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相发起“逃离北上广”，这句话成了大城市不幸福宣言。一次冲动旅行，折射出一个社会现象，现代人幸福指数偏低，北上广尤甚。
我们曾经以为北上广的工作，能满足理想和追求，然而现实生活却和幸福背道而驰。不安于小城市的安稳平淡，所以选择了忙碌的职场；在得到充实的工作后，想要高薪和存款；拥有存款后，又想要豪华居室。
人的欲望不会满足，然而得到总是有限的，对外物的过度苛求是我们不幸福的主因。
我的一个朋友，十来年前当了北漂，现在的她已经在京定居，结婚生子，房子在二环，工作离家近，有辆车周末开出去玩。然而她总在抱怨，工作不如公务员收入稳定，家里有房，却得和公婆同住，车子也不是什么好车。她总是想要的很多，拥有后觉得不够多。
如果她的幸福是以自身感受为标准，那么她已经得到了十年前的自己想要的生活。可是，人总不能免俗，当我们活成了自己想要的，却开始看别人怎么活，也要活给别人看。用物质堆积起的虚荣心，成了生活的目的。
可是，真正的幸福来自内心的愉快与平静，再多的物质也无法解决精神层面的问题。她的不幸福，不是物欲的满足能够治愈。
女人总说买口红、买包能解决一切问题。不开心？买包吧，一个包解决不了的话，那就两个。的确，购物使人快乐。可是这短暂的快乐如何拼凑起长久的幸福？
有一个男人也遇到了这样的困扰，他发现即使拥有财富也无法真正快乐，于是他另辟蹊径找到了解决办法。他叫乔舒亚·菲尔茨·米尔本。
乔舒亚曾经也是野心勃勃的年轻人，豪宅与名车，令人称羡的年薪，是他生活的目标。为此他成了工作狂，一周工作70小时，一年工作362天。
终于，他在20多岁的时候就实现了他的小目标。28岁的公司高管，拿着6位数年薪，拥有豪宅和名车，成了别人眼里的成功人士。
年纪轻轻事业有成，他一定很心满意足吧？可事实上，他的生活糟透了！他失眠，每天需要服药才能入睡，虽然年轻身体却很差。妻子抱怨他不是个合格的丈夫，儿子也抱怨他为什么没有时间陪他玩，母亲生病住进了医院他也无暇顾及，他成了家庭的局外人。
乔舒亚在富裕又郁郁寡欢的日子里，像温水里的青蛙。他甚至试图购买快乐，购置华服，度豪华假期，买奢侈的物件，但是不快乐感还在蔓延，他甚至暴饮暴食，身材严重走形。
他生活因为一件事，走向支离破碎。2009年10月，乔舒亚的母亲因癌症去世了，这给他的生活重重一击。
母亲的死亡让他看透：我们在世的时间有限，这时间可以用来积攒财富，也可以花在有意义的事情上。后者不会阻碍前者，但对财富的无止境追求肯定不能将我们带向更有意义的生活。反思之后，乔舒亚决定对物质“断舍离”。
最开始收拾母亲遗物的时候，他什么都不想舍弃，直到他意识到，他保留母亲的遗物，就像母亲保留着他幼时的物品，都是徒劳。因为即使没有那些物品，他们也是彼此一生的挂念，情感不需要寄居于外物。
我们不是自己的财物本身，我们的价值不局限于财物。想通这些的乔舒亚辞掉了让他不开心的工作，开始整理生活。
他把家中所有物品打包放在盒子里，每一天，只拿出这天所需要的东西。就这样生活三个月后，竟然发现，90%的家中物都是不必要的。
他只留下了288件必需品，每一件都不可或缺。而相比之下，美国家庭平均拥有30万件物品。这样的极简生活，乔舒亚反而越过越充实，他开始享受大把的时间，安排想做的事。
乔舒亚把自己的生活理念分享给了童年好友瑞安，曾经都生活一团糟的两个人，一起践行着极简主义的生活方式，摆脱了物质的束缚，真正地掌握了自己的生活，找到生活的乐趣。
