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聂树斌案20多年过去了，今天平反了，但人早已归西了，求的一点心里安慰，获得一点物质赔偿，参与者律师也好，公安局的也好，新闻媒体也好，到此为止吧。国家也有犯错的时候，把所有的罪推给几个落马的人，也没什么意义，毕竟参与者现在还有很多都在执政，就要历史去评价吧这个当代的杨乃武和小白菜的事吧。感谢该感谢的人，原谅该原谅的人，反思该深度反思，本文观点绝对值得你看完。
——【金融地摊 玉丰】荐读
一 聂树斌案正式平反了。该感谢的正义人士：
一部冰冷的国家机器，碾杀了一条无辜的生命。无数媒体人、律师、学者、公检法良心人士不顾个人安危，抗争了十多年，终于迫使机器让步，从阴霾密布的天空漏下一丝正义的曙光。然而追责问题尚未提上日程，受害人家属就迫不及待地跪谢郭嘉了。愚民之愚，在于不明白，悲剧都是自己一手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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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免职的报社总编
2005年初，公安系统例行春节治安大检查，郑州荥阳市警方在一家砖窑厂查到一个可疑的河北人，传到派出所一问，审出了四起强奸杀人案，此人就是王书金，河北广平县农民。
荥阳警方立了大功，找郑州的记者们去开新闻发布会，会后吃饭的时候，公安局长顺口说了一句：这事儿还有麻烦呢，听说这小子交代的四起杀人案有一起十年前就已经破案了，凶手都枪毙了，如今又冒出来一个凶手。《河南商报》的记者把这件事当笑话带回了报社，却引起了总编辑马云龙的高度重视。
一案两凶，必有冤情，这可比报道一个破案的消息更有新闻价值。马云龙当即派了两个记者一路跟进深挖，掌握了确凿的证据材料后，于当年2月中旬发出《一案两凶，谁是真凶》的新闻报道。
为了避免报道被封杀，马云龙放弃了《河南商报》的独家报道权，同时将稿件发给全国200多家报纸，聂树斌案一夜之间火遍全国。
十个月后，马云龙被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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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署名的特快专递
马云龙的报道出来后，背负十年杀人凶手骂名的聂树斌家人终于敢在村里抬头走路了，聂树斌的母亲拿着报纸去最高院申诉，村里有五十个乡亲跟着去支持她，当地的老百姓先给聂树斌平反了。
然而最高院却不肯受理，理由是申诉要提交原审判决书，聂母没有判决书。聂母去找河北法院要判决书，河北法院说当年的《刑法》没有规定执行死刑要给犯人家属判决书，所以当年没有给你判决书，现在也没有义务给你补发。案件断片儿了。
两年后，一封没有署名的特快专递打破了聂案的僵局，聂母打开一看，正是聂树斌案的判决书。聂母再次来到最高院，法官大惊失色之余，不得不接受了申诉。
直到最近，这封神秘判决书的来历才被聂案代理律师李树亭曝出，原来当时河北法院虽然没有给聂树斌家发判决书，但给受害人康菊花的家人发了判决书，李树亭想从康家拿到判决书，无奈康家当时视聂家为死对头，拒不配合。李树亭花了两年时间陪康老汉聊天、帮康老汉处理法律事务、给康老汉做思想工作，终于暖热康老汉的心，拿到了这至关重要的原审判决书。
若无这份判决书，聂案至今还被挡在最高法的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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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停职的公安局长
1995年4月，聂树斌被执行死刑。3个月后，一个名叫郑成月的大学毕业生走进了河北广平县公安局，成为了一名刑警，他参与的第一起命案，就是王书金涉嫌强奸杀人案，此后，通缉犯王书金的名字一直挂在郑成月的脑海里。
