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度公子
来源:一日一度(ID:yryd115)
前不久,作家刘震云在北大演讲中,他说:“一代代北大人认同,这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开创地。”
一番话下来,不禁令人作怀古想。当年北大出了许多大师、先驱,从精神上、文化上乃至格局上,深深影响和引领着一国之发展。
而北大之所以能成为北大,都是因为一个人,那就是蔡元培。
1
要有新的国民,必须有新的教育
1912年,受孙中山之邀,
蔡元培出任民国教育总长,
在借来的办公室里,与次长范源濂之间,
两人曾有过这样一番有趣的争论:
范源濂说:“办学要从小学办起,
如果小学都办不好,何以办好中学,
中学都办不利索,怎么办得好大学?”
秘书听了,连连点头,蔡元培却摆摆手:
“没有好的大学,中学的师资从哪儿来?
没有好的中学,小学的师资又从哪儿来?
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如果松松垮垮,
那么这个国家是没有未来的。”
蔡元培出生于1868年,
维新失败后,历造兵、练军、变法,
他最终看到了教育才是唯一的救国出路:
“欲变新的国家,必须有新的国民”。
彼时,蔡元培正欲在教育上大施拳脚,
却遭遇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
蔡元培不愿与独裁者合作,愤而辞职。
袁世凯说:“我代四万万人坚留总长”。
但蔡元培去意已决,毫不客气:
“元培亦以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
一句话就让袁世凯下不来台。
不慕权位,志在变革,可见一斑。
此后,蔡元培赴欧考察学习,
直到1916年,袁世凯郁愤而终,
黎元洪当上总统,马上发出一封邀请,
恳求他回国出任北大校长。
回到上海,朋友们都劝他说:
“北大太腐败,烂到流脓,
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而有碍于自己的名声”。
蔡元培说:“既然知道它是腐败之地,
那就更应该进去整顿,君子爱人以德,
就算失败,也算尽了心。”
1916年深冬,寒风萧瑟,
去往北平的道路显得十分迷茫。
此去一行,结局是喜是忧,他也不知道。
1917年1月4日,中国教育史上最重要的一天,
北大校工们排队在门口恭敬等候新校长。
蔡元培从车上下来,众人纷纷行礼,
只见他一反历任校长的目中无人,
脱下礼帽,郑重地向校工们回鞠一躬。
校工和学生都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以前的校长,个个都是老爷气派,
还没有哪一个这样平易近人。
在此之前,京城的报界纷纷写道:
“大风雪中,来此学界泰斗,
加晦雾之时睹一颗明星也”。
事后证明,众人的期盼没有落空,
蔡元培鞠完这一躬,便以一己之力,
改变了整个北大腐朽的风气,
奠定了中国现代教育的基础,
帮这个饱经患难、苦苦寻求出路的民族,
树起了一座又一座明亮的灯塔。
2
大学不是衙门,更不是文凭贩售机
北大前身,乃是京师大学堂,
说是大学,实际是“官僚养成所”。
清末招收的学生,都是些小京官,
监督和教员更是“中堂”“大人”,
彼时的大学堂,无非是科考的替代物,
到了民国,许多老师还是官员兼职。
到这里读书的,尽是急功近利之徒。
心思活络些的,组织同乡会接近学校当局,
看谁官儿大,就跟在谁屁股后面转,
唯有如此,毕业后才好爬梯登官。
家里有钱的,就用嫖娼、赌钱巴结实权,
在学校里大肆网络政府人脉,
成为日后在社会上横行的资本。
学校乌烟瘴气,歪风极盛,
唯独研究学问的风气荡然无存。
京师大学堂
面对这样一所“学校”,
若不釜底抽薪,根本无从医治。
一上任,蔡元培便发表就职演说,
将一所大学存在的意义说得一清二楚:
“大学不是贩卖毕业的机关,
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
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
至于学生,一言指出读书的目的:
“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
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至于学者,一言指出研学的基础:
“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
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至于学校,一言指出育人的责任:
“学生在校如果不能正根基,勤学问,
即便将来出而仕事,则必贻误学生,
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
北大红楼,今日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蔡元培以铿锵之词表示:
诸君如果想要做官,要想发财,
北京还有其他的学校可以去,
有钻营做官的,有学做生意的,
但北大不是!北大发展方向只有一个:
即是滋养中国学术繁荣生长的殿堂!