他们创建了TheMinimalists网站，跟别人分享他们的极简生活。越来越多的人访问他们的网站，从他们的经验学会了用更少的东西，过更有意义的生活，数量高达400万。《时代》《人物》《福布斯》《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也争相报道他们，于是，乔舒亚和瑞安成了畅销书作家，写了一本书叫《极简主义》，帮助更多的人认识这种生活理念，思考人生的价值，以及如何快乐地生活。
他的前半段人生，是一个人追逐金钱，却逐渐堕落迷失的俗套故事，却因为学会了利落地舍弃，寻回了生活的本真，获得了重生，从另一个方向依旧走向了成功。
乔舒亚曾经的生活，是我们许多人的缩影。我们的生活需要物质的支持，但物质只是生活的辅助，人们却常常颠倒因果，把全部生活用来追逐物质，似乎活着是为了囤积物品。
一个人苦于孤独，最好的解决办法不是融入人群，而是不再依赖他人；一个人苦于攀比，也不该用囤积财富来致胜，而是丢弃虚荣；那么一个人苦于追逐物质，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摆脱物质的束缚。
“极简主义”不是教你极端地实施“断舍离”，它的意义也不在于你一定要摆脱多少物质，而是表明掌控生活的态度，学会对待物质的淡泊，夺回对人生的控制。
我誓死捍卫你买任何一支口红的权利，也希望你永远都有舍弃任何一支口红的勇气。
看一个区域的活力，通常有很多指标，比如国际化程度，比如民众思想的开放性。还有重要的一点，那便是商业活力指数。中国的商业形式自1978年改革开放后经过多次演变，到今天移动互联网时代，又有了新的形式以及新的称呼，独角兽。
毋庸置疑，独角兽公司生在哪里，哪里的商业活力便不会差。笔者统计了130家独角兽公司的注册地，找到了中国的创业沃土。友情提醒。如果你既想逃离北上广深，又想挣大钱，请看看这个统计结果。
长期以来，人们提到中国的一线城市都是“北、上、广、深”。但从全国范围看，独角兽聚集之地前四名却是“北、上、深、杭”。值得注意的是，北京的独角兽数量比上海、杭州、深圳、广州加起来还要多。而与此同时，上海的互联网在逐步沉沦，广州的互联网产业地位与创业氛围也在逐渐被边缘化（据笔者统计，广州独角兽企业仅2家，深圳有13家）。
本表没有出现的省份，独角兽企业的数量为0，看看你的家乡是否上榜吧！（统计不包含港澳台）
130只独角兽，北京有63只
130只独角兽，北京有63只，紧跟其后的上海、广东、浙江加起来都没北京多。BAT里只有百度总部在北京，但互联网“少壮派”的TMD可是都扎根于此。
1986年，就读于深圳中学的马化腾第一次赚钱。他通过花费父亲四个月工资得来的天文望远镜看到了哈雷彗星，拍下了照片，连同一篇观测报告一起寄往北京，他得到了观测比赛的三等奖，以及40元奖励。他从中学起就开始订阅，一直到现在也没有间断过的杂志《天文爱好者》，当年就是从北京邮寄给他。深圳是新兴城市，是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但能与当年那个天文少年产生互动的，是北京。
1989年，高考考了739分的，高出重点线100多分的马化腾选择了深圳大学，深圳大学没有天文系，于是马化腾才学了计算机。他错过了自己钟爱的天文学，也与北京错身而过。
6月12日，是北京中关村创业大街开街三周年。
1985年10月，政协委员阎维仁倡议由地方政府出面组织建立科技图书一条街，得到北京市政府的支持后，由海淀区政府承办。七年之后竣工，江泽民、李鹏等时任中央及北京市领导到中国海淀图书城视察，题词给予鼓励。
2007年，海淀图书城第一次与互联网搭上了边儿。作为第十届北京中关村电脑节的分会场，举办了“十年电脑节、百年中关村”的文化活动。
终于到了2013年，海淀区政府会议决定对图书城经营业态进行调整，将图书城打造成创新创业孵化街区。
