他相信自己眼前的数据，将苏联原定的200个大气压拍板降为140个大气压。过了大半年，苏联列宁号核潜艇宣布，他们的压力参数降为130个大气压。
有时，他会大胆冒险，但是建立在“有把握”的基础上。在订制核反应堆设备时，按常理，应先订制一套陆上模式堆的设备，经过试验完善后再订制水下试验设备，但彭士禄凭着自己学机械出身的经验认为，原理已经弄得很清楚，经过陆上试验后，设备上的小修小改一定会有，但不可能推倒重来，所以，完全可以同时订制两套设备。一套设备价格高昂，这是一个要承担很大风险的决定，但仅凭这一个决定，就将造出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的时间提前了两三年。
有时，他也会拍错板。他拍板决定采用新的反应堆循环泵密封结构，结果出现泄漏。他立即又拍板，改回原来的结构，再稍加修改，解决了问题。他说：“我干事情胆子大，不怕拍错板，就怕不拍板。拍错了，赶紧改，错得快，改得也快。老不干，老在那里论证来论证去，永远不知道错在哪对在哪。”
至今，提起“彭拍板”这个绰号，88岁的彭士禄哈哈大笑，表示很喜欢，将其视为一种褒奖。
1970年8月30日，在四川宁静的山谷里，核动力陆上模拟堆启堆试验成功。大家欣喜若狂，放鞭炮庆祝，而这时，总设计师彭士禄却在闷头睡大觉，因为在这之前，他已经连续五天五夜没有好好睡一觉了。
1974年8月1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长征1号”正式编入海军战斗序列，中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这一年，彭士禄一直在核潜艇制造厂进行最后的调试安装工作。他的胃多次痛得厉害也“死顶着”，结果发展成急性胃穿孔，海军派直升机送海军总医院的外科主任去现场开刀，切除了胃的四分之三。手术时，医生还发现他的胃上另有一个已经穿孔而自身愈合的疤痕。
“值得吗？”记者问。
“值得！”88岁的彭士禄说，“搞成功了，特别高兴，我喜欢这个工作，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垦荒牛”
在彭士禄的家里，有一个“垦荒牛”的小型雕像，是大亚湾核电站的炊事员送给他的。他特别喜欢，把它和中国第一艘核潜艇首航的纪念磁盘、友人送的核电站模型摆在一起，称是自己的“三件宝”，而其中最喜欢的还是这头牛。他说：“我属牛，性格像牛，非常敬仰‘孺子牛’的精神，凡事不做则已，一做到底。”
他常说，自己一生就干了两件事：一是造核潜艇，二是建核电站。
早在20世纪70年代，彭士禄就提出和制定了秦山核电站的设计方案，正是在他的力主下，中国核电决定走“压水堆”为主的技术路线。改革开放后，中国启动广东大亚湾核电站项目，彭士禄被任命为筹建总指挥，后成为大亚湾核电站首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再后来又担任秦山核电站二期董事长。
彭士禄开始认真地研究经济学。他说：“过去，搞核潜艇，是大锅饭工程，最大的难处是没钱。后来，搞核电站，是商用电站，时间就是金钱。”
经过论证，大亚湾核电站决定引进法国的技术。曾有美国专家问彭士禄，中国的核潜艇已研制成功，为什么还要买外国人的呢？彭士禄打了个形象的比方：“潜艇核动力很小，核电是庞然大物，这就好比中国乒乓球打得还可以，可是足球却踢不出去。”
对于引进国外技术，彭士禄认为，虽然贵，但很高效。“过去（核电）我们一无所有，一接触，原来如此，一干就成。后来，秦山核电站的一期、二期我们都自己建了。”
彭士禄很快入了经济和管理的门。他提出核电站工程的三大控制即投资、进度、质量控制，并为投资和进度控制建立了数学模型，还用工程数理的方法简化了不少经济学的计算公式，提出了核电站进度推迟一天将损失100万美元的具体数字。在与外方谈判时，他用严密的数据论证，什么价格和付款方式才最公平互惠。
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核泄漏事故，在全球多地引发反核风波。时任核工业部副部长的彭士禄在香港被大批记者包围提问：“核电站究竟安不安全，会不会爆炸？”彭士禄风趣地回答说：“原子弹像白酒，点着会燃；核电站像啤酒，怎么都点不着。”后来，这个比喻作为美谈常被引用。
