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幅油画的名字就叫《黄祸》（The Yellow Peril）。画面上，乌云密布，烈火熊熊，一个菩萨（指日本）正和一条巨大的火龙（指中国）从悬崖那边飞奔而来。
遥远的东方古国，带给西方人的似乎并非只是异域风情、精美瓷器、丝绸茶叶乃至愚昧落后，还有一种浓烈的恐惧感。这种恐惧感，叫做“黄祸”（Yellow Peril），后来又被称为“中国威胁论”（China Threat Theory）……
今天，中国威胁论在一些国家再次甚嚣尘上的时候，我们不妨把目光放到100年前，看看“黄祸”论调的源起和演变。
1、“拒载”李鸿章
1896年9月2日，李鸿章乘坐的专列经纽约、费城抵达了美国首都华盛顿。华盛顿车站张灯结彩，鼓乐喧天，黄龙旗和星条旗迎风飘扬。
73岁的李鸿章已经不良于行，在这次历时半年多的欧美之行中，每到一地，都要用他自己携带的轿子代步，而主人们为了表示尊重，也往往派出军人或警察，充当李鸿章的轿夫。从各国媒体的报道看，这些洋轿夫们显然将这当做了一项光荣而有趣的任务。李鸿章到达美国后，这项任务便由美国的军人及警察们担任。
可就在美国首都，李鸿章遭遇了尴尬：车站警察拒绝抬轿。华盛顿车站的警长，严禁手下警察执行这一特殊任务，即使陪同李鸿章访问的美国武官好话说尽，那警长就是不松口。美国武官无奈，只好到站外找了4名负责外围警戒任务的警察，但那固执的警长跑过来，将这些外围的警察赶出了车站。
气氛相当尴尬，李鸿章立等良久，便想自己慢慢走出车站来。车站的管理人员看不下去了，赶紧张罗着找了4名铁路工人，才将李鸿章的轿子抬到了等候站外的马车边。
那位居然敢于怠慢总理级国宾的车站派出所所长，原来是爱尔兰后裔，此举是为了报复李鸿章对美国爱尔兰人的抨击。
就在前一天，李鸿章在纽约接受了各报的联合采访，猛烈抨击了美国的排华政策。他认为：“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而这一排华法案正是“由于受到爱尔兰裔移民欲独霸加州劳工市场的影响，因为中国人是他们很强的竞争对手，所以他们想排除华人”。
李鸿章毫不客气地将矛头指向了爱尔兰人，此举在美国爱尔兰裔社区引发了巨大的愤怒，这位警长正好借题发挥，严禁手下警察去承担这一显然超出正常工作范围的抬轿子任务。
李鸿章还向美国媒体呼吁：“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家都承认，竞争促使全世界的市场迸发活力，而竞争既适用于商品也适用于劳动力……不要把我看成中国的什么高官，而要看成一名国际主义者；不要把我当做达官贵人，而要当做中国或世界其他国家一名普通公民。请让我问问，你们把廉价的华人劳工逐出美国究竟能获得什么呢？廉价劳工意味着更便宜的商品，顾客以低廉价格就能买到高级的商品。”
大清国的“副王”（欧洲媒体对李鸿章的古怪称谓）在美利坚合众国俨然成了自由经济的布道者，其实，美国政界和学界也有不少与他具有同样想法的人。这些人中，有的是出于政治理想，《纽约时报》就认为：“美国应该是全世界人民的收容所，决不应该因为克勒特人（指反对华工最力的爱尔兰工人）不喜欢这些蒙古种人，我们就也表示不欢迎”。但更多的人是出于利益考量：中国人是最勤奋、忠实的工人，而且他们很廉价；中国人给美国带来了更多的贸易机会；中国人讲求叶落归根，赚够了钱就会返回祖国，并不在美国居住，而他们将会成为美国在中国最好的朋友。当时哈佛大学的教授拉菲尔·庞贝利（Raphael Pumpelly）就呼吁美国人民应“从国家的朝日初升的清晨，向迷雾笼罩着的未来看一看”，要看到华人移民对美国未来的巨大利益。
