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一方面当下全社会弥漫着一股仇视精英的情绪；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有权、有钱、有名的人们往往总能享受到许许多多“特殊待遇”，以至于被纵容坏了的他们经常忘乎所以。
昨天，“海派清口”明星周立波因非法持有毒品、枪支以及驾驶汽车时使用手机在美国纽约长岛被捕的消息曝光后，我的手机立刻被刷屏了。
这不免让我回忆起了5年多前与周立波的一场莫名其妙的“过节”。
2011年7月10日晚，第二届中国达人秀决赛举行，周立波是那一届的评委。我的朋友、同济大学中文系教授、作家张生看了电视转播后给我写来了一篇文章，以比较尖锐的口吻批评了周立波的表现。
这篇文章被我发表在了当时由我主持的《上海商报》评论版上。
不料文章发表的当天，周立波便在他的新浪微博上对张生和我的报纸口出恶语。语言粗鄙污秽，时隔多年，我在这里就不再引述了。他的核心意思是，张生写这篇文章、我的报纸发表这篇文章，说到底都是想要借他这个明星而博取名声。
▲周立波曾在节目中表示自己这辈子不可能吸毒
这件事情在当时引起了一阵不小的波澜，许多媒体先后参与进来。由于之后周立波又连续发微博攻击张生，而张生始终不愿意出面回应，我在一周后忍不住在FT中文网上也发表了一篇文章，阐述了我作为那篇文章的编辑对这场口水战的看法。毫无疑问，我严肃批评了周立波。
现在重提这件事，并非要显示张生和我是多么有先见之明，更不是对今日身陷囹圄的周立波幸灾乐祸。我只是非常感慨，同时也为这位同龄人颇感遗憾。
昨天晚上得知此事后我专门联系了张生，本来想请他写点什么的，但他坚决不肯。我们都由衷感慨，是中国的法治环境、舆论环境以及整个社会大环境害了周立波们。
在西方国家，那些权贵、明星和上层人物一方面自小大多受过比较好的家庭和学校教育，个人修养普遍比较高；另一方面，整个社会对他们盯得也格外牢，使得他们在法律和道德规范前不仅享受不到任何特权，反而比普通大众受到更多约束。
▲疑似美国警方拍摄周立波被捕后的照片
但在中国，一方面当下全社会弥漫着一股仇视精英的情绪；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有权、有钱、有名的人们往往总能享受到许许多多“特殊待遇”，以至于被纵容坏了的他们经常忘乎所以。而在许多普通人内心，对这些特权阶层的敌视与艳羡则是同时存在的。
这构成了当下中国社会最光怪陆离的混乱价值，如果它是一枚硬币，那么它的正面是：只要你是个成功人士，你就一定是坏人；而反面是：只要你成功了，你就可以为所欲为。
我想，素来崇尚“咖啡”、“西餐”的上海小K周立波大概就是怀着这种中国式的忘乎所以才会把那辆黑色奔驰汽车驶上美国公路的。不幸的是，他这回遇到了真的一辈子“咖啡”、“西餐”的美国警察、美国媒体和美国百姓。
眼下春节将至，张生和我都希望周立波能够吉星高照。
附旧文两篇
周立波在达人秀上秀出了什么
张 生
7月10日晚上，第二届中国达人秀的决赛在万众瞩目中终于登场，其场上气氛之热烈，场外吸引电视观众的人数，尤其是吸引的上海电视观众人数之多，恐怕用“万人空巷”这个词都不足以表达其万一。
与第一届相比，这一届最终胜出的几个达人虽仍保有上一届主打的苦情牌，如惹人疼爱的乌达木就是一例，可另外几个获奖的人，如卓君、胡启志等，尤其是“菜花甜妈”的绝唱“送你葱”，却绝对是天生才艺难自弃使然。
显然，这一届的达人，包括拥有纯净歌喉的乌达木，都已更接近“达人”(TALENT)这个词的本义，那就是具有特殊的天赋或者过人的能力的人。借“达人秀”这个舞台，他们得以将自己的才艺表现出来，同时也让我们得以分享他们让人羡慕的天赋与才能，从中得到共鸣与欢乐。
但是，在我看来，昨天真正的达人却并不是那些舞台上的选手，而是在评委座席上的周立波先生。
这一点，相信昨晚曾借新浪微博这个平台进行互动交流的观众都有同感，因为周立波的名字出现得甚至比那些获奖的达人还要多。可遗憾的是，他们并不是为周立波的表现喝彩，而是喝倒彩。
他们或者为其言行感到难堪，或者直接对他表示厌倦。无须隐瞒，我也有同样的情绪。不过，与不少人的意见相异的是，我并不认为周立波是因为话太多而惹人讨厌，因为其他两位评委黄舒骏和伊能静的话也不少，有时比周立波还要多，可他们却并没有受到观众的批评，那么这是为什么？
我以为，那是因为周立波在达人秀这个舞台上“不小心”或“卖力”“秀”出的东西恰恰暴露了他的“本质”，或者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达人”。
从第一届起，周立波对达人的点评就已受人诟病，如果说其生硬的措辞和勉强的玩笑只是暴露了他不善于使用国语或者不善于用国语进行有那么一点文化的思考之外，这一届他的表现就远不止这些了，他的点评让观众看到的是他的肤浅的思想和低下的教养。
