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海那边（id： yiminh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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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企业家：有了退出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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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变化得太快了。
王健林、潘石屹、李嘉诚、任志强、王石，这些叱咤商界的大亨，如今要么忙着甩卖国内资产，抽身离场；要么一改以往高调行事，退居幕后。
时代的变化让很多人适应不了。
领风气之先的李嘉诚，也率先承受了非议和不满。
在香港，反对地产霸权的运动几乎每年都有，游行队伍由买不起房的市民，小商铺的店主组成，他们高喊口号，希望政府和李嘉诚能够高抬贵手，不要再炒高楼价，放他们一条生路。而受到抗议的政府和地产商们，从来都当做没有听见。
可是当大陆这边“别让李嘉诚跑了”的声音出来后，李嘉诚至少是有警醒的。
他通过媒体放话解释，网上还流出据说是他本人写的公开信，信中有一段是这样的：
我仅仅就是一个商人而已。了解这一点，你就很容易读懂我的自我辩护。很多时候，我的选择，是因为我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不是因为我想进行这样的艰难选择。
与李嘉诚类似，当王健林开始卖楼套现，也遭遇了同样的批评，甚至有谣言说王健林因为急着转移资产，得罪了人，在出境的时候被拦阻。
而潘石屹，一边跟大家说：“在资产荒时，我拥有中国境内的房子比拥有中国境内的人民币要好”。一边出售旗下6个地产项目，套现280亿元，转投海外市场。
不管怎么说，在喧嚣之中，大家还是把想卖的房子卖了，把想转的钱转出去了，被网友骂几句，根本算不了什么，大家终能笑着离场。
这一代的企业家，幸运地拥有了退出的权利，这是几十年来两代中国企业家都不曾奢望的权利。
很长时间来，企业家将投资目标转移到海外，小则被骂汉奸，大则加以“里通外国”的罪名，总之，正常的商业行为被道德和规则限制，新中国第一、二代的企业家们，拥有的权利很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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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企业家：有被安排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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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的第一代中国企业家，拥有的是被安排的权利。
很多人抱着对建设新中国的热情，主动将自己的财产捐献给国家，这也让他们一度成为新中国的座上宾。
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民国船王卢作孚，解放后将船队从香港开回，直接交给国家。理想是“天下为公”的他，也是“公私合营”的倡导者和先行者。然而短短几年之后，他就因为资本家的“原罪”，被逼自杀，自己公司的骨干全部入狱审查，两人遭到处决。
卢作孚
1954年，“公私合营”的政策正式出台，根据国家需要和企业家自愿，对全国私营企业进行国有化。
到1956年，公私合营取得了巨大成效，全国所有行业都实行了该政策。并且更改了之前对企业家私股的赎买政策，变成了“定息制度”，年息五厘，除此之外，企业家不再拥有任何管理权。
到1966年，“定息制度”结束，不再给企业家发放年息，公私合营企业最后转变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
公私合营实施后，很多企业家一夜之间财富归公，这段往事并不遥远，现在很多人还能从老一辈的口中得知一二。
京东的刘强东在2014年的时候讲过家里的往事：他祖上原是湖南的富商，因公私合营，家庭财产没了，被迫迁移到江苏宿迁，为谋生，父亲进船厂当了工人。
1966年之后，基本就没有企业家了。等到中国第二代企业家上场已是10年之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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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代企业家：有“钻空子”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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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代企业家，拥有的是“钻空子”的权利。因为发财只能靠“钻空子”，所以当政策受尽，或者得罪了人，要“办”你也是容易的，风险一样很大。
奉行“黑猫白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的哲学，在规则尚不清楚的边界游走，都是一边准备拥抱人民币，一边准备进班房。
事实也证明，那一代企业家们坐牢的例子比比皆是，很多罪名在今天看来，都不成立。
改革开放第一个赚到100万的人，是“傻子瓜子”的年广久，那是1980年。就因为他赚得太多了，“有人主张动他”。
年广九
为了提升销量，他搞了当时中国最大的一次有奖销售，奖品为一等奖一台上海小轿车，二等奖一部摩托车，三等奖一台彩电。
因为这次“钻空子”，被人抓住了把柄，上头下来文件，说禁止一切有奖销售，导致他亏了60多万。
这还没完，后来说他贪污，抓了起来，他辩解：“公司是我自己的，我贪污自己的钱吗？”结果贪污罪找不到证据，只好判了个流氓罪，说他强奸了10个女工，他很无奈，“干脆给我凑一打吧，12个算了”。就这样，关了一年多才被无罪释放。
“流氓罪”是1997年取消的，那一年，还取消了一个罪名，叫“投机倒把罪”，这个罪名也曾经让许多第二代企业家锒铛入狱。
80年代初的“温州八大王”事件，就是投机倒把罪给我们最深刻的教训。
那一年，温州有八个思想活跃，有经济头脑的商人，在五金、旧货、电器等行业中赚到第一桶金。有钱后，他们在当地盖起高级别墅，风光一时。可一次”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犯罪“的活动开展下来，致富榜样转眼成了通缉对象。
收到风声的连夜潜逃海外，来不及跑的进了班房，给当地的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人们一度认为做生意就是“投机倒把”，人心惶惶。
幸好改革脚步没有停，几年后，有关领导认识到“八大王”事件的错误，给他们平反，请他们做报告，用榜样的力量带领全温州人脱贫致富。这八人又从“犯罪分子”变成了温州改革的功臣。其中一个叫做郑元忠的，后来创办了庄吉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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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之不易的权利，且用且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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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被安排”，到“钻空子”，再到“能退出”，中国企业家有了这样来之不易的权利，不得不说是时代的进步。
今天的中国应该有这个自信，让企业家们自由选择。三十年前，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我们也允许他们勇敢地走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