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晨曦
曾经有一位老人，推动了中国互联网金融的萌芽。
宜人贷的唐宁，拍拍贷的张俊，都曾表示自己步入互联网金融，来自这位老人的启发。
这位老人就是穆罕默德·尤努斯，他因开创“格莱珉银行”模式，被授予了诺贝尔和平奖。
而这个模式，被100个国家复制，全球出现200多个试点。
但格莱珉模式落地中国后，大多失败，只有寥寥几个项目得以存活。
格莱珉模式的核心“5户联保”：“一个人不还，其他人帮忙出谋划策”；而在中国，直接变成了“一个人不还钱，一个小组都不还”。
全球热捧的格莱珉模式，为何偏偏在中国受挫？
01穷人的银行
“当你将高大的树种，种植到贫穷的土地上，你得到的就只能是盆栽，种子没有问题，你需要改变的，是土壤”，2006年12月10日，穆罕默德·尤努斯穿着一身素淡的孟加拉国服装，站在了诺贝尔和平奖的领奖台上。
他创造了“格莱珉银行”模式，被誉为“穷人的银行”（Bank for poor）。
在孟加拉语中，“格莱珉”意为“乡村的”，这个银行的成立，源于一起偶然事件。
1976年，在孟加拉一个叫乔布拉的村庄，尤努斯遇到了一个叫贝格姆的贫困妇女。
她正在编竹凳。
为了生产，贝格姆要先从放高利贷的手中，借22美分买原材料的竹子，编制成凳子后，再把凳子以24美分的价格，卖给放高利贷的。
她一天只能挣约2美分。
高利贷商人算得很精，给的钱只够贝格姆勉强活下去。
而在乔布拉村，这样的人有42个，他们跌入贫穷泥沼中，难以逃脱。
这个事实让尤努斯很震惊。
其实，只要贝格姆能低成本获得买竹子的钱，然后自己去市场上卖凳子，这个无止境的剥削循环，就可以彻底打破。
尤努斯就此开始了他的小额信贷试验：贷款期为一年，年利息10%，每周偿还一次。
这个模式最为创新的一点，是组成了一个“五户联保”同盟：申请人组成五人小组，组员背景相似。
“成员可以相互监督，相互帮助”，尤努斯称，同盟也有严苛的惩罚制度：如果一个组员不还款，其他组员在几年里也将无法获得贷款。
这个模式加入了连带机制，充分利用了人际压力。
有趣的是，尤努斯发现，借钱给妇女，她们更有意愿投入生产，比借钱给男人，更容易改变他们的生活。
“穷人可以比富人更诚信”，尤努斯观察到，这个模式慢慢走通，有人即使因为天灾等原因一时没还上钱，情况好转时，总会还上。
1983年，格莱珉银行正式作为一家独立银行成立，并迅速发展壮大。根据资料，目前这家银行在孟加拉有2200个分行，坏账率只有2%。
作为它的创始人，尤努斯被称为“穷人的银行家”。
此后，这一模式开始从孟加拉国起飞，在全球落地开花。
截止2015年4月，格莱珉模式已被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美国、挪威等100多个国家复制，出现了200多个项目。
这个模式对中国的影响，比我们想象中要深远得多。
1997年，唐宁结识了尤努斯，并深入孟加拉国，考察这种“小额贷款”模式，不久之后，唐宁回国，创办了“宜信”。
2006年，3个年轻小伙在前一个项目“菠萝网”后折戟后，在办公室中抱团取暖，前路难明。
此时他们看到了尤努斯获奖的消息，觉得小额信贷是个好方向，就凑了10万元，创办了“拍拍贷”。
而如今，这两个中国互联网金融最早的前行者，都已成功赴美上市。
某种意义上说，这位来自孟加拉国的老人，启迪了中国互联网金融的觉醒。
然而，真正的格莱珉银行模式在中国，却走得磕磕绊绊，一路艰难……
02中国实践
1993年，格莱珉模式漂洋过海而来。
学者杜晓山、茅于轼等人，是最早的尝试者。他们分别建立了四川松潘格莱珉公司，河北涞水“扶贫经济合作社”。
但经营数月之后，前者被关停，后者直接交由中国扶贫基金会下属的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和农信）管理。
迄今为止，格莱珉银行模式已进入中国24年，曾经有过无数尝试者。
“目前只有6个较成功的项目，除众所周知的中和农信、惠民信贷外，还有赤峰韶乌达妇女可持续发展协会、河南兰考扶贫资金互助社、和河北易县扶贫经济合作社存活”，中国供销集团合作金融部副经理解辞称。
“从引进到弃用，格莱珉模式在我们平台只存活了三个月。”某平台高管吴曦对一本财经坦言。