此番激荡人心的演讲,可谓直击积弊,
当时在场的学子,无不为之震动。
这些如锥子般锐利的办学主张,
足以穿破时间厚厚的云雾,
令后世以大学为学店、以学历为利禄身阶者汗颜。
大学不是衙门,不是文凭贩售机,
更不该沦为牟利的工具。
3
无才无德的人,不配在大学里教书
蔡元培一到北京,
就曾与老友汤尔和探讨校务问题。
蔡说:“首先要找一批不同以往的老师。”
汤问:“《新青年》主笔陈独秀,你看如何?”
彼时,陈独秀恰好在京办事,
蔡元培找到陈:“我想聘你做北大文科学长。”
陈独秀摆摆手:“你走吧,我要办新青年。”
蔡元培第二天又来:“你可以在北大办刊。”
陈独秀又说:“我习惯在上海做事了。”
蔡元培第三天还去:“如今的北大,
正需要‘德先生’和‘赛先生’坐镇。”
陈独秀想了想:“那我先试三个月吧。
但我一没有学衔,二没有教书的经历,
不知道能否胜任。”
蔡元培知道这是不小的障碍,为了说服教育部,他居然为陈独秀编造“东京大学”假学历,并称其为安徽高等学校的校长。
此后,《新青年》迁至北京,在陈的号召下,钱玄同、刘半农、陶孟和等新思想知识分子相聚同一屋檐下,北大由此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
这一年,胡适26岁,
对他而言,北大突来的一纸聘书,
要比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帽更有分量。
在美留学时,胡适曾给《新青年》投稿,
陈独秀将《文学改良刍议》拿给蔡元培,
说:“这将引起中国知识界最大的震荡。”
蔡元培一听,立即给纽约的胡适发了聘书。
入北大教了一个月薪水就涨到280元,
即成为北大教授中薪水最高者之一,
甚至超过了一些更有资历的老教授。
晚年,胡适提起蔡元培感叹道:
“如果没有蔡先生的着意提携,
我一生可能不过是个三流报刊的编辑。”
胡适
这一年,梁漱溟24岁,
他投考北大没有被录取,
转身在《东方杂志》发表了一篇讲佛教哲学的文章《究元决疑论》。
蔡元培看了,立马联系梁漱溟:
“看了你文章,来北大教哲学怎么样?”
一句话吓得梁漱溟脑袋都小了:
“我不过初涉佛典,对其他印度哲学一无所知。”
蔡元培反问:“你教不了,那你知谁能教?”
梁漱溟摇头,蔡元培又说:
“那还是你来吧!你不是爱好哲学吗?
你就当是来合作研究,来学习好了。”
成为北大学生而不得,转眼却成为北大老师,
这样的用人魄力,除蔡元培再无第二人。
梁漱溟
来了这么多新派人物,
北大里的“守旧派”坐不住了,
“桐城派”代表林琴南抨击蔡元培颠覆孔教伦理,
蔡元培听了,并不往心里去,
转而与章太炎联名在报纸上刊登启事,
寻找守旧派里最硬的石头,刘师培。
此人是何人物?早年曾叛变辛亥革命,
后来又为袁世凯吹鼓帝制,为时人所不齿,
但蔡元培仍旧聘请刘师培到北大教书。
这样的用人气量,除蔡元培再无第二人。
四处纳贤的同时,
蔡元培还痛裁庸才。
当时北大各科还有洋教员,
都是从驻外使馆或驻华使馆里请托而来,
学问不大,还感染了中国教员的懒散习气。
蔡元培依照合同辞退不合格的教员后,
不少人提出控告。英国教员克德来,
甚至请来英国公使朱尔典跟蔡元培谈判,
蔡元培不为所动。朱尔典气冲冲地叫嚣道:
“我看你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了!”