无论是在美洲的“旧金山”还是澳洲的“新金山”（墨尔本），中国劳工都做出了巨大贡献，甚至一度成为主力军，仅1852年华人就曾占到了加利福尼亚全州人口的1/4。这些脑后留着鞭子的东方人，不仅勤奋、聪明，而且远比爱尔兰人廉价，他们甚至还会自己承担做饭、洗衣这些应由“妇女们承担的工作”，而那时的开发大军中，女性奇缺；而更为主要的是，中国人十分本分，从来不参加什么工会之类的组织去和老板们作对，也不酗酒作乱，深受老板们的青睐。
但是，在企业主眼中无可挑剔的中国人，却让爱尔兰人为主体的美、澳“工人阶级”大为不满。为了保护自己的饭碗和利益，美、澳的“工人阶级”和工会组织成为反华排华的急先锋和主力军。爱尔兰工人在工会的暗中组织下，对华工实行暴力攻击，美、澳政府有时甚至不得不出动准军事部队才能镇压下去，以解救那些侥幸没有伤亡的华工。而那些雇佣了华工的企业主，则被激进的工人组织妖魔化为“民族败类”，甚至受到了“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保护委员会”之类更为激进的恐怖组织的暴力威胁。
在美、澳这两个民意主宰一切的“民主”国家，爱尔兰工人们掌握着大量的选票，而中国人则没有任何公民权，博弈的结果是很显然的：美国方面，参众两院于1877年公布《调查中国人入境问题特别委员会报告书》，公开宣称中国人将“如同加利福尼亚州的蝗虫危害农夫的田地一样”危害美国，5年后，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开始实行。澳大利亚方面，到1888年其所有殖民地便全面拒绝引进华工，而1901年新成立的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第一项立法就是确定排斥亚洲人的“白澳政策”（White Australia Policy），第一项海外军事行动就是派出军队和军舰北上中国，参加八国联军入侵行动。
2、山县有朋：“黄祸”受害者
在美、澳等“新大陆”上，排斥以华人为主的亚洲人，主要还是基于当地白人对就业竞争缺乏信心。但随着日本的迅速崛起，“黄祸论”的旗帜则被相当多的西方国家高高举起，遏制亚洲就不仅仅是为了选票的考量，而成为这些国家战略层面上的基本国策。
德意志帝国的皇帝威廉二世就是高举旗帜的旗手。
甲午战争之后，俄、德、法三国“见义勇为”，向备受欺凌的大清伸出了援手：三国不惜武力恫吓，逼迫日本将已经割让的辽东半岛归还给中国。就在这一过程中，威廉二世下令德国画家克纳科弗斯（Knackfuss），绘制了一幅油画，作为国礼，赠给了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并且大量印刷，成为欧洲历史上最为家喻户晓的“艺术宣传品”。
这幅油画的名字就叫做《黄祸》（The Yellow Peril）。画面上，乌云密布，烈火熊熊，一个菩萨（指日本）正骑着一条巨大的火龙(指中国)，从悬崖那边飞奔而来，这边，一名天使（指日耳曼民族）正手执闪光宝剑，在欧洲各民族的簇拥下，发出了呐喊：“欧洲各民族联合起来，保卫你们的信仰和家园！”
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巨大胜利，令西方看到了一种可怕的前景：已经掌握了西方技术的日本，如果团结带领人口庞大的中国进行改革和扩张，则蒙古人席卷西方的“黄祸”必将重新上演。当时的德国外交大臣比贝斯坦对俄国外交官表示，同为黄种人的日本人和中国人如果融合，则“这种利益对全体黄种人来说都是共同的，而与欧洲列强的利益背道而驰”。
合纵连横开始在东西方之间上演。俄国人和德国人首先要做的，就是分化中日，而此时正沉浸在悲痛和屈辱中的中国，很需要得到一个温暖的怀抱，即使这个怀抱来自金发碧眼的“西洋鬼子”。