当荥阳警方打电话给广平警方的时候，郑成月已经是广平县公安局副局长了，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个人可能是王书金。
郑成月亲自把王书金押回了广平。王书金交代了4起强奸杀人案，2起强奸案。在押着王书金去石家庄市西郊指认现场的时候，当地的村干部一拍大腿说，坏了，坏了。郑成月问他哪儿坏了，村干部说，这起凶杀案的凶手十年前就枪毙了，怎么又来了一个。
郑成月深感疑惑，押着王书金找石家庄警方核实情况，没想到遭遇左推右挡，给他们局长打电话，连电话都不接。熟知自家部门套路的郑成月知道里面有问题，直接打道回府。
回到广平，郑成月对王书金案格外上心，发现越来越多的疑点，十年的刑警经验告诉他，聂树斌肯定是冤杀的。马云龙的报道引起全国舆论轰动后，河北对聂案成立了调查组，郑成月从内部渠道拿到部分卷宗，一看之下，热血冲头，一把将卷宗砸到桌子底下。
这帮做卷宗的人，简直就是杀人犯！郑成月心想，别人怎样我不管，我要水落石出。
此后，郑成月和马云龙一起，成为推动聂案平反的中坚力量。
四年后，49岁的郑成月被迫退休，县委书记让他给年轻人让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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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增其罪的杀人犯
王书金从荥阳市治安检查意外落网的那个夜晚开始，到聂树斌被无罪宣判，11年里，一直坚称奸杀康菊花案系自己所为。最初他并不知道中间还有个聂树斌，后来马云龙帮王书金请了一个律师，叫朱爱民。朱律师告诉了王书金聂树斌的事情，王书金听后表情复杂：我做的就是我做的，不能让别人替我冤死。
王书金案一审开庭，检方没有指控康菊花被杀一案，王书金欲主动供述，被法官打断。王书金不服，二审上诉要求加上康菊花这条人命，增加其罪名。
二审期间，河北政法委牵头成立工作组，威逼利诱王书金别趟聂树斌案的浑水。王书金被从广平县看守所变换到磁县看守所，工作组用刑讯逼王书金翻供，照死里打，竹劈打脸、木板抽脚心、在讯问室的铁椅子上一坐就是半个月。
王书金始终没有反口。
王书金虽然罪行累累，在聂树斌案上的表现，还挺“爷们”的。马云龙这样评价王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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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身犯险的死磕律师
最高院受理了聂母的申诉之后，指令河北省高院复查，河北省高院一拖就是7年，纹丝没动。最高院无奈，指令将聂案移送山东省高院复查，由此开启了中国异地复审的先河。
2015年，山东省高院决定召开聂树斌案听证会，聂案代理律师李树亭、陈光武终于第一次获准查阅完整卷宗。
4月28日，听证会正式召开，检方和律师角色互换，律师竭力指控王书金杀了康菊花，检方拼命帮王书金辩护，此种盛况，可谓千古奇观。
两天后，央视《焦点访谈》抢先一步给聂案定调：聂树斌案，不属冤假错案。
陈光武律师，这个号称“端坐死磕派第二把交椅”的一代名律，顿时如坠万里冰窟，预感到大势已去。此时，他不得不求助于“端坐在死磕派第一把交椅”上的：杨金柱律师。
杨金柱律师看到卷宗后，深感聂树斌冤枉、公权力无耻，当机立断：为今之计，只有公布聂树斌案卷宗，令天下尽人皆知，才能挽狂澜于既倒、救败局于涂地。聂树斌案卷宗从此大白于天下。杨金柱律师却因此遭到了长沙市律协的调查，险些身陷囹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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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嘶力竭的法律人
