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帅如是说
全世界现在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是“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究竟还有多少？”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作为人口最多的，高速发展的经济体，中国经济的冷热已经直接影响到全球经济的体温。在一个强政府，重管理的体系中，执政党的政策走向毋庸置疑是中国经济增速的水晶球。19大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能还在么？还会刺激么？刺激能行么？不刺激会导致衰退么？
这些问题可以回答得极为复杂，这么宏大的问题，开几十个专题讨论大约也只能讨论冰山一角。但是，如果化繁为简，直接切入核心问题—中国经济增长的动能还在不在——我想，从现实的演化路径来看，一个简单的字可以概括全貌：在。
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一个小“低潮”，说是低潮，数字实在不低。最低的年份也达到了6.7%的ＧＤＰ增速，这个数据，即使和最被看好的，ＧＤＰ只有中国１／５的印度比，也是伯仲之间。只是因为２００８年的那针鸡血注射得太猛，大家对１４％的增长速度有了迷恋和依赖，几年间忽然呈现“断崖式”下跌感到不适应罢了。2016年上半年，政府担心“2020年翻两番”(５年内年均6.5%的增长率)的目标有困难，开始了一波不算夸张的刺激，财政，货币两手松，效果比想象的还要快，2017年上半年马上冲到了6.9%的经济增速，搞得市场又开始对“宽松下的高增长”充满期待，对于“没有刺激的增长”充满忧虑。
其实换个思路想，没有内在潜力，光靠刺激，能在一两个季度里就小阳春？如果这样的话，那日本，欧洲搞这么久的超低利率，财政赤字，岂不是应该飞到天上才对？
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很明显是消费升级，背后的支持力量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年轻的中产阶级崛起。虽然仍有很多怀疑的声音，但这一点已经被反复的验证，从快消品中各种小众高价品牌的强势上升，到奢侈品和高街品牌结合的疯魔，到电影票房，出境旅游等“非必需消费”的屡创新高，再到中档汽车（价格15万以上）销量的一骑绝尘……即使闭上眼睛，这种内在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也已经排山倒海在向所有的行业席卷。
然而，“消费升级”仍然只是事物的表象，这个庞大中产崛起的背后，是中国城市化的进一步深化。从１９５６年开始，中国在逆城市化的道路上艰难跋涉了２０多年，这个时期，也是中国经济最令人失望的一段时间，即使从１９７８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在早期也主要集中在农村改革，乡镇企业的发展上，大规模的城市化远远滞后：一个令人惊异的数据是从１９６０年到２０００年，中国人口聚集程度一直在下降的过程中，而且速度非常明显，直到２００６年，全球人口集聚指数平均为52，同期德国为77.6, 美国为72.3, 俄罗斯63, 巴西 60.4, 而中国只有36.2, 和刚果，几内亚，肯尼亚在同一水平。这个数据，和至今徘徊不散的城乡二元结构和严苛的户籍制度应该是一根藤上的苦瓜。
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1０多年是从１９９８年左右开始的，这个时期也是中国“城镇化进程”最快的一段时间，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背井离乡，汇聚成了最大规模的城市基础建设和被至今啧啧称奇的“中国奇迹”——然而，没有人口的集聚，所有的路，桥，机场，商店，地铁，哪里会成为奇迹？都将只不过是皇帝的新装罢了——从俄罗斯西伯利亚的鬼城，到中国鄂尔多斯废弃的楼房，都已经告诉了我们，所有的奇迹，都是人的奇迹。
这个年代的城镇化，目的并不是城镇化，而是“工业化”——户籍制度的松动和城区的迅速扩大背后，是中国快速的工业化进程，是中国制造业的强势崛起。以工业化为核心的城市化，在以农村家庭责任承包制&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前工业化”，带动了中国前面40年的剧变。有人问，这么多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只有中国实现了这样令人诧异的增长？答案很简单，在并不漫长的人类历史上，你什么时候见过这样大规模的人口转移和人口聚集？
