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案 | 愚人误国_

官员好读别字，可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单说晚清，便有一位高官，满州镶蓝旗人，名叫他塔拉·刚毅，字子良，虽是笔帖式（文书）出身，却“读书不多”，“不甚识字”，常于大庭广众之下，满嘴别字，贻笑大方（徐珂《清稗类钞》称“刚毅年老而善忘，广座之中，恒说讹字”，则属为尊者讳）。时人作诗讥嘲道：“帝降为王虞舜惊，皋陶掩耳怕闻名。荐贤曾举黄天霸，远佞思除翁叔平。一字谁能争瘦死，万民可惜不耶生。功名鼎盛黄巾起，师弟师兄保大清。”几乎每句诗都有其典故，正适合作为由头，论定刚毅其人。

虞舜即尧舜禹之大舜，后世尊为舜帝，刚毅将其降一级，唤作舜王，故曰“帝降为王虞舜惊”。皋陶制刑，系中国司法鼻祖，刚毅曾供职刑部，主持平反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好歹也是法律人，却不识先贤之名，把“陶”读作“如”（况周颐《眉庐丛话》称刚毅把“陶”读作táo，实应为yáo；且一口一个“舜王爷驾前刑部尚书皋大人皋陶”，听起来好似戏文），故曰“皋陶掩耳怕闻名”。他在刑部上班期间，每每收到囚犯瘐毙的报告，以为“瘐”写错了，提笔改为“瘦”，还训斥下属不识字，故曰“一字谁能争瘦死”。晚清有一个常用成语叫“民不聊生”，估计现在的初中生都认识，刚毅则把“聊”读成“耶”，故曰“万民可惜不耶生”。

除了诗中这四个别字，还有一些形同笑话的故事。四川总督奏报追剿藩夷折中，有“追奔逐北”一语，刚毅认为这是“追奔逐比”之讹，据说他读到这句话，拍案道：“若作逐北，安知奔者不向东西南，而独向北乎？”这实在叫人笑掉大牙。更好笑的是，他在江苏与人闲谈，岸然曰：“人皆谓我刚复自用，我知刚直而已，何谓‘刚复’我实不解。”显然，他把“刚愎自用”之“愎”误以为“复”。

不但自己读别字，人家读别字，他也一脸懵然。有一年过春节，他让幕僚写春联，一人所撰下联为“花暖凤池春”，不料把“池”误作“墀”（不知这是近朱者赤，还是物以类聚），他压根无所察觉。其余幕僚见状，纷纷辞去，谓“吾辈不甘为白字先生分谤”。说到联语，他曾自题一副，悬于家门，其中一句云“奉诏驰丹陛”，“驰”字本是马字旁，他则写成了水字旁。

再说“荐贤曾举黄天霸，远佞思除翁叔平”一联。叔平是翁同龢的字。刚毅的仕途，曾得翁同龢提携：光绪二十年（1894），刚毅进入军机处，正出自翁同龢援引，当时军机处拟任一名满人，候选者有二，一荣禄，二刚毅，翁同龢与荣禄素有过节，于是保举刚毅“木讷可任”。不承想，恰恰是这位“木讷仁兄”（《论语》云“刚毅木讷近仁”，时人遂以“木讷仁兄”代指刚毅），恩将仇报，落井下石，在其操纵之下，戊戌政变过后，对翁同龢的处分，从“开缺回籍”升级为“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那么，翁同龢与刚毅之间，为什么会上演农夫和蛇、东郭先生和狼的戏码呢？翁同龢一方提供的说法是“同官有过，恒面规之，卒以是为小人所忌，遭谗罪废”，这里的小人，即指刚毅而言。翁同龢以刚毅的引路人自居，每逢刚毅犯错，他常当场批评，不留情面，因此引来嫉恨。据许指严《十叶野闻》，有一天，刚毅向朝廷推荐一位叫龙殿扬的总兵，称此人系“奴才之黄天霸”，众人暗笑，退朝之后，翁同龢嘲讽刚毅：“龙镇是公之黄天霸，公即是施德全耶？”刚毅无言以对。这便是“荐贤曾举黄天霸”之由来。