2013年2月22日，法学教授徐昕发了一条微博，内容如下：
【死磕聂树斌案】1995年，21岁的聂树斌被河北高院以强奸罪和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2005年“真凶”王书金落网，供认奸杀康菊花。儿冤死，聂父自杀致偏瘫，聂母奔走呼号。2007年最高法院要求河北重审聂案。一晃，六年过去了。一个明显的冤案被置之不理。新的一年，继续死磕聂树斌案。实现正义，哪怕迟来。
之后，徐昕对这条微博“每日一转”，声称一天不平反，就要在微博上喊一天。截至聂树斌案平反之日，这条微博已经转发近62万次。
此外，还有无数法律人曾为聂树斌案鼓与呼过，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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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朝开明的执政者
金融地摊玉丰认为最该感谢的是党和本届政府。上届常委政法委书记倒台，河北前省委书记落马，前河北政法委书记落马，这才是这个聂树斌案获得平反的根。同类的冤假错案成千上万，为什么单独这个平反了，答案是这个派系都倒了。狂且本来就是冤案，我相信所有参与这个冤案的肯定不全是坏人，当然也有正义的人士，和当年张国焘南下和毛主席北上的两个观点一样，谈不上对错，只要谁是赢家，谁就是对的。两个证人都死了，所以怎么判都是法院说了算。聂树斌案20多年过去了，今天平反了，但人早已归西了，求的一点心里安慰，获得一点物质赔偿，参与者律师也好，公安局的也好，新闻媒体也好，到此为止吧。国家也有犯错的时候，把所有的罪推给几个落马的人，也没什么意义，毕竟参与者现在还有很多都在执政，就要历史去评价吧这个当代的杨乃武和小白菜的事吧。
二 聂树斌案正式平反了。该原谅的非正义人士：
冤假错案纠错，不止于平反，还包括调查错案酿成过程、实行错案追责等步骤。法治进步，也体现在全链条错案纠错中。聂树斌既已无罪，那些有过乃至有罪的人，就该为错案铸成担责，但特定的年代还是原谅这些人吧。
聂树斌案终于被改判了，在他蒙冤21年后。12月2日上午，最高法第二巡回法庭改判聂树斌无罪后，当年终审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案的河北高院，也在微博上向聂树斌家属致歉。错案昭雪，是法治内在诉求。但很少有哪起案件能像聂树斌案这样，经历了21年的跌宕与波荡，经历了媒体与法学界的多次推动，也经历了从属地重新调查到异地复查再到最高法提审，其间复查期限还四次延期的冗长过程。它被改判，注定会成为中国法治史上的标志性事件。从短期看，在聂树斌被改判无罪后，尽快启动补偿与追责程序，尤为重要，这也是抚慰其家人这么多年的苦楚与鸣冤的应有举动——尽管失子之痛无从消弭，但错案平反与补偿追责，是对其无法避开的道义“偿债”。 在聂树斌案改判备受关注的背景下，对其家人赔偿，相对容易。公众更挂怀的，还是对当年办了错案人员的追责。最高法对此案改判，意味着宣告了21年前的案子属冤假错案。有关办案方此前说的“聂案办理有程序上的瑕疵，但只属于一般的办案质量问题，不影响聂树斌犯罪事实的证据证明体系”。
金融地摊玉丰带领所有的愤怒者回到上世纪90年代，“公检法流水作业”模式积弊、严打等遗留问题都是国家领导和允许的。但按照办案终身负责制的要求，必须查清该错案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对于铸成这起错案的办案人员，也必须依法溯责、绝不姑息。或许21年过去了，当年的某些办案人员的职位早有变动，可虑及该案作为“中国刑事司法领域的一块活化石”的标志性意义，其追责该溯及过往的，不应虚掩过去。十八届四中全会文件中已明确错案终身追责。之前赵作海案、浙江叔侄案、萧山5青年抢劫杀人案等冤假错案，也都续上了“追责”的尾巴。聂树斌案也不可断尾，虽说它从复查到再审，没少遇到阻力，但若能将该案追责做成践行“有责必究，有错必罚”的法治标本，则不啻为最有力的亡羊补牢之举。但特定的年代，此处略去1万字。
