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灯市口左近的史家胡同相当的宽阔轩敞，两旁都是深宅大院，透着深深的贵胄气息。这条胡同平时并不噪杂，但在1909年9月初的几天，却相当喧闹。
大清国的第一次留美资格考试就在这里举行，来自全国的640名考生云集京师。
意外的“减负”
考试相当复杂和严格，共有15门功课。第一轮考试安排在9月4日、5日，只考中、英两种语文。语文过关者，才能进入下一轮考试。第二轮从9月9日开始考试，第一天考代数、平面几何、法文、德文、拉丁文；第二天考立体几何、物理、美术、英国历史；第三天考三角、化学、罗马史、希腊史。监考者除了大清国外务部与学部的官员之外，还有美国使馆的官员。最后的录取率并不高：47人，仅为7%，其中就有后来著名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
参考者与监考者们或许并没能完全意识到，他们正在参与的是一场将注定被中美关系史铭记的特别事件。这场特殊的考试，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中国、美国乃至世界。
1900年春夏之交，包括首都北京在内的华北、东北地区，都爆发了义和团运动。随后八国联军入侵，大清中央政府流亡西安。经过复杂的台前幕后折冲和激烈的讨价还价，中国与14国共同签订了《辛丑条约》，按照当时全国人口平均每人1两白银计，向列强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史称“庚子赔款”。
美国的表现在列强中相当特立独行，它自始至终都拒绝将大清政府作为自己的作战对象，将自己定位为类似协助中国政府剿匪的角色。在《辛丑条约》的谈判中，美国坚决反对列强向中国索要高额赔款，认为那将把中国逼向灾难，影响列强的“可持续性”掠夺（或曰发展）。美国甚至要求将赔款数额提交海牙国际法庭仲裁，但因遭到其他列强坚决反对而作罢。
赔款数额确定之后，正逢国际市场上黄金上涨，白银下跌，列强认为中国以白银支付赔款的方式将给他们造成巨大损失，要求改用黄金支付，但这样一来，中国所承受的财政压力更为巨大。这就是困扰晚清财政史上的所谓“镑亏”问题。
此时，美国开始研究如何通过主动减少自己的赔款额，带动列强共同削减赔款，以帮助中国“减负”。担任美国国务院远东问题顾问的柔克义，奉命在1904年底向国会提交一份备忘录，建议美国可主动减少一半庚子赔款。
1905年1月，中国驻美公使梁诚与美方商讨庚款支付方式，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表示：既然中国已经同意了向其他列强支付黄金，美国当然必须享受同等待遇；但为了帮助中国，美国将考虑退还部分赔款。梁诚向国内提交的报告中，认为这笔拟议中的数千万美元退款，“合则见多，分则见少”，不应摊发给各省，给贪官污吏们造成上下其手的机会，“与其徒资中饱，起交涉之责言，何如移应要需，定树人之至计”。这“树人之至计”，就是在国内“广设学堂”，向国外“遣派游学”，这样，美国“既喜得归款之义声，又乐观育才之盛举”，中国则“以已出之资财，造无穷之才俊，利益损益己适相反”。
梁诚对退款用途的看法，与美方几乎完全一致，但并没有得到北京大员们的支持。当时正值大清国的“改（革）开（放）搞（活）”进入攻坚阶段，资金缺口很大，新政改革的成本多靠摊派解决，因此形成了越改革越腐败的恶性循环，甚至引发基层群众对如此“改革”的暴力反抗（参阅本专栏6月8日《烂尾的仁政》）。美国人在这个时候主动退款，不仅够哥们儿，而且简直是久旱降甘霖。当时担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建议，应该将退款优先用于兴办路矿、发展经济，再用所获余利去办学，那就是标本兼顾的两全之策。袁的观点代表中央的主流意见，但当时中美之间正因粤汉铁路的赎回问题而关系微妙，中方不便对退款问题多加议论。随后，又因为美国通过排华法案，在中国引发了大规模的抵制美货运动，美国政府担心此时退款会被中国的愤青们解读为美国向中国屈服。如此迁延，直到1907年，中美关系逐渐恢复了正常，两国官方才能就庚款退款及其用途展开正式谈判。