晚清高官，大都是满腹诗书的知识人，让他们与这么一位不学无术却自以为是的别字先生共事，无不十分郁闷。翁同龢本是谦谦君子，以恭谨著称，连他都按捺不住，公开批评刚毅，足见其人洋相百出，不得人心，令人忍无可忍。说到对刚毅的批评，则可考验一个官员的修为。据《清代之竹头木屑》：“刚尝于拟谕旁添‘毋蹈积习’四字，以授仁和，而‘蹈’书为‘跌’。仁和见之，乃取朱笔密点跌字四围，旁另添楷书一蹈字，始终未变辞色，时人皆服其雅量。”仁和者，老滑头王文韶也。李伯元《南亭笔记》亦记此事，并谓：刚毅觉得王文韶会做人，大喜过望，“自是与王交谊日笃，同列皆不及也”。

刚毅（1837-1900）

话说回来，一个人不甚识字，好读别字，未必代表他一定就是蠢人。刚毅曾自辩：“人凡求治，何必学问？但实事求是，即平生大经济也。”这后半句倒也在理。常识不必全部表现为知识，农民的常识感未必弱于知识人。晚清有一位高官叫崇礼，官居文渊阁大学士，与刚毅一样，“识字无多，习气甚重”（“习气”指抽鸦片、讲排场、好逸恶劳等旗人习气），他为什么官运亨通呢？一路提拔他的宝鋆告诉何刚德：当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宝鋆与时任奉宸苑苑丞的崇礼前去善后，发现“列祖列宗圣容”散佚地上，残破不堪，崇礼说：“圣容毁坏至此，即检拾亦不能全。若举以覆命，不特徒增国耻，且益伤圣心。以苑丞愚见，不如归之火化，较为得体。”这的确是一个好办法，可见崇礼的捷才。故而宝鋆相当看重其人，为之辩护：“今谓其识字无多，苑丞何能与太史公比？但事理之明白与否，自又当别论也。”

可惜刚毅不是崇礼，远远谈不上“事理之明白”。用许指严的话讲，刚毅“于文字固茫然不解，而于事理亦绝无见解，盖普通知识不完也”，后一点更为要命。刚毅的不明事理，着重表现为两点，一是仇汉，二是仇洋。

刚毅时代的官场，满汉已经一体化，在体制的吸纳和规训之下，都是一等一的奴才（这里且多说一句，按清制，皇帝面前，汉人一般自称“臣”，满人一般自称“奴才”，所以能不能成为“奴才”，还是一种特权呢）。一些汉人对朝廷的忠诚，绝不逊色于满人。从政权稳定性上讲，仇汉非但毫无必要，反而是一种破坏力。满人当中，有识之士，往往对汉人推崇备至，而自承“咱们旗人浑蛋多”，其代表，如肃顺；无知之徒，则对汉人处处提防、打压，甚至以“汉人强，旗人亡；旗人瘦，汉人肥”为座右铭，其代表，即如刚毅。刚毅虽然死于1900年，他的满汉之见却谬种流传，十年之后，孵化出一大毒瘤，名曰“皇族内阁”，直接导致改良派对朝廷绝望，为大清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仇汉是满人的专利，仇洋却不分满汉，哪怕为刚毅所仇视的汉人，同样可能置身于仇洋的浩荡队伍。那个年代，仇洋的巅峰之作，便是义和团之乱。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当推慈禧太后和刚毅，在前期，刚毅甚至处于主导地位，连慈禧都被他误导。这里需要强调一点，自始至终，刚毅都是义和团的忠实信徒，其信仰之虔诚，可谓披肝沥胆，死心塌地。举例来说。他不仅加入义和团，着其衣装，尊其神灵，与团民师兄师弟相称，正如诗云“师弟师兄保大清”；还亲自率领义和团去攻打教堂，结果溃不成军，“败北者一拥出西安门，刚毅立不能稳，足不能动，力抱门柱而立。一老阍人不知其为宰相也，曰：‘你老先生如此年纪，亦学此道，何自苦也。’”屡攻使馆不下，刚毅若有所悟，曾感慨自己生不如死。不过他临死之际依旧嘴硬，称“非义和拳不能杀洋人，实是被假的混坏了”。如果这不是自我安慰，而是肺腑之言，只能说，一个人愚蠢到不肯承认自己愚蠢，才是最大的愚蠢。

古往今来，有“清谈误国”“红颜误国”“太监误国”“奸臣误国”等说法，像刚毅这般，大概只能称之为“愚人误国”。

来源：中国经营报作者：羽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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