该原谅的单位和人。官员，央视媒体，和部分受人尊敬的学者、专家。首先说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这是中国到现在为止，最能代表党的声音，最正义的组织机构，但人无完人，不管结果如何，起码中央电视台关注了，报道了，尽管中间断章取义，但要是编导水平问题，所以中央电视台还是要原谅的，焦点访谈大家也不要批评太多，他们是代表当时重要最高领导者声音的，要是问责，就问责管理焦点访谈的管理部门吧。
原谅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教授、刑事司法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洪道德。作为法学专家代表，是聂树斌案件听证会听证成员，听证会结束后，《焦点访谈》在其节目中引用了洪道德的对于此案的部分观点，引发了陈光武的不满，陈光武认为洪道德是听证会现场“后台”法律总顾问，是完完整整听完他的意见陈述，清清楚楚看过他所展示的全部证据的。因此，“聂案”的是非曲直看得很清，认得很准。但在5月1日的焦点访谈中，洪道德却认为“聂案”并非冤案，陈光武认为洪道德利用谎言扭曲了事实，使得聂树斌的冤案无法得以平反。陈光武直言洪道德在焦点访谈中对于“聂案”的解读，在法律上逻辑混乱，在事实上满口谎言。作为中国政法大学的权威教授，老专家，肯定是不会犯错的，起码大学是中国政法大学知名教授，如果道德教授错了，那政法大学以后在国内的微信何在。以后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出去讲座的讲课费和当评委的收入就会减少太多，不能因为这一个案子砸了政法大学的教授，出来的律师的饭碗。所以道德教授是按照法律对对方有利的原则发表意见的，观点总有两个方面，所以原谅道德教授。
原谅河北高院。聂树斌案终于被改判了，在他蒙冤21年后。12月2日上午，最高法第二巡回法庭改判聂树斌无罪后，当年终审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案的河北高院，也在微博上向聂树斌家属致歉。河北高院也道歉了，河北高院为什么错判，河北高院是在我党的领导下，无论怎么判也是在按照我党的统一部署，而且最终判决结果都是高法认可的。所以这次道歉很必要，以后在办案要注意。不要光听党的话，也要听人民的呼声，最后做到公正处理。为什么这么多冤假错案都在河北高院发生呀，可能是风水不好，换换办公室吧。这是一个组织犯的错误，不能说是一个人的错，还是原谅吧。
太多需要原谅的各级办事人员，审判人员，公检法的所有办案者，在这个案件上办理让你们伤透了脑筋，既要听党的话，而且还要听从民意。还要用正确的法律条款，正确的量刑标准，做错误的事情。难为你们了，金融地摊玉丰认为原谅和宽容所有犯错误的人吧。千里求书只为墙，让他半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若在，不见当年秦始皇。都是政策和国情的牺牲品。
三 聂树斌案正式平反了。我们整个社会该反思什么，结合重庆模式：
一、 教训需要深层思考
1 、聂树斌案是个别现象，还是中国普遍现象？有没有内在的规律可循？公安的《起诉意见书》到检察院的《起诉书》，再到法院的《判决书》，公诉的模式、侦察机关取证的模式和法院判决书的逻辑论证，一模一样。相信公检法对百姓和民营企业的老板摧残，不只是在重庆，全中国都在发生。这点好多人没有认识到。
2 、聂树斌案和重庆现象是薄熙来等个别领导人因素导致的吗？是他个人野心膨胀，急功近利，就搞出这么些行动吗？
3 、聂树斌案只有这一个吗，重庆现象只发生在重庆吗？有没有影响到其他地方？
4 、薄熙周永康等来退出政治舞台后，就能够消除现象吗？我们中国会不会再发生重庆这样的悲剧，现在谁敢保证我们的党的队伍还有张永康，王永康等？这是更高一个层次要思考的。今后的中国，这种隐患有没有消除？
二、在深度思索一下聂树斌案、重庆模式等问题