“人类文明的一条轨迹，就是人离开土地，汇聚成城”
很多人都隐约感到，从2011—2013年开始，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移动互联网将整个社会和社群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链接在一起。古老的中国以一种“熊抱”的姿势全方位的拥抱了移动互联网，并迅速的将其转化为巨大的消费能力：超过8亿人口生活在移动互联网上，除了大体量的“住”以外，传统的衣、食、行三大基本需求被淘宝、京东、饿了么、新美大、滴滴、携程全方位覆盖；社交由微信、QQ、陌陌包揽；娱乐也迅速地被优酷、爱奇艺、网易云音乐、虾米、和各大巨头旗下的手游占领；而资讯的来源，已经从传统媒体“把关人”手中，转移到了微博、今日头条和大量的自媒体[i]。
当人们在为移动互联网和技术带来的改变啧啧称奇之时，其实没有看到更深层次的原因——这些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设施的服务业，背后力量究竟是什么？是人口的集聚，是真真正正的城市化已经拉开了序幕。尽管有种种逆城市化的措施仍然在不停地实施，但是，人类的步子，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步子不会停止——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口的净流入流出数据已经告诉我们，只有有点点阳光，百姓就会选择用脚投票，义无反顾地离开土地，汇聚成城，成为巨大的城市体，拉动投资和服务的需求规模，更改变投资和服务的质量。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地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心中那自由地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19大之后，中国经济新旅程之前，是为记。
2017年11月１日上海浦东
[i]截止2016年，全球183家独角兽企业中，中国占据39席。四家来自中国的初创企业, 7岁的小米、4岁的滴滴，2岁的美团大（由美团和大众点评并购而成），以及10岁的大疆分别以460亿、338亿、180亿、和100亿（美元）的估值闯入全球15家“十角兽”
文／徐远
我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已经发生变化，工业化已经初步完成，城市化成为新动能，经济和人口将向大城市进一步聚集。
中国的经济增长，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的主要成绩，都是工业化带来的。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初级阶段，现在城市化阶段也已经到来，以后的增长模式一定会变，而拐点在2013年已经发生。
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城市化同步进行
未来经济增长一定以城市为核心
城市是经济发展的载体。从长期历史上来看，经济增长就是城市化问题。从世界范围看，世界的城市化率、世界人均GDP水平、世界总人口是联动的。也就是说，经济增长是和人口增长、城市化同步进行的，呈现三位一体的态势。未来经济增长一定是以城市为核心的，以美国和日本为例，大城市经济密度高，经济产出高的区域都聚焦在几个大都市圈。
把世界主要国家三大都市圈人口和GDP占比相比较，可以看出，中国主要都市圈人口和经济产出的占比比发达国家低很多。通过对比1960和2000年全世界范围内规模城市人口在10万人以上城市总人口占比，以100万来区分大、小城市，可以看到大城市的占比是在增加的。这说明，在过去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内，世界的人口总是在向大城市聚集，这在欧洲、美国也体现的很清楚。
城市规模和经济效率，人均的城市产出与城市人口规模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城市规模越大，生产率越高。城市的距离是一个历史的趋势，背后有经济生产率提高的原因。
中国现在向大城市聚集的程度还很低
空间还很大
现代工业革命以后，城市是由小城镇向大城市聚集。中国现在聚集的程度还很低，远没有达到高收入国家样本的水平，说明中国的聚集空间还很大。以日本为例，这两年总人口已经下降，但唯一人口增长的地方就是东京。从大城市率看，百万以上城市人口占城市人口的比重，中国的大城市率在2015年只有23.8%，远低于日本、澳大利亚、韩国、加拿大和美国，略高于法国和德国。而法国和德国较低的大城市率大多源于他们的历史的、财政的原因。中国大城市率的上升空间还很大。
