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程浅谈，一家之言，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在2009年时，正是中国银行业有史以来最为辉煌的时刻。
2008年金融危机所引发的风暴仍在席卷欧美，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金融巨鳄们相继陷入了朝不保夕的窘境。而此时四大国有银行在上市后迅速攀升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四巨头，中国银行业的利润也以每年百分之二三十的速度狂飙，以至于当时某一位股份制银行行长开玩笑说，银行“有时候利润太高了，自己都不好意思公布”。
然而这种梦幻般的时刻并未能持续很长时间，仅仅在五年之后，银行业便陷入了一种似曾相识的危机边缘。面对不良贷款比率的飙升和利润率的下降，在越来越难以完成的业务压力和降薪成为现实之后，银行业出现了近十几年中前所未有的员工离职潮，某一家股份制银行2015年据说有200名中高层抛弃金饭碗而去。
中国的银行业在世纪之交付出巨大代价完成第一次改革仅仅十年之后，便又一次绕回到同一个致命的十字路口，不能不让人感到意外。
似曾相识的银行业困境
2015年银行业的报表利润增长已经趋近于0，在去除那些眼花缭乱的做账技巧之后，真实情况恐怕要糟糕的多。更为令人不安的是银行风险骤增，仅以不良贷款率指标而言，尽管各大行表内不良贷款仍然控制在2%左右（农行已达到2.4%）；但根据IMF的预估，即便以最乐观的情形，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已在15%以上（想想那些需要债转股的国企和债务置换的地方平台的规模），最坏的情形可能达到35%，这一水平已经与1998年银行危机时的水平相差无几，而且鉴于目前银行业资产已经是1998年的20倍，其破坏性力量可能远非1998年可以比拟。
政府已经开始着手处理银行不良资产，在过去的三年中，大约两万亿人民币的不良资产通过拨备一风吹式的核销，这个数额甚至高于目前表内的不良资产金额。考虑到中国目前企业债金额已经达到一百万亿量级，而其中大部份为国有企业债务，这些债务中的相当一部分将通过“债转股”的方式实现技术性的坏账处理，银行面对的压力可想而知。
就今天的中国而言，通过不良资产的剥离以实现银行表内账务的安全，无论以何种方式，其实质无疑最终都是央行发钞、全民买单，以通货膨胀和经济扩张消融目前看来体积庞大的不良资产。
作为一种改革的权宜之计，这种方式也许尚可容忍，然而当其成为经济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每隔十几年便来一次几乎相当于当年GDP当量的国民财富凭空消失，对于所有人而言，这都是一场噩梦。
对于国家而言，银行业成为一种循环性的、政策失灵的典型，在付出巨大的代价进行重新设计之后的制度有效性只有十年，无论最初制度设计的何等完美，在经过十年的扭曲执行之后，将又一次面临最初的困境，如蛆附骨，无法摆脱。
同一性质危机的重复循环，是阿根廷式经济危机最重要的特点之一，也是“中等收入陷阱”重要的特征之一。（投资指导：jcszkoko）
繁荣的十年
改革开放之后最重要的一轮荣景来源于90年代后期的国企改革与加入WTO，国内外经济自由化的同时拓展造就了前所未有的爆炸性成长。作为现代经济命脉的中国银行业在此轮经济繁荣中有了同样高速的扩张，自2002年至2015年这一轮银行业资产总额增长了近10倍，从20万亿增长至200万亿。
在资产爆发性成长的同时，中国银行业经历了浴火重生。20世纪末中国的不良贷款率达到了40%，银行业改革自1998年经过多轮剥离，先后抛掉了数万亿不良贷款，以十分便宜的价格将其转至资产管理公司，并在国家注资先后上市，最后一家国有大型银行农业银行在2009年上市后，中国的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已经降至1%左右。（投资指导：jcszkoko）
然而仅仅几年之后，中国银行业表内不良贷款已经超过2%，随着国企和地方平台情势的恶化，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即便表内不良率也会有极大幅度的提升。
无论用何种方式处理银不良行资产，其本质而言均以政府兜底的形式所完成，通过增发货币进行冲销，其结果便是隐形的通货膨胀和全民买单，越是无产者在这种通胀中受到的冲击越是剧烈。幸运的是，在1998那一轮经济改革之后，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一轮荣景，这些不良资产的处置最后消融在经济急剧扩大的规模之中。（投资指导：jcszkoko）