蔡元培一笑置之,根本不予理会。
在他看来,人才为大学之根本,
无才无德之人,根本不配在大学教书。
一番广罗人才、吐故纳新的举措后,
北大一时间名家云集,师资力量大幅度提升。
据1918年年初统计,教员217人中90位教授,
平均年龄才30岁。这样富有活力的教师队伍,
一扫当初北大陈腐之气。在这支队伍里,
有陈独秀、胡适、鲁迅这样的新文化旗手,
亦有马寅初、徐悲鸿这样的文化界的名流,
学生里面,傅斯年、罗家伦、冯友兰等,
为校园带来清新之风,后皆成为一代宗师。
无怪乎有人感叹:“北大虽诞生于维新,但真正的北大,是在蔡元培先生到来之后才有的。”
4
真正的大学,要容得下各式思想和争论
对于北大,蔡元培有个期许,
总结成八个字,即“囊括大典,网罗众家”。
为达成这八个字,他又提出另外八个字,
那便是著名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
他提倡学术自主、教学自由,百家争鸣,
在北大,有李大钊这样激进派的人士,
有章士钊、胡适这样西装革履的留洋派,
还有辜鸿铭这样穿马褂、拖长辫的复辟人物。
有人批评他任意用人,尤其是刘师培、辜鸿铭,
蔡元培回答说:“刘师培来北大不是教复辟,
而是来教国学,辜鸿铭是来教英国诗歌的,
而不是让学生去拥护君主立宪。”
“性博士”张竞生,
被封建卫道士辱为“四大文妖”之一。
张著有《性史》,竭力提倡“情人制”、
“外婚制”和“新女性中心论”。
在那时的中国,如此言论可谓惊世骇俗。
蔡元培却允许他在北大讲“美的人生观”。
梁漱溟评价说:“蔡先生除了意识到,
办大学需要如此外,更重要的是他的自然性情,
他天性就具有极广博的兴趣、多方面的爱好,
否则,即使有意兼容,不一定包容得了。”
蔡元培认为:“学术乃天下公器,
百虑一致,殊途同归,不持门户之见,
唯致力将北大改造成中国的学术渊薮。”
所以,当时新派与守旧派并存,
提倡白话的可以跟讲文言文的打擂台,
反对孔子的和维护孔子的,可以教同一批学生。
在北大,于政治上,王宠惠信奉新民主义,
李石曾信奉无政府主义,辜鸿铭憧憬君主立宪,
于文学派别上,胡适、钱玄同提倡新学,
黄侃等人坚持旧文学,均可同时存在。
辜鸿铭瞧不起胡适,认为胡适治哲学史,
既不懂德文,又不懂拉丁文,简直误人子弟。
钱玄同和黄侃在相邻的两间教室讲课,
黄侃边讲边骂师弟钱玄同有辱师门,
字字句句一清二楚,传到隔壁,
学生都在偷笑,钱玄同却若无其事。
那样多的党派,那样激烈的思想碰撞,
如果任由你来我往,唇锋相讥,
弄不好就会把大学变成“粪沼”“酒窖”。
可蔡元培擅长中西文化择善而从,
使各类人才和平共存,不伤要害。
为深入“兼容并包,思想自由”,
蔡元培还提倡学校成立各种社团,
少年中国学会、新潮社、书法研究会、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静坐会…
“在各派思想学说的激荡之下,
北大学生们的头脑和眼界都被打开了”。
当时,《新青年》在北大风头真劲,
宣扬新学说,主张个性解放,抨击传统,
黄侃等国学大师看了非常不高兴,
创办《国故月刊》,马上吸引了一批学生。
而梁漱溟对两本刊物都不满意,
自己在北大召集志同道合者研究东方学,
组成了“孔子哲学研究会”,与新派对立。
老师带了头,学生也纷纷效仿,
傅斯年、罗家伦创办《新潮》杂志,
编辑部就设在李大钊北大图书馆办公室,
问蔡元培要了3000元做印刷经费,
以诗歌、小说提倡白话和思想解放,
立马就成了学生手中的明星刊物。
“中西、新旧”之激辩,
一直是北大争论的话题。