中国海淀图书城华丽转身，成为了“打造创业服务聚集区、科技型企业发源地和创业文化新高地，全力加速中国创新创业扶持领域发展”的创业大街。
随着创业企业的加入，科技部、海淀区、市科委、政协等各种机关单位的领导纷纷来此参观，次数以几十计，不光是北京，附近的秦皇岛市政协领导也特意来中关村创业大街调研 。
2015年5月7日，李克强走进这条大街上其中一家咖啡馆，留下了与青年创业者边喝咖啡边交谈的照片，之后这家咖啡馆的明星饮品“总理咖啡”开始畅销，创业大街开始平均每天孵化1.7个项目。
据创业大街官网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12月，大街及入驻机构累计孵化创业团队1581个，其中海归团队和外籍团队超过194个，655个团队获得融资，总融资额达到65.34亿元。
总理说：“互联网+双创+中国制造2025，彼此结合起来进行工业创新，将会催生一场’新工业革命’。”
那时这条街人头攒动，有激情有梦想，也有因为激情与梦想而疯狂的病人在这条路上被保安拖走。多年郁郁不得志的民间发明家来了，无路可走的掮客来了，传道的基督教信仰者也来了。这里氛围热烈、开放，陌生人之间的交谈显得那样随意且友好，任何人来此只花30块就可以在咖啡馆的椅子上睡一晚，如果你愿意，甚至可以长住，早起在咖啡馆的洗手间洗漱，这一点也不落魄，同住的旅客会在镜子前激励完自己后友好地向你问好——又是充满机会的一天！
这才是“北京欢迎你”应该有的样子，不来北京，你去哪里找这样的创业伙伴？
“新上海人”的创业尴尬
在130家独角兽企业中，上海市的独角兽企业有爱屋吉屋、易果生鲜、新达达、沪江网校、返利网、陆金所、众安保险等26家，数量不少，但比起北京市的63家，上海这个中国金融大都市在创业上的表现逊色了许多。
广东有很多移民城市，没有“新广东人”之说，北京有大量“北漂”，也没有“新北京人”之称，然而在上海打拼的外地人却常常以“新上海人”这个称呼为荣。与老上海人注重户口这一身份认同不同，“新上海人”取得这一称呼还要有房产证，更高门槛还有事业成功、行为得体、有风度格调等等。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总裁、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袁岳说：“上海人很喜欢把外地来沪的人才叫‘新上海人’，以示海纳百川。这个‘新’字本身就反映了‘土生土长’的优越感，带有旧人对新人的歧视。”
我们无法从袁岳的一家之言中证明这种歧视是否存在，但“新上海人”对户籍和房产的过分关注，却在一定程度上中伤了创业的积极性，阻碍了创业这种相对粗犷野蛮的生存方式在此地扎根。
先说房产，上海是引领中国房价的龙头，是中国第一个因住房价格高涨出现全民炒房现象的城市。有文章称，如果对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新移民做一项奋斗梦想的问卷调查，或许“上海梦”最单调实际，那就是房子。北京、深圳的梦想就要五花八门得多。
文章称，2008年前后是一条分界线，2008年前成功买房落沪的人，是“房产红利”的最大得利族群，2008年之后来沪的人，“落户”一夜之间变成了“为房子而活的战争”。此外，与北京、广州、深圳等创业城市不同，上海的城中村数量很少，没有低价住房，创业者们没有低价栖身空间。
再说户籍，上海移民如果想要落户需要严格按照《上海市居住证》打分表，这项精密、认真、透明的打分表很大程度上消灭了作弊空间，但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在研究《户籍的成本》课题时得出结论，它实际上鼓励的是外来人才安心打工，而不是创业。