一个是“唱红”的思想基础，同我们一直在进行的意识形态灌输方法是吻合的。红海洋癔症，并没有消除。因为对文革我们并没有真正清算和反思。主流意识上，薄的做法有强大的传统依据。我们共产党建立国家，学苏联的意识形态灌输、思想操纵，斯大林主义根深蒂固。文革发展到极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思考那么多年，我们的宪政思想有了一定复苏，到了九十年代，很多地方回潮了，思想解放的成果被否定了。我们那种对文革的思考的教训，得到的精神遗产，全部夭折了。当然现在“十八大”也讲，我们的旗帜不能倒，我们不会走邪路，老路也不会走。那么我们政治生活中的个人迷信，专制主义，以人划线，自相残害，残酷斗争，要不要摈弃？实际上 80 年代，我们已经非常深的思考到这些问题了，可是后来全部回去了。唱红的基础，并不是重庆才有的。要回到计划经济、回到纯公有制、回到思想控制和个人祟拜，这种思想基础是非常浓厚的。
第二个是打黑的法律基础。我们的泛犯罪化立法，导致运用刑法工具整人非常容易。这一点不是专业的刑事辩护律师，是感受不到的。我们 1979 年《刑法》、《刑诉法》“两法实施”以后，经过了 30 年《刑法》的发展。随着商品经济、自由市场经济的发育，我们搞了八次《刑法修正案》，现在的《刑法》罪名已经发展到 450 多个，市场经济秩序方面的犯罪罪名，有 110 多个。现在要折腾一个中国企业家，非常容易。企业家人人都是待罪之身。随便找找，一个企业、一个企业主找出十几个罪名，易如反掌，随便都能找到。只要这个公安局长心术不正想搞你，没有一个企业家能逃得过这个法网。就是说我们打黑的法律工具基础，已经建成了。
市场经济初起阶段，我们有个“法律万能论”，出现一个问题，就立一个法去解决，出现一种要治理的社会问题，就立一个新的罪名。我之前就是从公安厅出来的，我深深感觉到，立法万能论对我们国家市场经济的严重破坏。立了那么多市场经济秩序方面的犯罪，固然治理了很多市场无序问题，同时，也导致我们现在，不用再像《暴风骤雨》中“土改”时期那样，用民兵连长枪毙人剥夺富人财产了，用公安局抓人就够了。现在中国《刑法》的法网，没有一个企业家能够逃得过去。用公检法剥夺一个企业、一个富人的财富，是分分钟的事。而我们的宪法基础是公有制，是先天歧视私有财产的。这种刑法思想是有宪法性依据的。重庆能够这样大规模地把无辜的企业家打成黑社会基础，剥夺他们，判决他们重罪，甚至剥夺生命，同我们的的这种宪法思想、刑法思想是渊源相承的。我们的法律基础有天然的消灭民营企业的基因。
现在全国人大那么多专家常委、法学家常委进去，有没有人在思考立法万能论的危害啊？不是我现在吓唬人，任何一个企业家，经营五到十年，如果我是公安局长，每个人整五个罪名，一点问题都没有，完全可以搞到死刑。像文强怎么被杀掉的？说他是黑社会保护伞，判决书中认真去看，他保护了谁？他的受贿，都是在公安内部部下这里受贿，没有一个黑社会老大给他送钱，只有龚刚模给他送了 3 万块钱。受贿数额，比他早的一个中海油的受贿一亿八，死缓，他几百万，能够死刑吗？强奸罪，那个女大学生，房子都买了，同居了，按司法解释，即使第一次是不愿意的，后来长期同居，也不能按强奸定性。不能构成强奸罪。因此，对他的死刑判决，根本不是依法办案。情节中的弄虚作假，也是一清二楚的，而文强居然被杀掉了。而且，王立军公安局这样搞，检察院守不住起诉关，法院把不住审判关，最高法院把不住死刑关，就这样把他杀掉了。所以，打黑的法律基础的隐患，只有我们深层了解的法律人，才能思考到。
第三个是中国的维稳方针。这十来年，中国的维稳采取高压维稳，就是王立军的典型做法，“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在警察内部搞党同伐异，大清洗，高度发挥警察强权的作用。搞专案组，钳制检察、法院、滥用劳动教养职权，不要法律原则。“摆平就是水平、搞定就是稳定、没事就是本事”，这就是一些地方极为流行的庸俗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维稳三大方针”。“露头就打”、“消灭在萌芽状态”、“花钱买平安”，是典型的维稳套路。