蔡元培特意撰文声明自己的立场: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
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
正因为秉持着这样的态度,
春秋时期百家争鸣的思想盛景,
才能在千百年后的北大重新上演。
而在如此丰沛的学术、思想沃土上,
学生们才得以自由地呼吸,打开视野,
沉浸在美的文学中,磨砺自己的心智。
一座现代、文明的大学,理当如此,
它容得下各式各样的思想,
也要容得下各式各样的争论。
5
大学是要培养健全的人格,而不是制造工具
蔡元培对北大的另一大贡献,
就是接受胡适的建议,仿效美国,
推行了“教授治校”的制度。
组织评议会、教授会,采用合议制,
给教授权限,给他们分任行政事务,
教务也由教授代表一同拟定。
蔡元培之所以这么做,
是希望学校体制不受一人权利牵涉,
“即使校长走了,学校也不会乱。”
此外,他要求北大“课程公开”,
不管有无学籍,均可到北大旁听。
多少人慕名而来,为见名师,排队排到走廊上。
这里面有一名最认真的旁听生,
经常跑去听胡适和陈独秀讲授的新学说,
带着新思想离开北大,那便是毛泽东。
1919年10月,胡适发表《大学开女禁的问题》,
呼吁社会改革女子教育,蔡元培十分赞同。
1920年春,北大招收女生9人入文科旁听,暑假正式招收女生,开中国大学男女同校之先河。
有人问:“为什么不先请教育部核准”?
蔡元培回答说:“教育部的大学令,
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
从前女生不来要求,所以没有女生;
现在女生来要求,而程度又够得上,
大学就没有拒绝的理由”。
早年北平的“八大胡同”,
那是文人聚酒、狎妓的场所。
胡同里的来客,多半来自“两院一堂”,
即上议院下议院,和京师大学堂。
“教育目的是培育人健全、完善的人格,
并非将人制作成一种器具,要教育人格,
每个人都要先改良自己,从自身做起”。
为此,蔡元培发起进德会,
发表《进德会旨趣书》,规定:
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纳妾,
乙种会员,另加不做官、不当议员二戒;
丙种会员,再加不饮酒、不食肉、不吸烟三戒。
此举一出,北大师生纷纷响应,
以各自志趣入会,以遵从旨趣为荣。
教师从此专注于学术,学生专注于知识。
这样的北大,几乎连空气和树木之间,
都弥漫着一股修养心灵的芬芳。
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
学术之风不但盛行北大,
后来弥漫至全国各个大学。
梁漱溟评价说:“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术,
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
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
可以说,蔡元培以一人之德行表率,
剔除了一所大学的官僚气息,
改变了一个时代的治学风气。
这样大的影响,旷古未有,至今亦不复再有。
一如北大哲学教授韩水法撰文写道:
“无论想做而做不成蔡元培的,
想寻而觅不得蔡元培的,
都面对着一个不乏讽刺意味的事实:
时至今天,就中国大学的改革和发展来说,
蔡元培依然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即的高峰。
世上已无蔡元培”!