有文章举例，受聘的薪水、岗位级别、纳税数额、社保缴纳越高，得分越高，它当然是“甄别人才”的合理衡量标准，但却会让一个积分很高的人在面临创业机会时，陷入选择困境——在离居住证、上海户籍只有一步之遥时，创业往往意味着前功尽弃，毕竟白手起家创业期间，在薪水、纳税额、社保缴纳的得分都会大幅下降。
在26家独角兽企业中，笔者注意到，陆金所、万达电商、三胞国际医疗、拍拍贷、复宏汉霖等企业将工商注册地放在了上海市自贸区。根据《2016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至2016年末，自贸区已注册企业21400户。在总体风格稳健的上海，自贸区更像一股喷泉，给挖金者提供了更多尝试的机会。
进击的深圳和落后的广州
时代造就英雄，也造就城市。
从1978年起，深圳就是中国发展的先锋。数十年的积累，让深圳各产业链趋于成熟。正是在这样的优势之下，无数的创业者涌入深圳，中小企业遍地开花，并诞生了诸如华为、中兴、腾讯、比亚迪、华大基因、大疆等一大批顶尖高科技企业。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当年的制度洼地给深圳带来了投资洼地，而投资洼地带来了创新企业。改革开放初期，全国很多年轻人都来到深圳创业。深圳出现了中国最早的电视机厂、录音机厂，同时，出现了一批具有创新思维的人。”
近期，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表特别报道《深圳已成为创新温室》，称深圳已经彻底埋葬“山寨中国”的过时神话，成为创新皇冠上的明珠，并给深圳起了一个比硅谷更为传神的美名“硅洲”。
深圳何以成为世界"硅洲"？首先从政府支持层面来看。曹和平说，深圳在公共管理方面有3个优势：一是深圳从高层领导到基层官员形成了共识，一定要帮助企业成功。因政府领导变化打断支持创新政策的可能性比别的地方小得多。二是，深圳的政府部门之间协调得好，沟通顺畅。不会让企业发生，在财政部门一切顺利，而在工信部门、环境保护部门遇到阻碍的问题。三是，深圳的人力资源更年轻化，更愿意接受新事物。
其次，从科技发展来看。据公开数据显示，2016年，深圳在研发上的支出超过800亿元，占GDP的4.1%，是中国平均水平的两倍。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9年居全国首位，2016年占全国一半，已超过法国或英国。
深圳的独角兽近半为技术驱动型。包括大疆创新、碳云智能、优必选科技、腾讯云、大疆创新和柔宇科技，它们分布在大健康、人工智能、云服务和智能硬件四个行业中。这些技术型企业总估值 183 亿美元，占深圳市独角兽企业总估值的 47%。深圳市的创新创业文化催生了技术密集型独角兽企业，预计技术驱动型独角兽将继续涌现。
“如果不是在深圳，我们这个创业团队到全球别的地方肯定活不到现在。”大疆创新公关总监王帆曾向媒体透露：这个行业特别仰仗于随时把任何点子、任何电模做成实体产品。在美国，要等好几个月才能找当地供应商把你的想法变成产品模型，而在深圳两三个小时就能做到。在他看来，深圳的“独门武器”就是供应链体系。“它是全球独一无二的，其他地方难以匹敌。”
供应链体系对科技企业的成长至关重要。联想、乐视在“迁都”深圳后也曾直言，华强北可以找到你需要的任何一个元器件。得益于深圳雄厚的硬件制造业基础，从多年前的MP3，到如今的智能手机和无人机，深圳无时不走在硬件创新的最前沿。此外，与香港和海外的天然相近，可以为更多海外技术和资本入华提供便利。