我只要“搞定”就好了，有事就采取高压手段，用大量的警察放到街上，办案用刑讯逼供，有不老老实实的，鼓动犯人打犯人，甚至直接搞死。所以这样的维稳方针，在重庆给了他一个可乘之机。王立军才敢这么干。刑讯逼供，私设铁山坪看守所，审讯室和羁押室不分，就是吃喝拉撒睡都在这里，没有入监记录没有别人监督，所以可以连续吊打搞他八天八夜。龚刚模是大便小便都在裤子里，放下来到洗手间洗一下，没有衣服穿，就光着身子再拷回去。所以维稳这种思路，导致无法无天。你这里没有大事情，能把事情包住不暴露，你就是好局长。只要摆平，里面出点儿问题，都是次要的。所以，中国的火药筒在发酵，在烧高压锅。
第四，是改革开放的思想路线被否定。我们 30 年来，小平同志说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梯次发展，先富帮后富，要让多种所有制并存。但是重庆的做法，就是要均贫富。不是让穷人向富人看齐，实现共同富裕，而是宣扬一种民粹主义，消灭先富，实现低水平的均富。另一方面，又培植自己的新的权贵，让他们在资产转移重组中大肆捞钱。自已也中饱私囊。他就是觉得毛泽东时代好，邓小平的路子走错了，要回到文革去，否定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经验。薄熙来、王立军，包括重庆现任的个别领导，还在位置上的一些人，走的就是这条路啊。他不是想“农民上楼”，进一步剥夺农民的土地，把城市土地流转问题，扩展到农村去吗？把大量的大型私营企业消灭以后，将二三十亿、五六十亿的财产，两三亿就卖给国有企业，进行国进民退吗？国企再捐 1.5 亿给王立军，创立警察基金，给警察发好处，这样的消灭私有经济，用法律手段进行掠夺，实施“国进民退”，再用打黑没收资产，不经法定程序，用来进行面子工程和扶持民生收买民心，完全否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
还有就是社会舆论的绑架。薄熙来很懂得舆论炒作，他知道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所以网络媒体的连篇累牍宣传、大量给御用写作班子砸钱写书、在全国唯一强令电视台不做广告，用政府财政拨款，传播红色文化，为自己的思想路线宣传，他是不惜工本的。所以当时重庆极左势力对舆论的利用、占领，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如果他的政治生命不是这样由于目空一切大暴露，一朝结束，他的这一系列做法，不但能够迷惑越来越多的人，而且很有可能长期占领中国的意识形态舞台，为实现他的政治目的服务。他的计划差一点就成了，只有一步之遥。
三、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等为什么会受欢迎？
有一个真实的故事，说人民日报一位记者在重庆乘出租车，由于谈到了薄熙来的问题，出租司机一言不合，将他赶下了车。现在看来，重庆老百姓，仍然有很多人发自内心地支持薄熙来。他获得了很多底层人民的支持，他很有民粹主义的力量渊源。这是令人深思的。不能单纯从人民被蒙蔽、人民不知道真相来解释。他为什么会有这些底层百姓的支持？
第一，重庆的问题远没有真正揭开。反思重庆做法，会涉及我们党的历史上一些基础性的意识形态问题，和先天性的病灶。对薄执政时重庆的一些倒行逆施，对人民的犯罪，根本没有、也不敢真正揭示。财政亏空问题、冤假错案问题、家族贪污问题、关系户到重庆捞钱问题、谋杀外国人包庇问题、唱红愚弄人民问题、都没有真正揭示。就想平稳过渡，早早收场。张书记说了重庆没有模式；孙书记说了点真话，也只是说到“重点工程财政亏空难以为继”。真正的数据和问题真相，都没有揭示。人民当然只看到了形象工程表面现象。
第二，我们现在的官媒宣传太虚假，现在继续着这种方法，同薄熙来在干的这一套相吻合。重庆这几年的做法，有一种受我们官方思想支持的基础。就是歌舞升平，只说好话，掩盖真正的矛盾，倾向性引导和炒作，“唱红歌、红海洋”这种方法，我们一些官媒现在仍然在用。因此没有人看出薄唱红歌有什么不对。相反认为“唱读讲传”是我们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屡试不爽的成功方式。