从城市经济密度看，每平方公里的产出，北上广深的经济密度在2-3亿美元/平方公里，远远高于中国其他地区，但是和国际大都市比上升空间还非常大，远低于首尔、新加坡、香港、东京、纽约等国际都市。所以，中国城市聚集的空间，在给定的面积上产生更多的产出以及支撑更多人口的空间还是存在的。
从中国主要省份人口聚集来看，从2005至2015年，人口向重点城市集聚的趋势非常清楚，基本情况是各省总人口基本不变，略有增长，个别地方下降，但是重点城市人口增速非常快，这是中国人口向重点城市集聚的证据。大城市是资源集聚的区域，人们都会向此聚集，集聚还远没有结束。
中国改革进程“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
是一个显著特征
中国1978年以来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工业化，2000年以后加入WTO，中国逐步成为世界工厂，期间工业技术的进步是超出想象的。中国改革进程，“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是一个显著特征，从工业化率和城市化率的比率来看，中国的比率是很高的，说明工业化远超过城市化。2013年以后，我国城市化率速度在上升，而工业化率增速在减缓。
工业化主导的城市化进程在2013年已经是一个拐点，以前是工业化主导、城市化为辅，以后应该是城市化为主、工业化为辅，逐步进行产业升级。对比城市的规模和其对应的GDP，可以看出，2004至2012年，中国小城市的经济增长略快于大城市，2013年以后规律发生了变化，大城市比小城市要快。对比城市人口与GDP的变化，可以得到相似的规律，小城市的GDP在2013年以前比大城市增长要快。
工业化阶段，任何地方的生产都可以带动经济增长，但是当大规模工业扩张结束以后，小城市的成本高得多。所以，只有在大城市，各种服务业，包括生产性服务业，才能够支撑经济总量和质量的进一步升级。从人口角度看，趋势更加明显，以前人口增速小城市和大城市差不多，可是2013以后小城市人口不增加了，万亿以上GDP规模的特大城市人口暴涨，中小城市人口增速基本为0或者负，所以人口只向大城市、特大城市聚集，2013年以后特别清楚。
房地产作为城市的重点行业和国民经济的支柱，也清楚显示2013年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元年。2013年以前各种城市价格统涨，2013年以后是一线大涨，二线小涨，三线几乎不涨，这是中国房地产价格的规律。2013年以前，因为工业化驱动，任何地方都会带来生产、收入，带来房地产繁荣，而现在大多数小城市根本没有这样的机会。某种意义上，中国国家的经济结构的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也已经开始，从出口结构、消费结构、生产结构，服务业占比、消费占比的变化都可以看出来。
“刘易斯拐点”理论并不适用于动态的经济发展
刘易斯拐点的基本理论就是工业部门比农业部门的边际产出高，所以农业部门劳动力会往工业部门转移，看起来是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往工业部门转移。这个理论在静态意义上是对的，但是在动态意义上是错的，至少是片面的、不完善的。
实际上，工业部门和城市部门产出收入比农业部门高，完全是技术进步的产物，动态的经济发展理论是技术不断进步，工业和城市部门的产出不断提高，并促进农业的技术进步，释放劳动力，不断吸引更多的农村人口。
所以，并不是本来农村有剩余劳动力，而是技术进步让本来并不剩余的劳动力变得剩余，背后的关键还是技术进步。城市怎么进步，怎么带动农村，怎么更多地吸附农村的人口，然后产业不断变化，这是技术进步的产物，和以前的静态人口结构的关系并不大。一些讨论中，人们经常提到的刘易斯拐点以后剩余劳动力消失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因为中国还有大量的劳动力存在，而且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还会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本的总量，相当于劳动力还有大幅增长的空间。
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技术进步、产业升级、人力资本积累的过程，这个过程和城市化是伴生的，而静态的刘易斯观点只是看静态的截面，拿出的政策诊断常常是似是而非的，提出的政策建议常常是于事无补的，甚至南辕北辙的。
（本文根据作者2017年8月在财智论坛的演讲整理而成）
徐
远
观
察
当世读书人 北大教书匠
身隐于闹市 心遁于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