但是不容忽视的是，由于过去多年快速发展，深圳出现了房价攀升问题。华尔街日报网络版曾刊文称，深圳的房价已经逼近硅谷高端社区，但是深圳的人均收入只有硅谷的十分之一。这可能会给深圳实现创新型城市的目标带来阻碍：买不起房已经迫使优秀人才和公司离开或者考虑离开深圳，公司高管们不得不想方法留住员工，降低人员流动率。
在不可逆的高房价面前，去年华为搬离深圳的传闻甚嚣尘上。而在此之前，中兴通讯斥资百亿在河源建生产基地；比亚迪选择了在汕尾投资建设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大疆早在2013年就在东莞买地；富士康更是早早地将生产线移到了郑州，2016年又在贵州设厂。
尽管华为官方否认了“逃离深圳”的传闻：“华为在各地都有自己的分支机构和研究所，这是业务发展的需要。”但任正非的一番言仍然引发了讨论：“人们要有住房，要有生活设施。生活设施太贵了，企业就承载不起；生产成本太高了，工业就发展不起来。”
众多大企业纷纷迁离，更不用说资金实力不怎么雄厚的创业公司了。成本上涨，势必带来产业的整体外迁，“产业空心化”的危险已经逼近深圳。要知道台湾新竹2000年前后是世界上科技产业发展最好的地方，仅次于硅谷，成本上涨，大量核心产业外迁后，已陷入了空心化的经济萎缩状态，繁荣不再。
而最令人担忧的问题还隐藏在深层，不愿具名的深圳学者表示：“目前深圳最严重的问题在于思维固化，听起来不可思议。但人一旦成为某种既得利益、既有规则的享有者，之前那种不顾一切、不拘一格的锐劲就会丧失。”
说到珠三角，人们总喜欢拿广州和深圳来做对比，两个都是全国的一线城市，人口和经济远远位居世界前列，孕育着无数淘金者的创业梦。
如果说互联网革命浪潮可以分上下半场的话，在上半场，广州享尽了互联网的红利，以互联网世界里被公认的三种商业模式（广告、电商、游戏）为例，在互联网兴盛发展的初期，广州在电信运营商的带动下，一批提供CP和ISP业务的小企业就兴盛起来，也赚得了互联网的第一桶金。
然而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和自己的兄弟城市深圳相比，无论是从A股上市公司数量、从新三板上市公司，还是从独角兽的数量来看，广州已经远远落后于深圳了，据笔者统计，广州独角兽企业仅2家，深圳有13家。而近年来我们也看到，广州本土的网易都开始把总部北迁、而网易研发中心更是迁到了杭州，广州的互联网热度在持续降温。
当然，这也有城市文化与背景因素，比如深圳作为移民城市，外来人口占绝对主流，海纳百川兼容并蓄，创业者更容易融入城市文化。华为、腾讯、中兴等IT类标杆企业扎根深圳形成了巨大的人才吸附力。加之深圳政府的政策对IT产业的支持力度与产业环的完善，制造、内容、支付等配套在同步推进，各方面的优势因素也在推动一种集聚效应，推动深圳互联网或IT产业的创业繁荣的同时，也在导致广州互联网人才流失与整体地位的边缘化。
再看看广州的文化，自古以来都是南国的商贸大港，传统型与贸易型企业成为当地产业主流，长期以来也是政府政策关注与扶持的重心，导致广州的文化中的贸易本性根深蒂固，互联网这种新型产业被相对掩盖掉了。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广府文化的特征就是行事作风低调，不事张扬，追逐可以快速盈利的项目，互联网这种短时间不盈利的新型领域缺乏投资人的关注。
另外，无论是微信（广州）的张小龙、网易的丁磊、还是唯品会的CEO沈亚等，都是相对低调内敛的个性。在北京，大家有地儿高谈阔论各种创业项目与机会，谈理想谈颠覆谈改变世界，在广州却比较少见这种圈子文化。
逃离北上广？不，你该逃离的是物质的束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