第三，薄的作为欲望和作为能力，迎合了人民的期望。中国近些年的平庸政治，越来越不得民心。对于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的真正有效整治，这十多年的等待，人民已经不耐烦了。人民需要执政者有所作为，期望有声有色，打破沉闷。而薄熙来好象是这样一个人。很多人，包括我本人，在他任商务部长、刚到任重庆时，都是有良好的期待。期望他给沉闷的中国政治舞台，带来一股新风，希望他成为改革开放大刀阔斧的开拓者。他有作为的愿望和能力，能够敢作敢为，不计后果先干起来。他从大连、辽宁、商务部，他是想做事的。不管做的对做的错。而人民已经对维持会式的中国政治非常失望和讨厌。人民已经不耐烦了，需要打破沉闷。你要动起来，动的对、动的错我不管。所以他得到了底层民众，特别是一些人心思变的知识分子的支持，觉得这个人能够有作为，上去以后能够大刀阔斧的干。如果他的唱红、打黑的真相不暴露，他的政治形象仍然能够得到很多人的拥护。所以政治家如果没有事业心，太平庸，就会失去民心。
第四，就是人民对腐败和犯罪的痛恨。重庆抓到了这些社会热点，以反腐败、打黑，迎合了人民群众中仇富、仇官的心态。打黑中的一些违法做法，令人发指惨无人道的刑迅逼供做法，他们通过宣传掩盖，人民并不知道。而他们把所有的民营企业家，一抓起来就先涂黑，伪造材料进行打黑展览，说成是无恶不作的“黑社会分子”。被打的毕竟只是少数富人，只有几个家属喊冤，人民不会相信这些有钱人，能够得到大量不了解真相群众的拥护。群众是相信官方报纸的宣传的，他们没有办法对每一个案件真相进行了解分析。谷开来杀人、雷政富腐败、王立军滥权受贿、郭维国刑讯办案这样的腐败行为，他们可以通过抓人、劳教、判刑，严密掩盖起来，不让人民知道。相反用公权又表彰，提拨，并给他们戴上人民卫士的桂冠。
第五，就是关注底层民生和市政形象工程。通过打黑敛财、引资、贷款，短期内启动经济建设，做形象工程和民生工程。幼儿园、敬老院、发补贴、搞绿化、为老百姓加强巡逻，他抓住了民生热点的东西，自然能够得到百姓的拥护。
第六，他熟练地掌握了刑法工具，来实现他新时期的独裁统治术。我们50 年代土改的时候，是用暴力革命的方式。现在中国有了三百多部法律，再用这种方法不可能了，因为有了法律规则。他就用了公、检、法，用“依法办事”的漂亮口号，来实现他的实质上的独裁管治。他从辽宁调去一个王立军，然后再调去大量的中层警察，把原来 2300 多个警察骨干，从派出所长以上，全部下岗重新聘用，换班子，把警察这个和平时期最重要的武装力量牢牢抓在手里。然后，通过专案组和反腐败抓法院检察院人员，让检察、法院、律师都听命于王立军控制的警察，由侦查权主导所有的检察权、审判权、辩护权，来毫无阻力地实现他的独裁意志。
他用刑法这个工具，把检察院、法院搞的不敢说话，只有惟命是从的份。刚才李庄讲了很多例子，王立军控制的警察力量，在重庆就成了太上皇，后台直接是市委一把手。权势冲天。
最后刑法工具被他们用的驾轻就熟，他想怎么干就怎么用。而且用刑法工具干了以后，做的坏事很难纠正，非常稳定，为什么？我是“依法办事”的，不是我一个人干的，你中央都没法来干预。我们走了非常严格的司法程序，我们这不是公安局在黑打，我们检察院严格审查了，我们法院严格审判了，做了一审判决，我们还开庭了，让他上诉了，有的还经过最高法院死刑核准了。他把“打黑”的责任套给了最高法院，文强案、樊奇杭案，重庆直接绑架了最高法院。同时唱红，把中宣部套进去了，打黑把最高法院套进去了。
因此，用法律手段进行黑打，大大降低了他自己的责任风险。而事实真相是，这一系列他是完全一手操作的。连如何审判一个李庄，他都是亲自关注的。这么多表面上的司法机构，这么多人，都围着其指挥棒转。唯其个人意志是瞻。所以过去革命，个人拍板，责任明确，精力有限。现在的专制权力，能够让一个人干坏事的能量放大到无穷大。用司法的手段进行掠夺和资产的重组，甚至剥夺人的生命，而自己又不用直接承担责任。他把这个用得驾轻就熟。