当李鸿章出访欧美各国时，他颊骨中残留的那颗日本子弹，不断地提醒着他：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中国龙是准备将北极熊当做兄弟来看待的，作为李鸿章出访的首站，俄国上演了“加冕典礼搭台、中俄盟约唱戏”。李鸿章多次受到沙皇接见，有时完全是极度机密的会谈，只有沙皇、李鸿章及担任翻译的李鸿章之子李经方3人。而在对日的同仇敌忾氛围下，大清国那些从来难以形成共同意见的高级领导们，第一次唱响了同一首歌，翁同龢在日记中说：“联俄结俄之事，同龢已视为必然。”在李鸿章离京前，翁同龢居然登门拜访了这位政敌，密谈联俄大事。而李鸿章从俄国所发回的所有密电，均由翁同龢与张荫桓亲自译码，连军机章京都不能经手。另一政坛大佬张之洞也认为，遍看列国，只有俄国能“立约结援”，为此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中俄密约》在友好气氛中迅速地签订下来的，“黄祸论”在那一时刻，矛头指向只是日本。
德国人则采用了一种更为简捷、“技术含量”更低的方式，展现了自己的好恶：参加完沙皇的加冕典礼后，中日特使李鸿章和山县有朋几乎同时到访柏林，一个受到了国家元首级别的最高礼遇，一个则备受冷落，甚至因此令德国的反对党对政府发出怒吼，认为政府的“厚中薄日”是一大错误。
德国人对李鸿章的关照可谓无微不至，安排他下榻于著名的恺撒宫，“凡口之于味,目之于色,耳之于声, 莫不投其所好”，甚至连他喜欢抽的雪茄和喜欢听的画眉鸟都事先安排妥当，寝室内高悬他本人及“铁血宰相”俾斯麦的照片，以示敬重；他在向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及其皇后递交国书后，德皇夫妇还专门摆设国宴，隆重宴请中国代表团，并亲自陪同李鸿章观看军事操演；德国首相、外交大臣等轮流宴请代表团；德国各报不惜篇幅地描绘了中国“副王”的各项行程……
德国记者拿这种“不公正”的待遇差别去问山县有朋，这位日本政治家只好自嘲说：“中国毕竟是大国嘛。”
李鸿章本人其实很清楚，笑脸相迎的背后，无非是“合纵连横”的利益考量而已，他在奏折中指出：“今合五洲强大之区，俨同七国纵横之局，为从来所未有，实交际所宜隆。” 而所谓的“黄祸论”，只不过是国际公关和舆论动员的一种工具而已，国家利益依然超越种族和地域。
3、东洋菩萨中国龙
尽管俄国和德国似乎成功地在中日之间打进了楔子，但这两家随即急不可耐地对大清露出了凶相，反而又推动了中日这对黄种兄弟重归旧好，甚至进入了中日关系的蜜月期。
1897年，德国人借口传教士在山东被害，出动大军，强占胶州湾。梁启超认为，因为干涉还辽的三国中，只有德国还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回报，等得不耐烦了，便只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俄国则援引《中俄密约》，借口保护中国，派军舰进入了旅顺，却并不帮助中国驱除德国人，相反却在此流连忘返。其实，这是俄国主导的一出双簧，先满足德国人的饥饿感，然后自己捞取最为重要的太平洋出海口旅顺军港。在俄国人的怂恿下，德国以武力强租青岛，俄国随后便表示，为了抗衡德国、保障中国和俄国的共同安全，俄国也必须租用旅顺军港。至此，大清国才发现本以为能联手抗日的俄国，其实是远比日本更为凶险的敌人。
青岛和旅顺先后被德国和俄国巧取豪夺后，中国与日本的关系立即开始升温。其实，之前的甲午战争，就不仅被日本包装成 “文明与野蛮”的决斗，也被赋予了东方对抗西方、黄种人反抗白种人的种族革命色彩。日本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早在战前就提出：“今以西方诸国威迫我东洋之势，无异于火之蔓延。然而东洋诸国，特别是与我毗邻的中国、朝鲜等反应迟钝，不能抵挡其威迫之势，犹如木板房子不堪火势。故以我日本的武力援之，不单是为了他国，也是为了我自己，这一点可想而知。以武力保护他们，以文明开化他们，必须使他们效仿我国，迅速输入近代文明。”另一思想家三宅雪岭则主张：“日本人应该发挥优异的特性，以弥补白人的缺陷，承担起引导人类进入极真、极善、极美的圆满幸福的世界的任务。”
