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国锋 吴少龙
2016年10月29日，“2016北京大学全球金融论坛暨北京大学金融校友联合会年会”在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召开。曾经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的余永定，和现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樊纲同时出席，并对中国的汇率体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前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余永定发言。（摄影：宋春雨）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发言。（摄影：宋春雨）
而在两人先后的发言当中，还不忘互相调侃。在谈到央行为何要实行一篮子货币的真实意图时，余永定卖起关子，指着台下的樊纲说“现任委员在底下，待会你们可以问他”。而当樊纲发言时，一上台他就说“余老师其实也曾经担任过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所以他自己也很清楚里面的情况”。两人隔空对话调侃还一直穿插在分别的演讲当中，场面十分有趣。
最近两年，中国的资本账目逆差超过了经常账目顺差，从而导致了国际收支逆差，人民币汇率自然受到了贬值压力。
实际上，2014年年初，为了打击套利、套汇的投机资本，央行有意让人民币贬值，从而让原本一直预期人民币升值的投机资本在当时吃了不少亏。无疑，这个政策在一时取得了成功，但是恐怕对后来的人民币由升值转到贬值可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由于2014年的干预伴随着中国经济基本面的弱化，最终推动人民币持续贬值。人民币不但没有提供可靠的力量来抵抗汇率升值的压力，以达成自己的意图，反而引发了一场彻底逆转剧，贬值预期开始蔓延至外汇市场。
不过，由于中国加强了资本管制以及美联储推迟了加息的步伐，让人民币贬值压力实际上下降了，加上新的汇率形成机制，这些因素都导致人民币的汇率趋于稳定。
他认为，央行应强化中国政府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计划，允许人民币自由浮动。中国仍保持大量的经常账结余和长期资本账户结余，并没有完全开放资本账户；所以人民币有很大可能不会下降太多，或下降的持续时间不会太久。中国应该是最不害怕人民币贬值的国家，中国对贬值的担忧是没必要的，甚至好处多于坏处。
樊纲指出，单纯从人民币对美元贬值来看，这并没有完全反映出人民币的全部情况，也没有反映出人民币与国际其他货币关系的变化。人民币现在只是对美元在贬值，但是过去这一段时间内，我们对很多货币都是升值的。
人民币对美元贬值，这个过程持续时间挺长，而且幅度也不算小。为什么会发生这么一个过程呢？樊纲指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回到仅盯美元的制度，在这一过程中，世界的很多货币相对美元贬值幅度更大，使得人民币对其他货币一个劲升值。按照一个篮子来算，人民币持续高估了，币值高估，积累了大量的问题。这是因为缺乏浮动、缺乏变化、长期稳定，盯住一个货币的时候产生的扭曲。
而在新的制度下，人民币更倾向于放弃盯住美元，采取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当然现在还不是完全的浮动、自由浮动。但是毕竟比过去的浮动性更强，而且更接近于盯住一篮子货币。
余永定认为，人民币贬值压力会进一步增加。他表示，央行目前已经逐步在减少对人民币的干预，趋势是要下跌的。但是有个问题，谁都难以预测汇率，汇率在短期来讲无法预测。但总体来说，考虑到国家经济增长状况等因素，人民币还是应该贬值。
他说，中国经济在明年可能有下行压力。今年的下行压力主要是房地产，房地产下去了压力也就下去了。但他预测，之后央行不得不放松货币政策，虽然现在货币政策有一系列问题，但是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是没有办法的。这时候你不让人民币贬值，就会束手束脚，在这种内部需求下，也要放手，对人民币的控制会越来越少。人民币会越来越多由市场需求决定，短期来讲，人民币有贬值压力，但是迟早会回升的，但是时间暂时无法预测。
樊纲指出，有三种情况导致我们的汇率发生变化，无论是升值还是贬值。
1、美元基本面的问题。美国的增长速度、美国的通货膨胀率都可能导致美元本身的变化，美元要加息了，这都是美元自身的因素。美元自身的因素升值了，自然就是人民币的贬值。
2、国内宏观因素。国内增长的速度不好，债务问题加大，尽管通货膨胀率现在比较低，但如果通货膨胀提高了，汇率就需要贬值。这也会导致人民币跟美元关系的变化。
3、其他货币的变化。很多人都说人民币贬值了，但是人民币对很多其他货币还在升值，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国内民众到日本去扫货、到欧洲去扫货。对于其他货币，我们不需要全部调整，但是我们应该适度的调整，以对冲掉不利影响。
最后，中国既然已经走出目前这一步，就要继续往前走，不要再幻想着固定汇率制度再回来了。中国的企业和个人也要尝试在汇率更加浮动的情况下思考自己的投资、生意和资源配置。
余永定认为，中国国民收入的不断增长，中产阶级的发展壮大，让中国国民有了出游旅游、送孩子出国留学的需求，从而产生对资产进行配置的行为。这种居民资产优化配置也造成了资本外流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竞争力有所下降，特别是某些产业的竞争力有所下降，中国整个投资环境恶化。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希望把自己的投资转到海外，同时海外投资者不太愿意把资金投入中国，从而导致资本外流增加，也增加了人民币贬值的压力。
余永定表示，面对资本项目逆差和人民币贬值压力，央行自“8·11”汇改之后，最重要的政策变化，就是加强资本管制、控制和遏制资本外逃。在“8·11”汇改后，央行的汇率政策允许让人民币逐步贬值，让人民币的汇率尽可能接近其均衡汇率。在这个过程中要慢，防止人民币贬值过快，对金融稳定造成冲击，因此加强资本管制是必要的，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他还认为，人民币贬值实际上对控制资本外逃也是一个很好的手段。因为人民币贬值之后，资本外逃的交易成本会大幅度上升，从而抑制外逃的意愿。
樊纲表示，资本外流不光是市场操作当时注入的外汇，还包含着一系列其他的货币流动。具体包括：热钱的流出，对外投资的增长等。
他还指出，中国当前所谓的“资本外流”既有投机的因素，也有周期性的因素。因此，人们应该用平和的心态来看待。但是，从政策的角度看，任何国家的政府都不希望这种变化是突如其来的。因此，在现阶段，政府进行适当的管理，不要轻易放开一些宏观谨慎的措施，从而使中国经济全球化和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做得更好，而不是更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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