颐和园是清朝所建的著名皇家园林，其前身乃始建于乾隆朝（1736~1795年）的清漪园，光绪朝（1875~1908年）中前期，为了给慈禧太后营造颐养之所，清廷在清漪园旧址上筹款重建，并改名颐和园。
作为一座皇家园林，颐和园以其在山水布局、园林设计、楼阁建设等方面表现的成就，在中国园林史上彰显风范，引领风骚。而作为清朝历史上继圆明园之后，位于北京西郊的又一个重要的政治中心，颐和园见证了康乾盛世以来清王朝所历经的一系列重大变革，成为反映其兴盛衰亡的一个活舞台。
自百余年前起，颐和园兴建经费的来源、数额及其与近代海军的关系，就吸引了人们的关注。1899年，梁启超在《瓜分危言》一文中说：
“当海军初兴，未及两年，而颐和园之工程大起，举所筹之款，尽数以充土木之用。此后名为海军捐者，实则皆颐和园工程捐也。吾尝游颐和园，见其门栅内外，皆大张海军衙门告示，同游之人，窃窃焉惊讶之，谓此内务府所管，与海军何与？而岂知其为经费之所从出也。”
1903年，邹容在他著名的《革命军》一书中斥责道：
“乾隆之圆明园已化灰烬，不可凭借，如近日之崇楼杰阁，巍巍高大之颐和园，问其间一瓦一铄，何莫非刻括吾汉人之膏脂，以供一卖淫妇那拉氏之笑傲！夫暴秦无道，作阿房宫，天下后世尚称其不仁，于圆明园何如？于颐和园何如？我同胞不敢道其恶者，是可知满洲政府专制之极点。开学堂则曰无钱矣，派学生则曰无钱矣，有丝毫利益于汉人之事，莫不曰无钱矣，无钱矣。……无端而修宫园，则有钱若干，无端而作万寿，则有钱若干。同胞乎！盍思之。”
维新派、革命派的宣传干将，都将矛头对准颐和园，使得它的建设经费问题，成为此后历史学界研究一个持续的重点和热点。从清末到当代，不断有学者利用各种资料，对此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不同观点之间彼此交锋，颇为热烈。概括起来，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即颐和园重建是否挪用了海军经费？挪用了多少经费？
戊戌变法失败后不久，康有为、梁启超二人对上述两点，均曾提出过自己的看法。康有为认为，慈禧修建颐和园，约动用海军和铁路经费各三千万两，如前文所引，梁启超对此看法大致认同。1902年，洪全福（洪秀全族侄，早年随太平军北上，封瑛王，太平天国失败后藏身粤港，成为洪门会党首领）等人在广州策动反清起义时发布的《讨清檄文》中，称颐和园“初筑八百万”。1924年，池仲祐（曾在北洋水师服役，后任职民国海军部）在其《海军大事记》中记载，“海军款二千余万尽输入颐和园之用”。然而，这些观点大多基于猜测，缺乏材料支持，有的则是为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而故意加以夸大。
1948年8月，太平天国史及晚清兵制史专家罗尔纲在上海《东南日报》发表《清海军经费移筑颐和园考》一文。该文基于相关研究“史家尚付缺如”的现状，引据池仲祐、梁启超、段祺瑞、王世龢（光绪朝宫中太监，著有《造陶庐日录》）、李鸿章、曾国荃等人的有关记述，认为“清廷以海军经费移筑颐和园一事，盖系当日一件遮掩不着之事实，而为时人所周知者”。罗氏的结论是，“吾人今日虽无法考出其确数，然必在一千万两以上则可断言也。此项巨款，堂堂乎名为海军经费，然实则皆暗移为修颐和园之用”。
但罗尔纲的观点随后受到吴相湘（民国时曾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京故宫整理清宫及庚子事变史料，1949年后赴台湾大学教授中国近代史，学生包括名作家李敖）的质疑。吴氏认为罗尔纲文中不少资料不足为据，并批评其忽视了《李文忠公尺牍》（即李鸿章身后印行的函牍信件手稿影印集）、清实录等重要资料，因此“罗君论文内容多可疵议，实未能完全显露当时历史真相（且有不符史实处）”。
吴相湘指出，“颐和园大规模的修建工程是在甲午战后，工款的来源是公开买卖鸦片”。但他也不否认颐和园建设挪用了海军经费，只是认为“文献不足证”，“不能遽如罗文谓数近千万巨款已移作颐和园修筑之用了”。
从吴相湘对罗尔纲的质疑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人论及颐和园建设挪用海军经费一事并无分歧，争议主要在于挪用的数额，而这恰恰成为此后学者们考察的重点。
未完待续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讲师。本文节选自该所清代皇家园林研究中心与北京市颐和园管理处合编的《颐和园史事研究百年文选》（2017年1月出版），经作者同意转载，文字略有改动。感谢清史研究所阚红柳副教授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