当时日本军界和政界，“兴亚主义者”比比皆是。著名的学者型间谍、曾因谍报工作成效卓著而受到明治天皇亲自接见的宗方小太郎，在提交给日本最高当局的战略分析《对华迩言》中，就将日本侵华看做是联合中国抗击西方的必要步骤，提出了先“以势力压制、威服中国”，中国屈服后再假以时日“在不知不觉间使彼感觉有与我（日本）联合之必要”，最后则可以共同对抗西方，“使之不能逞其欲望于中国中原，此不特中国之幸，亦日本之所以自守，保持亚洲体面之要务也。”
甲午战争后，中国外交开始出现 “一边倒” 的联俄倾向。日本驻汉口领事濑川浅之进透彻指出，中国“上下之感情颇恶，厌日人极甚,加之发刊于清国各地报纸竞相痛骂日本,甚至倡导联俄制倭之论,朝野官宪之意向,亦倾注于此,故于汉报纸上辨支那各报之妄言,冷却俄国崇拜之热，以期明唇亡齿寒之谊,融合朝野官民之感情。”为此，在日本政府主导下，由宗方小太郎等以“民间人士”名义出面，在汉口创办了日本控制下的第一张中文报纸《汉报》，“介绍日本之实情于支那之官民,以令其信于我”，帮助中国人“明唇齿相依之义,行一脉相承之实”，同时“抑制旧党援助新党,以助维新之气象。”《汉报》迅速成为推动中日亲善和促进中国改革的舆论阵地。
1897年，被俄、德伤透了心的大清国，再度转向同文同种的日本。与此同时，在甲午战争刺激下蓬勃兴起的改革要求，也越来越明晰地提出了“学习日本好榜样”的思路。日本则在收获丰厚的战争红利后，备受嫉妒和怀疑，遭到了国际的普遍孤立，即使面对着三国干涉还辽的“国耻”，日本也只能打落门牙往肚里吞，开始卧薪尝胆，将俄国作为下一个主要假想敌。
两个浴血搏杀的东亚邻居，突然变成一对“欢喜冤家”，而首先伸出橄榄枝的，是日本参谋次长（1898年升任总长）、甲午战争的主要策划者川上操六。他在这一年邀请中国观摩11月中旬在日本本土举行的军事演习，大清政府派出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率领的高级军事代表团，代表团在日本受到了隆重的接待。
中日两军迅速建立了互访机制，日本军事代表团随即访问了长江流域各省。以张之洞为首的地方实力派们，对俄德两国极度失望，态度上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巨大转弯。曾经认为联俄拒日可以不择手段、不计成本的张之洞，这次附和了日本人的观点：“今日西洋白人日炽，中（中国）东（日本）日危。中东系同种、同文、同教之国，深愿与中国联络。”
自此，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开始全面进入为期为10年的蜜月期，“日本热”和“清国热”分别在两国兴起。中国开始全方位地学习日本，日本军官取代了此前德国人的位置，成为大清军队最主要的教官；日本的学校培养着数万名大清学生；新的日语词汇开始大量地融进汉语之中；日本的宪政制度也开始逐渐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范本。伊藤博文宣称：“我相信，尽我国力的最大限度，向朝鲜和支那提供帮助，不但对保全我国自身利益，而且对整个远东大势，都是正确的，必要的。”
盲动而操切的“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开始系统地对大清政府进行攻击。在慈禧太后的亲自拍板下，大清国派出了密使，希望能与日本建立同盟关系。广东“红顶赌王”、享受省部级干部（二品）待遇的刘学洵承担了这一任务。之所以选中他，不仅因为他在下海经商前曾经是翰林院的笔杆子，这么多年在赌场里滚出一番天地，白道黑道都能摆平，而且他还与康有为有着不共戴天的私仇，“戊戌变法”后就是他鼓动广东地方当局刨了康家的祖坟。日本方面得到情报，刘学洵出使日本，除了联络中日结盟之外，还有可能肩负着刺杀康有为的使命。