6
真正的大师,应当是君子,垂范于后世
冯友兰曾撰文怀念写道:
“有一天,我从这位新校长身边走过,
觉得他蔼然仁者、慈祥诚恳的气象,
使我心里一阵舒服。我想,
这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春风化雨吧。”
冯友兰笔下的蔡元培温润如玉,
有书生之气,君子之风,教化于无言。
先生不仅缔造了中国现代大学的精神,
论及私德,亦是世人的楷模。
从德国回来之后,
蔡元培便给自己定下三个规矩,
一不做官,二不纳妾,三不打麻将。
他一生先后有过三位妻子,
都严格地遵守一夫一妻,从不纳妾。
第一位妻子王昭病故之后,
他在书房亲手挂上书写的5条择偶标准:
第一、须不缠足的;
第二、须识字的;
第三、能接受男不娶妾的自我约束;
第四、丈夫死后可以改嫁;
第五,夫妇如不相合可以离婚。
不缠足、可再嫁、可离婚,
这三条在当时都是惊世骇俗。
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
矛头直指蔡元培。他毫不客气地指出,
蔡的索隐牵强附会,是“大笨伯猜笨谜”的方法。
推翻索隐派,成了胡适研究红学的目的之一。
胡适为了推翻蔡元培的观点,
到处寻找录有曹雪芹身世的《四松堂集》。
就在他求而不得、心灰意冷的时候,
蔡元培却托朋友为他借到了此书。
胡适根据书中的史料记载,
充分证明了《红楼梦》是“曹之自述”的说法。
蔡元培送书上门,无异于给敌人送弹药,
此等雅量,非君子之风而不能及。
蔡元培一生做官机会太多,想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招手即来,然而他生性极为豪放,对钱毫无概念,为将名流、学生汇聚一处,时常请客。
私交上,一生受惠于蔡元培的数不胜数,陈独秀、鲁迅、胡适、梁漱溟、毛泽东、刘开渠、王云五等等…
甚至到了晚年,蔡元培旅居香港,自家生活极端拮据,却不忘周济他人。当时有一位广东籍诗人名叫廖平子,恬淡高洁,不屑钻营,家无隔夜之粮,时常将他写的诗作呈给蔡元培。
蔡元培知其生活清贫,赠法币十元,每月皆然,历数年而不断。做人做到这个地步,可谓世间少有。
然而,1940年3月3日,
蔡元培起床后刚走到浴室,
便口吐鲜血倒地,两天后不治而去。
死时,没有一间屋,一寸土,
医药费一千余元,夫人无法支付,
只能典当衣物处理丧事,棺椁的费用,
还是王云五先生代筹的…
谁能想中国现代教育奠基之人,
一手塑造了新北大灵魂的宗师,
死时竟然清贫如此,令人唏嘘。
直到临终前,他看到的,
仍旧是民族被杀戮,国土遭沦丧,
无财物傍身,只留下两句遗言:
“科学救国,美育救国”。
得知蔡元培病逝消息后,蒋介石在重庆主持公祭,延安举行各界追悼大会。
毛泽东在唁电中称其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蒋梦麟的挽联是“大德垂后世,中国一完人”,
吴稚晖的挽联是“平生无缺德,举世失完人”。
如此之高的评价,尽全国唯有此一人。
提及先生的离去,傅斯年甚至喟叹:
“蔡元培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文化:
一曰,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
一曰,西欧自由博爱之理想。
此两种文化,具其一难,兼备尤不可觏。
先生殁后,此两种文化,
在中国之气象已亡矣”!
7
知识分子应该像探照灯,照亮民族的未来
前不久,作家刘震云在北大演讲,提及蔡元培这样的民族先驱者,他谈到知识分子存在的必要性,为什么人类需要知识分子?
“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
除了要考虑这个民族的过去、当下,
最重要的是要考虑未来,
每个知识分子的眼睛要像探照灯一样,
更多知识分子像更多的探照灯一样,
要照亮这个民族的未来。
如果这些探照灯全部熄灭了,
这个民族的前方是黑暗的”。
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北大红楼内
1919年,美国哲学家杜威到中国演讲,
正好目睹了“五四”前后整个过程。
得知蔡元培对北大的影响,他无比感慨:
“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
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等校长中,
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
但以一个校长身份,能领导一所大学,
对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
除蔡元培以外,找不出第二个人”。
这,想必就是知识分子存在的意义。
在知识功利化、教育产业化、行政官僚化、
学术腐败、沽名钓誉、人格一文不值的今天,
当我们回望元培先生清瘦的身影,
想起那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
想起新北大的精神,想起知识分子的担当,
或许我们才能强烈的感受到,
其一生坚守信念,追求真理,
站立在悬崖岸边,任由云水激荡,
曾发出照亮民族未来的光芒,
是多么耀眼,多么明亮。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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