这只要从他点评卓君时直言若有人说中国没有达人就是“病人”便可看出。这当然并非特例，当他告诉不幸的乌达木他有幸生长在这个“幸运的社会”时，真不知道他是如何把“幸运”这个词与“社会”联系在一起的。
而实际上，即使是对卓君的点评，“亮点”也主要集中在对他的“乡下人”的身份的发现上。之前周立波在复赛时，对卓君的点评就已显现出了这一点，当他听卓君说自己来自广西南宁的一个县之后，立即用一种夸张的语气和不屑的表情说了一句：“县里面的”。
可是，就是这一句“县里面的”，把周立波的可怜的优越感和内心里引以为豪的东西显露了出来。
▲从左至右：黄舒骏，伊能静，周立波
可是相较而言，无论是黄舒骏还是伊能静，他们对同一个对象的点评，不仅言辞温文尔雅，所关注的也是达人们的才艺和在精神上的追求。
其实，如果稍加注意，就会发现，黄舒骏、伊能静和周立波都是同一个年龄段的人，都出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可他们的修养相差如此之大，我以为，应该与他们所受的教育背景有关。
这其中，周立波显然是最差的，当然，这也与他们的成长环境有关。黄、伊二人是在台湾、香港等地成长的，周立波这个“城里人”，虽然在号称大陆最大的城市——上海长大，可他成长的环境可能却是最差的，大概比他不以为然的“县里面”也好不了多少，甚至更差也有可能。
坦率地说，我并不认为周立波是个“特例”。我和周立波也是同龄人，从周立波的身上，我也看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某些共同的特征。
就像周立波已经成为媒体红人一样，我们这代人也大都已经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但是，窥一斑即可知全豹，从周立波在达人秀的表现可以看出，我们都还是一些比较粗鄙的人，我们的社会也依然还是一个粗鄙的社会。
而我们若想要变得文雅，还需要不少的时间。可问题是，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粗鄙而不自知，反而对此沾沾自喜并以此成为“达人”，这样就不仅让人同情，同时也让人觉得可耻了。
本文发表于2011年7月12日《上海商报》
对于教养，我已经没有奢望
陈 季 冰
FT中文网编者按：7月12日《上海商报》刊登同济大学教授张生批评周立波的文章后，周立波在微博上以辱骂回应，引起一场不小的公共事件。FT中文网特刊登该文编辑、《上海商报》评论版主编陈季冰的文章，探讨言论权利与言论底线的问题。我们也欢迎此事件的任何一方或其支持者，通过写信或留言的方式参与讨论。
上个星期被一桩突如其来的口水官司搞得比较烦，虽然它与我本人没有太多关系。
老实说，7月11日晚上我决定在自己主持的《上海商报》评论版上发表同济大学教授张生的文章《周立波在达人秀上秀出了什么》时，做梦都不会想到，它竟会引起周立波如此令人惊诧的反应，进而又几乎酿成了一起“事件”。
在差不多整整一周内，不断有人联系我——其中有单纯想要打听所谓“内幕消息”的，有表达对张生的声援和对周立波的不齿的，也有力挺周立波并痛骂张生的，还有转而赞扬或迁怒于我和我的报纸的，甚至有自告奋勇地表示愿意代理张生起诉周立波名誉侵权的律师……
我只好不厌其烦地告诉他们：我只是个编发了一篇评论文章的编辑，并非张生教授的代理人；另一方面，我关注微博不多，也不是上海独角戏的爱好者，所以也对周立波先生的事迹并不熟悉。
但我最终还是决定写下点什么，主要是因为，这一周来媒体和互联网上关于此事的众说纷纭一再地使我感叹，我们这个社会实在欠缺一些最基本的是非标准。
我不想讳言张生是我多年的朋友，但作为发表那篇文章的编辑，我从未说过我认同他的观点。我更可以在这里十分诚实地说，如果那篇文章的作者是我，我多半不会使用那样的话语。
然而，无论你赞同还是反对张生对周立波的尖刻批评，当下的核心问题是：张生（或者任何一个“李生”、“王生”）究竟有没有权利发表文章批评一个叫周立波（或“金立波”、“钱立波”）的人？这个问题的另一种表述是：像我这样的一名媒体编辑究竟有没有权利刊登一篇批评周立波的文章？
我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完全取决于张生的言论是否触犯了国家法律和社会普遍道德底线？而完全不取决于周立波本人及其“粉丝”如何对它进行解读和反应。反过来，周立波对张生的反击言论也同样应当遵循这个原则。
我们看到，张生文章里最令周立波暴跳如雷的话是说后者“肤浅”、“粗鄙”和“教养低下”，而周立波在连续几天的微博里则先后将张生称为“藏獒”、“脓痰”和“叫兽”。
我知道，究竟何种措辞属于人身攻击和人格侮辱，以及什么样的情况构成名誉权侵害，只有法官才能做出具有法律效力的裁决。