刘学洵拜见了明治天皇，转交了光绪皇帝的密电码，以便两国皇室建立热线通讯。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还为代表团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午宴。中日亲善的种种迹象，已经足以令西方开始担心那“日本菩萨中国龙”的场景是否将变成现实。
4、“黄祸”主角儿的转移
1898年，中日蜜月刚开始，日本外务省负责政治事务的内田康哉（后担任过驻华大使、外相及首相），就组建了一个精干的小团队，负责对西方媒体和记者进行公关，以便用“正确的舆论”引导西方公众。
正忙于消化甲午战争胜利成果，积蓄力量对抗俄国的日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深挖洞、广积粮、缓称王”，全力维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争取时间。因此，对于大清国抛出的结盟绣球，日本最后并没有答应。一边是中日合作的实际广度和深度越来越大，一边则是日本谨小慎微地避免惹上“黄祸”的嫌疑，中日蜜月似乎缺乏了明媒正娶的堂皇，而大有偷欢的兴奋和惶恐。
日本尽量回避“黄祸”的同时，西方却毫不在意将“白祸”在中国越演越烈。日本从甲午战争中获得的巨大红利，俄德两国演双簧忽悠中国获得的现实好处，都刺激着列强。列强纷纷将原先的“中国通”外交官们召回，而换上了清一色的非洲事务专家。这些擅长在地图上用直尺划分边界的外交官，多是操纵国际政治的高手，对中国内政毫无兴趣，根本不在乎他们的行为将会在中国引发何种反弹。在他们眼中，中国已经成了一头待宰的肥羊，屠夫所需要做的，只是和别的屠夫们划分好势力范围。
在中外相互妖魔化的激荡下，一场大规模的冲突——义和团运动席卷北中国。猝不及防的列强忽然发现，自己得面对千千万万不怕牺牲的中国“教徒”。义和团运动，令中国第一次取代日本，成为“黄祸论”的主角。
面对义和团，列强们在华的武装力量是不够的，而各家都各有本难念的经，一时难以派出足够的军队。最便捷的兵源就是尽在咫尺的俄国与日本，俄国毫不犹豫地向中国大量增兵，而日本却出人意料地保持了矜持。日本外相青木周藏十分谨慎地通知英国驻日公使怀海德：如果得到英国政府支持的话，日本可立即派出优势兵力进入中国，而如果“英国政府不以为然，即为罢论”。显然，日本并不想放过这个显示力量的机会，尤其是不想宿敌俄国占了先机，但日本更不想因此而引起西方的猜疑，必须先获得英国老大哥的赞同。
英国人对日本出兵，起初并不热情。但不久，西摩尔（Edward Seymour）率领的联军被困于杨村、廊坊之间，青木召集各国驻日公使，表示日本愿与各国协调行动。次日，怀海德表示，英国政府希望日本立即出兵。青木请怀海德帮忙，向各国征求意见。面对着严峻的形势，德、俄自然在口头上没法反对，但日本仍然犹豫不决。此时，北京的局势更为紧迫，英国无奈，主动提出：如果日本出兵，军费则由英国提供。于是，日本下决心行动，从广岛派出了一个师团的庞大兵力，成为八国联军的主力，伤亡也最为惨重。根据西方的史料记载，占领北京后，日军军纪是联军中最好的，日军占领区也最先恢复商业。而在局势平息后，日本的撤军速度也是最快的。日本将这次行动当做了向世界展现 “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的机会，它不仅因此赢得了大清国的好感，也极大地缓和了西方各国对它的猜疑，为不久之后的日俄战争营造了良好的国际氛围。