所以，薄熙来等为什么能够受欢迎？有很多的客观上大的因素，也有其个人行事方式的因素。直接的原因是我们投鼠忌器，不敢公布真相，实质性地清算重庆当局当时的罪行，不能让人民知道真相。而后果，则是像我们对待反右、文革局势一样，再煮一锅夹生饭，继续祸害我们的政权和人民。这是我这两年多来一直在思考的，现在悟出一些道理了。
四、金融地摊玉更结合聂树斌事件和重庆问题的危害实质深度思考
第一， 治理方式：权治还是法治 。
第二， 发展方向：顺势还是逆势。
第三， 政治导向：独裁还是民主。
第四， 经济基础：计划还是市场。
第五， 发展模式：长远还是短期。
第六， 组织路线：民主还是擅权。
第七， 意识形态：多元还是盲从。
第八， 法律价值：公平还是镇压。
第九， 政治道德：公义还是私利。
五聂树斌事件、重庆问题的治理趋势和给我们的警示
聂树斌事件和重庆问题，能够给我们怎样的教训呢？我们如果防止这样的现象在中国某些地方再次发生呢？
我觉得首先要解决党的一把手专权与党内民主化问题。一把手权力过大，形成诸候政治，这个趋势已经越来越严重。需要重提党政分开和政企分开问题。政府功能的依附问题目前非常突出。十二大十三大曾经提出过的党政分开，已经长期没有提了。相反，这作为加强党的领导的一种经验在强化。结果是党管了好多不应管的事，背了好多不应背的包袱，使很多社会矛盾集中到党的头上。同时，导致了党的一把手一言堂的情况。
民营企业和普通公民的地位和命运问题。这是重庆教训特别让我们引起注意的地方。民营经济是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环境发育的重要成果，在一些地方已经占有大半壁江山，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持。不从思想上、政治上、法律上给民营经济应有地位，将严重影响现有国民经济基础。还会导致无端伤害，和大量的民营资本和先富阶层外流。损害国家发展的后劲。要在政治上为民营经济正名、经济上对其理解和扶持、法律上严格保护合法民营经济的权益。
基础薄弱地区的发展模式问题。中部崛起、东北振兴、西部战略，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经济发展动力和投放重点逐渐内移。西部开发有很多机遇，也有一些急躁情绪。但是拔苗助长、用政治资源带动超常规发展的模式是不可复制、也很难长久坚持的。重庆的大投放经济效果如何，后续动力如何，都有待观察。
司法独立审查功能问题。重庆模式对社会结构的破坏，对社会公平的破坏，对人权的破坏，对法治规则的破坏，基本特征是警察权的强势，法院审判权、检察监督权、律师辩护权，都让位于警察强权，实质是让位于个人的独裁个人专权。司法的审查功能、最后把关功能，基本都失守了。既没有保护住公民的财产权，也没有保护住自由权和生命权。再一次证明，司法独立，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必须走的道路。必须建立独立、客观、超脱，不受政党、政府、个人任意干预的独立的司法机制。防止个人权力、利益集团权力对司法的损害和破坏。
所有这些血的事实告诉我们，金融地摊玉丰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刻不容缓。人心思变，政治家要有所作为。维持政治是没有出路的。人民允许试验，不允许不作为。哪怕试错了，人民都是能够容忍的。而没有任何新思路想维持原状前瞻后顾，人民不会答应。
所有这些血的事实，金融地摊玉丰认为国家和百姓要关注五大热点问题。一是关注民生问题；二是关注社会犯罪问题；三是关注社会腐败问题；四是关注舆论放开问题；五是关注用人路线问题。
“十八大”以后，希望聂树斌案、重庆问题都需要放到全国的体制上来思考。而不是把怨气发泄在这一个案例身上，要让这个事件推动社会法治的进步，和完善我们国家的治理。让这样的悲剧不在重演，让中国梦早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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