今天，彭士禄仍然很肯定，大亚湾核电站和秦山核电站的设计很安全。他介绍，切尔诺贝利的悲剧在于，不使用安全壳，加上违观操作。而对于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站发生爆炸，他表示，首先，日本采用的是浮水堆，在浮水堆下面开了几十个孔，与中国采用的压水堆结构完全不一样。其次，他一直非常强调的“安全壳”，中国核电都做得很结实，就算发生事故，“肉烂在锅里，跑不出来”。
至于究竟如何合理地使用核能，他的观点是，这是一种清洁的不会排放二氧化碳的能源，但比较昂贵，对地理条件要求也高，应在条件允许的地方适量地搞。
彭士禄的大半生都献给了核动力事业。很多人都知道，他戏称自己有三个夫人，第一夫人是核动力，第二夫人是烟酒茶，第三夫人才是小玛沙（妻子马淑英与他在留学苏联时相识，玛沙是她的俄文名）。“小玛沙不甘心当第三，造反了，非晋升不可。为了和睦，只好提为第二，才算平息。”老人乐呵呵地说。
为公明白，为私糊涂
彭士禄从小就是个懂事又善良的孩子。在那段吃“百家饭”的日子里，过年过节，“姑妈”把肉给他吃，让自己的亲女儿啃骨头，他觉得不好意思，偷偷又把肉分给姐姐。坐了两年多牢，被释放时，监狱给了两块法币作为遣散费，他碰到当乞丐的“二婶”，就把自己的两块钱都给了她。在延安，一次，他看到一位大娘坐在延河边哭，原来是她儿子掉到河里去了，彭士禄立刻脱了衣服潜下水去，第一次没找到，休息一下，再潜第二次，终于救起来，只可惜已经太迟。
他永远感恩百姓对他的好。他永远难忘，在当年那么困难的条件下，到哪一家都那么爱护他，编各种口供来保护他，再穷也不会饿着他。即使在监狱里，几百位“难友”看他穿得太破烂，还凑钱给他做了一身新衣服，红上衣，蓝裤子。到了延安，蔡畅、帅孟奇、贺怡等女革命家都对他十分关怀，他叫她们蔡妈妈、帅妈妈、贺怡妈妈。他还记得，一次，他曾问贺怡妈妈：“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贺怡说：“我很敬仰你的父亲彭湃。”
彭士禄懂事后渐渐得知，父亲彭湃出身于广东海丰县大地主家庭，家里“统辖”的农民不下千人，平均五十个农民供养一个彭家人。但是，父亲以“救国救民、变革社会”为己任，把自己的财产全都分给穷人，最终和母亲双双为革命献出了生命。
无论是父母的故事，还是童年吃百家饭长大的经历，都让彭士禄打心眼儿里感到跟百姓亲。他曾动情地说：“老百姓的恩情，我工作几辈子也还不完。”
后来，无论他当了“总师”还是“部长”，他始终都还是更喜欢跟普通人在一起，也认为自己就是个普通人。他和很多工人、技术员成了朋友。一次，他接到电话，听说一位和他一起工作过的钳工师傅患了心脏病，在医院里说“只要能见到彭部长一面，死也瞑目”。他立刻放下手头工作，驱车百余里前去探望。
家人说，在家里，他就是个普通的慈祥的老头。因为儿子在南方工作，他在北京和女儿一家住在一起。他作出全家权力排名：小玛莎最大，女儿第二，孙女第三，保姆第四，女婿第五，自己第六。他和女婿向来以“老五”、“老六”互称，乐此不疲。
他发自内心信仰共产主义，把财物看得很轻，凡是他的东西，谁喜欢都可以随便拿。广东的侄女托人给他带来月饼，不得不特别写明“彭士禄转马淑英收”，因为如果是“彭士禄收”，他肯定马上就把它“共产”了。他酷爱烟酒茶，还获得友人赠送“酒圣”奖状，但是，什么牌子的烟酒茶，他一概不分，只要能抽能喝就行。一次，他看几位司机辛苦，就随手拿出一瓶上万元的“路易十三”，痛快地喝了一顿。
他喜欢别人叫他“老朋友”、“大哥”，再不然就是攻关核潜艇时战友们常叫的“彭老总”，最不喜欢“彭部长”这个称谓。他喜欢实实在在地搞技术，不喜欢约束，不喜欢开会，不喜欢当官，可一不小心还当了不少官。他对本刊记者摆摆手说，都是“推却不过，没办法”。尽管众多中央领导都对他很关怀，但多年来，除非领导要见他，他从不主动去看望领导。
他有一句自己总结的名言“为公明白，为私糊涂”：“对公事，诸如工程进度、数据等要摸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凡对私事，诸如名利、晋升、长工资、受奖等等，越糊涂越好。”
本期编辑：美利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