日本人韬光养晦，赢得了喝彩，中国人却成为“黄祸”的焦点。从负面角度解读和讨论中国，成为西方的新时尚。大清国的洋干部、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也坦承：“可以断言，将来人们需要对付黄种人问题，或许就是‘黄祸’问题，就如同太阳明天要升起一样，必定无疑。”但他认为，如果列强不能“克制自己，尊重中国”，这个并不好武的民族，将“从外国人手中收回他们夺走的一切，并且加倍报复，中国的旗帜和武器将会出现在许许多多现在不敢想象的地方。”
义和团尽管令中国笼罩在了“黄祸论”的聚光灯下，但惊魂稍定的列强，不得不承认：瓜分中国将会是一件损人不利己的蠢事，中国将不可能成为下一个埃及、下一个印度！
5、阻击“黄祸论”
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一直低调甚至谄媚地躲避着“黄祸论”的目光，甚至不惜放弃与中国结盟的机会，用忍者般的意志，准备着对沙皇俄国的致命一击。
日俄战争爆发前，日本详细地研究了形势，认为无论从战略上还是策略上，除了用枪杆子发言的正面战场之外，还必须开辟用笔杆子征战的第二战场：全力对付西方必然兴起的“黄祸论”攻势。
日本的对外宣传体系，已经在义和团运动期间，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实战演练。以柏林为中转中心的日本宣传网，一方面用西方所“喜闻乐见”的方式、角度和内容撰写了大量为日本辩护的“新闻通稿”，另一方面不惜成本，用金钱开道，换取版面，宣传日本。路透社、美联社以及各大报甚至还为争夺这笔“生意”而争风吃醋。当日本认为对俄决战无可避免时，迅速任命了日本的资深外交官、法学家末松谦澄进驻欧洲，负责这场宣传战，并且向末松保证，他将获得国库财力的全力支持。
根据日本外交档案记载，1903年12月30日内阁会议的主题，就是讨论如何在战时应对“黄祸论”。内阁坚信，对俄作战几乎必然激起白人社会的“黄祸论”，因此，必须确保中国的中立地位，一旦中日联手抗俄，德法等国必将进行干涉。而在1904年2月4日的内阁会议上，日本得到了确切的情报：俄国将通过鼓动“黄祸论”，来获得欧洲的支持。就在两年前（1902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写给尼古拉二世的信中就警告说：“2000万至3000万受过训练的中国人，由6个日本师团加以协助，由优秀、勇敢而仇恨基督教的日本军官指挥，这个前景默察起来是不能不让人焦虑的”，“事实上，这就是我在几年前所描绘的那个‘黄祸’正在成为现实。”
日本内阁给末松谦澄的外宣任务十分明确：确保盟友英国完全明了日本的作战目的只是遏制俄国的扩张；全力阻止“黄祸论”的再度爆发；确保中国保持严格中立，以免刺激欧洲更强的敌意；向西方说明，日本对中国的改革、包括军事改革所给予的援助，都是有利于维持远东的和平与发展，而不是针对西方。
根据日本和西方的大量史料，在日俄战争中清政府的局外中立，的确是“被迫”的，但不是因为在两大列强夹缝中的无奈，而是因为要避免中日联盟会激起西方白种人的反弹，将日俄战争演变为“黄白”大战。即使从中国史料中，也能清晰地看出：“联日拒俄”是大清国朝野上下的一致呼声。支持日本既是出于种族的亲近，也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俄国是远比日本更为凶险和狡诈的北极熊。大量的旅日学生，组织抗俄义勇队，由日军进行军事训练后，回国配合日军作战。
前线的日军似乎并不在意中日联手给白种人的“不良观感”，种族大义成为政战的有力工具，日军以“长白侠士”、“辽海义民”之类名义撰写檄文，在东北秘密张贴散发，号召民众助日抗俄。