在全球有200多试点的格莱珉模式，为何偏偏在中国水土不服？
“伪贷、欠债不还的现象实在太多了。”吴曦称。
他发现，部分意识薄弱的农民经常被“有心人”利用。“一些人为了借钱，就去凑5个人，把亲戚朋友直接骗到贷款处签字，然后将所有的贷款拿走”，吴曦称。
最夸张的是，本来是格莱珉精髓的“五户联保”，在某些地区，完全失效。
“小组的一个人不还钱了，其他的人都不还了”，吴曦坦言。
“所有的村民都会觉得，凭什么别人借的钱，要我去还？但事实是，这些在培训的时候就已讲清楚了，彼此之间需要相互担保，可一旦其中有人出现逾期，其他人就不认账了”，吴曦称。
格莱珉模式的核心理念是：相互帮助，相互牵制；而在中国农村，盛行的是“个人自扫门前雪”的逻辑，两个理念背道而驰。
而如今已比较成功的中和农信，在2008年探索模式的早期，中国南方小组也屡屡出现骗贷现象。
中和农信总经理刘冬文之后分析原因，可能是因为南方地区，人多地少，利益竞争比较激烈。
“邻里关系并不融洽，村民很难自发形成小组。即便强行拉拢在一起，彼此帮助的可能性也比较小”，刘冬文称。
村民相互勾结之外，内外还有勾结——公司的信贷员有时也会参与其中。
“如果基层员工叛变，平台被骗贷的几率为百分之百”，刘冬文称。
“从目前发生的逾期来看，绝大部分是由于员工的违规操作造成的”，中和农信副总经理陈殿左称，防范基层信贷员道德风险才是重中之重。
为此，中和农信设置了一些措施，用来增强信贷员的“黏性”。
“为他们提供五险一金，工资保底，绩效上不封顶。”陈殿左称，需要给信贷员提供体面的工作和较高收入；同时发现作弊，小则开除，大则追究刑事责任。
中国农村土壤复杂而特殊，落地这一模式的第一步，需要先“战人性”、“反欺诈”。
03制度掣肘
即便排除了骗贷情况，格莱珉银行模式要想在中国成功落地，还有许多硬性门槛。
“只针对贫困的山村地区、资金小额分散、借款人为妇女，任何一个条件发生改变，都可能失败”，宁夏贷CEO王治强总结了几点经验。
首先是，格莱珉模式更适合极度贫困的山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穷人——穷人中最穷的人。
在尚未创建格莱珉银行模式之前，尤努斯就已对这一限制因素有所察觉。
他甚至认为这样的区分还不够细致，在此基础上，他还常以地区、职业、宗教、种族背景、性别、年龄等等做更细的分类，从而辨别到底谁才是真正需要帮助的穷人。
曾有机构试图离开山区，在经济较发达的“平原区”进行试点，很快便以失败告终。
实际上，较富裕的农村地区，更适合借贷灵活的个贷。
而第二个核心要素，是超低成本的资金。
实际上，尤努斯创办格莱珉模式，带有极为鲜明的公益性质，而出发点，也不是为了盈利。
正因此，他得到了孟加拉最大两家银行的支持，也获得过福特基金会和国际农业开发基金的外部支持。
无可回避的是，中国大部分项目，并非以“公益”“深耕”的方式进入，而是急功近利，因此，他们很难找到“低成本资金”。
“很多项目都因为没有固定的融资渠道、低成本的资金而倒闭了”，吴曦称，金融机构对这种“穷人模式”，并不太感冒。
而另一方面，格莱珉模式尚未在中国被广泛承认，并证明成功。
“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并不太愿意给他们提供资金”，一位业内人士表示。
“而这个模式如果没有资金渠道、政府支持，将很难存活”，王治强坦言。
反观现在做得还不错的中和农信，因为前身是“中国扶贫基金会”，早期得到了政府和资金方的支持。
同时，中和农信已通过发行ABS的方式，低成本获得了数十亿资金。
一个国外模式，并不能直接照搬，需要进行本土化改造。中和农信也并非在一成不变地复制格莱珉模式。
“我们学习的只是格莱珉模式的理念”，刘冬文解释称，各国的国情大不相同，需要因地制宜。
比如说，中和农信设计了一套防止内外勾结的内控体系。
而惠民信贷也在授人以渔，不仅为借款人提供金融服务，还为他们培训种植技能。
被一百多个国家复制，在中国却只有寥寥几个项目得以存活，这实在让人觉得遗憾。
作为农业大国，我国的农村依然有自己特色的土壤和习性。
只有深耕细作，因地制宜，才能让这一模式真正在中国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