然而，在经济危机的新常态下，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可能再有二十一世纪最初十年的荣景。这一次以同样手段剥离的不良资产反而可能成为中国接下来十年中经济发展的一颗定时炸弹。
停滞的银行业改革
造就此种困境的恰恰是市场经济改革的犹豫和停滞。
银行业是中国市场经济改革所面临的最艰难的堡垒之一，由于其牵一发而动全身，改革的难度可想而知。在这最繁荣的十年中，银行业的改革反而四平八稳，最重要的、公平的行业准入机会几乎没有任何进展。主要由于政治的约束，真正的民营银行一直未能有正式的突破，导致最有活力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始终在一种不公平的、受歧视的融资环境中艰难生长。
美国目前拥有一万多家银行，而中国目前只有不到一千家银行，且均为国家亦或地方政府所把控。他所造就的是体量巨大的地下银行和影子银行，中国最具活力的经济不得不以比正常利率高得多的代价从这些灰色地带寻求贷款。尤其致命的，在缺失正式监管的情形下，他们的风险程度要比体制内银行高得多。
P2P从某种程度而言就是借助互联网金融脱胎而成的一种影子银行。在过去的一两年中，有不少上百亿量级的P2P机构倒闭跑路，虽然对于整个金融系统的冲击尚不明显，但随着经济形势的进一步下滑，这些影子银行无疑蕴含着更为巨大的风险。
此外，政府依然习惯性以指令迫使银行从事非市场化的行为，在经济下行、风险急剧升高时却勒令银行大规模的向过剩的行业贷款，其结果可想而知。平心而论，在这一轮新的不良资产塑造过程中，银行本身并不应该承担主要责任。
政府对于利率实质性的控制（尽管利率已经放开，但过高的贷款利率仍是不允许的），也使得银行无法通过更高的利率收益覆盖风险，从而没有动力向风险更高的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业务发展，而将其主要精力集中于效率低下的国企和地方平台。
最致命的结果便是，2015年以来大型国企与地方平台双双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危机。2015年中国的债务已经超过了当年GDP的250%，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质，最终其绝大多数企业债也实际都由政府所承担。其中，三分之二的国企目前处在一种下行的状态之中，十万亿量级的债务需要转置处理，而地方平台债务的置换今年可能达到6万亿RMB，对经济而言其中所蕴含的巨大爆破力不言自明。
银行业需跳出无效改革的循环
对所有的现代经济体而言，金融系统都是最为重要的周期驱动因素，而作为金融系统根基的银行业，其发育程度不仅事关经济的成长，更成为孕育经济危机的孵化器。
由于东亚经济体的出口导向型特征，无论是相对自身的制造业水平而言，抑或相对于其同等水平的欧美国家而言，东亚国家的金融系统无疑是落后和保守的，即便是日本与韩国亦不例外。
东亚特有的强势政府传统所造就的是一种典型的金融与产业的结合的巨无霸体系。尽管表现方式有所差异，但无论是韩国日本，亦或是东南亚国家，都曾出现过类似的组合。裙带式的金融-产业关系所造就的是效率低下、反应迟钝、不计风险的投资取向，正如我们在1990年的日本、1997年的韩国所见，这种貌似强大、却极为脆弱的金融体系迟早将导致系统性的风险爆发。
相较于日、韩而言，对中国更为致命的是，我们很少从已经发生过的危机中汲取教训，即便1998年改革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价，即便了解其风险所在，政府仍然不能克制干预的欲望，尤其是在经济下行之时强迫银行大规模的从事危险性动作，从而不断的自我强化危机的严重性，最终导致上一轮改革成果的湮灭。
如果以此种趋势发展下去，不难想象即便顺利度过了此次银行业危机，一代人之后我们将迎来第三次银行坏账剥离的浪潮，这种行为内嵌至中国经济的肌体之内，循环往复，无休无止。
这不仅让人想起阿根廷式的悲剧。二战后的多半个世纪内，这个国家经济危机重复性的出现，改革政策重复性的失效，我们描述阿根廷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其在每次危机之后便展开一次经济改革，然而改革不久之后危机便以历史上曾经出现的面目再次出现，永无休止。
当然，如果在接下去的数年中，能够借助互联网金融的历史性机会，打破传统银行业无比坚硬的壁垒，重新塑造一个准入公平、竞争公开、制度透明、市场化运作的新的银行业体系，也许这不仅能使中国跳出阿根廷式的中等收入陷阱、跳出日韩式的自我危机制造，更能为中国走向新一轮的荣景点燃最为强劲的动力。
本文由金程所志（微信ID：jcszkoko)供稿，于无声处听惊雷，敢讲话、讲真话，是财经爱好者不可多得的内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