此时，东三省成为大清国的战略焦点，为抵御日本和俄国在该地区越来越猖獗的掠夺，中国一方面将东三省作为改革特区，实行政策倾斜，加快“移民实边”，另一方面积极寻求美国的支持，将美国作为开发东北、抗日拒俄的最主要同盟者。当日、俄、英、法在远东结成一个松散的同盟时，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提议，中、德、美三国结盟与其对抗，得到中国的积极响应（参阅本专栏6月29日《中朝“间岛”争端》及7月6日《哈尔滨的枪声》等篇）。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希望以美方的庚款退款2000万美元作为资本金，设立“东三省银行”，以东三省的财政收入和美国庚款退款为抵押，在美国发行债券，东三省银行的利润则可用于派遣公费留学生前往美国。但此举遭到美国政府的坚决反对。
留日生与留美生
将退款完全用于办学，这几乎是美国各界的共识，其中既有洋溢着美国精神的理想主义追求，也有着眼于美国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考量。在1905年的抵制美货风潮中，中国青年高涨的反美情绪，引起了美国上下的警觉。外交官（如美国驻日代办亨廷顿·威尔逊）与学者们（如康奈尔大学教授精琪）都向总统发出警告，美国所接收的中国留学生太少，甚至远不如欧洲小国比利时，美国将因此在精神领域内失去对整整一代中国人的影响力。
伊利诺依大学校长詹姆士提醒罗斯福总统：“哪一个国家能够成功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哪一个国家就将因此而在精神与商业两方面收获最大的回报。如果美国在35年前能成功吸引中国的留学潮流，并使其壮大，那么，我们此时就能以最圆满和最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那就是以知识和精神支配中国领袖的方式。”这位大学校长坚信，为赢得中国青年而付出成本和代价，即使从物质利益角度来说，也是值得的：“与军旗相比，道义与精神将更有力地支配商业。”
在各界推动下，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向中国退还庚子赔款的议案，并授权总统全权安排。在美国政府的强势导引下，中国也同意将退款完全用于办学，两国商定：从开始退款之年起，中国政府于头4年每年遣送100名学生赴美留学，自第5年起每年至少选派50名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直至该项退款用毕为止。当年10月31日，两国又共同拟定了《派遣美国留学生章程草案》，对留美学生的资格、选拔、专业及其管理等问题达成基本协议。
此时，东北问题更为尖锐，大清政府派唐绍仪出访美国，希望能为东北开发争取更多的美国资金，而最简便的莫过于将退款直接用于东北建设。但美国在此时选择了放弃中德美三国联盟的构想，转而与日本妥协，美日两国订立了《罗脱-高平协议》，美国以承认日本在东北亚的特权，来换取日本对维护该地区工商业机会均等的承诺。唐绍仪的使命彻底失败。
美国对退款的使用实行了严格的监督，并且毫不掩饰地表达其对大清政府行政效率和廉洁程度的极端不信赖。美国国务院制定了严格的退款计划，要求中国仍须按原额按期向美国缴纳赔款，美国收到后再将退款转交中国，设立专款账号，专用于资助中国学生留美。
在美国政府的推动、有时甚至干脆是棒喝下，对提升GDP比对办学更为热衷的大清政府，终于半推半就地跟上了步伐。庚款退款办学迅速制度化，为了保证留学生质量而设立的预备学校，后来也成为大名鼎鼎的清华大学；留美学生的选拔，也居然在贪腐成风的大清国及后来的中华民国中，成为“一小撮”廉洁高效、公平公正的仁政之一。
从此，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力迅速崛起，比肩日本。留日生与留美生，也在中国历史舞台上不断成为主角。吊诡的是，当大多数留日生连日文都说不流利时，留美生多数能够学贯中西，甚至涌现了不少泰斗级的人物；当大多数留日生热衷“主义”与“革命”时，留美生则更为关注“问题”，关心文教，支持改良，他们对待“同志”或许也能做到春天般的温暖，但对待“敌人”却基本难以做到寒冬般的冷酷无情，“革命意志”极其薄弱（参阅《帝国留学大跃进》）。
做“长线”的美国，与做“短线”的日本在中国体现了鲜明的对比：从日本进口的各种速食“主义”、“思潮”潮起潮落，而从美国“进口”的“德先生”、“赛先生”却成为日后持久的理想灯塔，尽管很多时候其光芒实在太过微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