但我还可以凭着20年新闻工作的经验负责任地说一句，假如“粗鄙”、“肤浅”和“教养低下”属于人身攻击的话，那么世界上所有的报纸和电视台恐怕都得关门；而假如“藏獒”、“脓痰”和“叫兽”可以在公众场合随口对人说的话，那么我们生活的世界将会变成一个臭气熏天的下水道，大概周立波自己也不会喜欢。
正因为如此，当我这几天听到读者的交流意见，或看到一些针对此事的媒体评论时，总觉得有些哭笑不得——它们要么强调张生对周立波的批评多么正确，要么称颂周立波的滑稽戏说得多优秀、《达人秀》主持得多出彩……
惟独遗漏了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对言论权利以及言论底线的严肃讨论。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当然也有我自己的价值立场、审美偏好和情感情绪（例如我已经说了，我不是上海独角戏的爱好者，但却是一个文学爱好者，而张生恰好是位小说作家），但在眼下这件事情上，我的唯一使命就是保障正当批评的权利，并对恶语中伤严格把关。
事实上，当有人将周立波怒骂张生的首条微博转给我看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应该给周一个在报纸上公开反驳的机会。于是我特地要求我的责任编辑写了一条“编者的话”发表在第二天的版面上，表示我们欢迎周立波来稿。
有一句话我们没有写明，因为我认为它是多余的，那就是：就算我们是一张急于借周立波的鼎鼎大名提升发行量的小报，我们也永远不会准许发表污言秽语。
但我们等来的不是周立波的辩理，而是他加大分贝的谩骂。
从周立波连日来在微博上说的那些话来推测，唯一合理的解释是：他认为，一切批评到他的言论都属于“挑事”，都是“无良媒体”在“玷污社会良知”，最终都是因为批评者想要借他的名出名。
我只能遗憾地说，这再次印证了一条真理：人总是很容易把天下所有人想象成与他自己一样。
当然，周立波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是他的天赋权利。但作为媒体，我们也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
我不会因为有一个叫周立波的人可能会以这种方式思考问题，就对社会上的那些“名人”一味奉承，并过滤掉所有对他们的批评。这就好比周立波也不会因为有我这样的对他的上海独角戏不感兴趣的人，就停止四处表演一样。
这几天的媒体评论中，有一种论调颇具黑色幽默效果。它旁征博引地指出，因为名人从社会中得到了巨大好处，所以他们面对批评指责时应当比普通人有更大的忍耐度和宽容心。
这无非是重复了张生文章的观点：名人应当比普通人有更高的道德标准和文化教养。在我看来，这是个根本不需要旁征博引的简单常识。这些评论家们还不无幽默地指出，周立波连日来的反应仿佛都是为了急于证明张生对他的批评是多么正确。
然而仔细一想的话，你就会顿生悲哀——叫骂脏话和随地吐痰是有没有“教养”的问题吗？至少我自己坚定地认为，不当街骂脏话、不随地吐痰是每一个合格公民都必须遵守的起码社会规范，与“教养”二字几乎扯不上什么关系。
因此，我的要求就低得多了，我一点也不指望当今中国像周立波这样的“名人”会比我们芸芸众生自觉恪守更高的道德标准，我只求他们不要再如此一往无前地认定，因为自己是个“成功人士”，就可以理直气壮地逾越基本的社会道德底线。至于教养，那难道是我们还敢于奢望的吗？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周立波毕竟只是一个演员。试想一下，如果他是一级政府高官，能够调动的不是“粉丝”的尖叫，而是予取予夺的行政大权的话，他那半口“脓痰”岂不是要淹死一大堆张生这样的“藏獒”、“叫兽”和我这样的“无良小报人”？
正是因为这个社会舞台已经被那种“只问成败、不辨是非”的肮脏价值观污染已久、已深，所以才造就了那么多像周立波这样的“成功人士”，才使他们虔诚地相信，自己是其他想要跻身成功行列的尚不成功人士的敲门砖。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认为张生所谓“我们这个社会还是比较粗鄙的”，说得太轻描淡写了。
如果“成功者”真的可以为所欲为的话，那么“成功”就必定会是我们时代的唯一信仰。为了“成功”，人们可以不择手段。
对此，时评家魏英杰的话振聋发聩：如果周立波可以不为他的污言秽语付出代价，那么我们每个人都将为这个基本是非都不分的社会付出沉重代价。
本文发表于2011年7月19日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陈季冰
冰川思想库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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