大清政府虽然宣布中立，但私下仍然给日军巨大的协助。日军参谋本部派遣曾做过北洋军教官的大佐青木宣纯，以使馆副武官的身份紧急来华，与袁世凯密商组建联合情报机构和招募东北“马贼”等事宜。袁当时从北洋军中挑选数十名毕业于测绘学堂等军事学校的精干士官，与日军组成了联合侦察队，这其中就有后来大名鼎鼎的“秀才丘八”吴佩孚；镇守“中立区”的直隶提督马玉崑是甲午战争中的抗日英雄，此时也全面配合日军，为日军的敌后游击队“特别任务班”提供了大量军火和经费，特别任务班成员甚至能在危急时遁入清军兵营获得庇护；马玉崑还曾经秘密协助日军招募马贼，组建所谓的“正义军”，直到后来关东军和伪满洲国政府对此进行公开表彰和纪念才揭秘……在这样的支持下，日军对俄作战，占尽主场优势。
日俄战争以日本惨胜而结束，尽管日本竭力淡化这场战争的种族色彩，但无论中国人还是欧洲人、美国人，都深深地沉醉于这场战争背后浓烈的种族意味。日本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的民族信心：黄种人也能打败白种人，亚洲人也能战胜欧洲人。“黄种”这个词曾经充满贬义，从此充满了自豪。商务印书馆那著名的《东方杂志》，从1904年创刊开始，凡谈日俄战争，必出现“黄种”一词。欧洲人虽然很希望看到日本人能教训下不可一世的沙俄，但日本的巨大胜利、尤其是中国为日本提供的“主场”优势，依然令他们难以抹去对“黄祸”的恐惧，这种气氛甚至蔓延到了美国：当日俄代表在美国朴茨茅斯签订合约时，当地美国人对俄国代表团给予了相当的同情和礼遇，令俄国谈判代表为这种“种族亲情”而感动泪下。
尾声
一场大战结束了，余震却仍在继续：
还在为日本胜利而喜悦的中国人，却发现，这位黄种兄弟腾出手来之后，却将刀子架上了自己的脖子。日本宣称，与俄国开战是为了整个东亚的安全，日本以巨大的牺牲阻止了俄国入侵，中国应报答日本，不仅应无条件地同意将俄国在东三省南部的权益让予日本，而且要给日本以《日俄和约》规定之外的其他特权。中国谈判代表庆亲王奕劻、外务部尚书瞿鸿机、直隶总督袁世凯据理力争，但在日本重兵压境下，无奈接受了所有条件，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从此，中日开始了又一轮更为长久的纷争，抗日成为中国的主旋律……
与英国有协约、而与俄国有盟约的法国，为了自身在远东的利益，将日本也拉了进来，并通过一系列复杂的双方协议，结成了一个宽泛的同盟，后起的德国和美国，都被排除在外，而中国则被他们分割成了不同的势力范围。在袁世凯的主导下，中国接受了德国的邀请，开始考虑与德国、美国建立三国同盟，以确保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德美最为看重的门户开放。德国和美国一致认为：一个发达的中国，不仅不会增加“黄祸”之患，反而将在远东大陆上成为一个反对日本扩张势力的堡垒。但美国在关键时刻“出卖”了这个同盟，单独与日本订立了一个条约《罗脱-高平协议》,表示共同维护太平洋地区的现状，实际上是美国以承认日本在东北亚的特权，来交换日本对维护该地区工商业机会均等的承诺。而在这个协议中，日本也主动向美国的“黄祸论者”低头，同意不再向美国移民……
一位德国军官创作的小说《万岁！》（Banzai，日语发音），在1908年开始意外地在美国火爆一时，《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都不惜用整版的篇幅介绍和连载。在这部小说里，日本海军在东乡平八郎率领下，偷袭美属菲律宾，登陆美国西海岸，在华侨和日侨的帮助下，日本军队节节胜利，并在美墨交界处全歼美国太平洋舰队。在美国面临覆灭的时候，德国人组成了志愿军，开赴美国，经过艰难作战，终于击溃了日军，小说结尾句是：“黄祸终于被制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