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一百三十、刘秀的侧影

资治通鉴|一百三十、刘秀的侧影
2017年12月10日 12:10 长江商业评论

刘秀在后世评价很高,尤其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备受推崇。比如,清初大学者王夫之就说“任为将师而明于治道者,古今鲜矣,而光武独多得之”(王夫之《读通鉴论》),当代的南怀瑾老先生亦评价他是历代君王中唯一能够做到“齐家治国榜样”的人。

这些评价简直把刘秀吹到天上去了。这让后台君有点不忿。作为一个忠实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后台君相信凡事都有两面性。所以,对那些被史书贬得一无是处的人,后台君总是要想方设法去发掘发掘他们身上的闪光点;而对于那些被史书吹捧到天上去的圣人贤达,后台君就偏要找些缺点出来。

今天,我们来给刘秀找找茬。

乐此不疲

第一个茬,是刘秀的“勤政”。

刘秀是个很勤奋的人,当了天子以后依然如是。每天早上出早朝,基本上每天都搞到中午;之后又召集身边公卿、郎将,讨论学术问题,搞到半夜才休息。这种高强度的工作节奏一直贯彻在他的天子生涯中。

他身边很多人都怕他过于操劳,弄坏了健康。他的儿子皇太子刘庄就曾找机会谏言,建议他把工作稍微放一放,多多休息,优游自宁,不要搞得那么累。刘秀却回答:“我自乐此,不为疲也!”——说我就热爱工作,乐于此道,一点也不觉得累。

因为这番对话,刘秀自然又被后世许多人大大地点了个赞。毕竟,热爱工作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不过,后台君要说的是,刘秀的勤政,其实也有很大的副作用。

大家想想,君主勤政的结果是什么?说白了,就是天下事无巨细,都要由他一人决断——权力集于一人之手。中国历史上皇帝最勤政的年代,也是中央集权最强大的时期。而且刘秀还很聪明,为了能够直接控制朝政,避开那些总是要提出各式各样反对意见的三公九卿,他还创设了一个全新的中央机构:尚书台。

通过设立新机构架空原先的高官,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很多次。先前汉武帝刘彻就曾为了架空外朝的大臣而搞起了自己的小圈子“中朝”。刘秀为了能更好地驾驭权力,更进一步,将原本基于习惯法而设的“中朝”以成文法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了“尚书台”。

同“中朝”早期一样,尚书台成员的官秩并不高,主官尚书令仅有一千石,在二千石多如牛毛的中央,是不折不扣的小官。之所以这么设计,主要是方便皇帝任命资历较浅的朝臣,并且方便控制。而尚书台的权力却极重,负责大臣官员的选举、纠察和弹劾,参与国家重大政事的讨论和决策,还可以以皇帝的名义发布诏令,俨然就是皇帝的化身。这使得那些名义上的高官——三公九卿——需要唯尚书台马首是瞻。

尚书台在东汉历史上是个很重要的中央机构。三国时期曹操的重要谋士荀彧就曾长期担任尚书令而被人尊称为“荀令君”,在朝中极受尊崇。这为大臣专权提供了制度性的工具。另一方面,负责尚书台与皇帝之间的沟通任务经常由宦官充任的中常侍、黄门侍郎承担,因此也在制度上给宦官干政开了个不小的口子。

东汉中后期,太后称制、外戚干政、宦官乱权的情况多次出现,尚书台这一集天下大权为一体的权力工具也为这些乱政者提供了方便,让他们能够在缺少制衡的情况下轻松把控朝政大权,为东汉末期的乱局埋下了伏笔。

所谓“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光武帝刘秀为此背锅,不冤。

柔与弱

第二个茬,是刘秀的“柔”。

上一篇我们讲过刘秀曾经以“舍近谋远、劳而无功”的理由拒绝将领出兵匈奴的事情。这是刘秀对于处理对外事务的一贯原则,即尽量避免动武,能不折腾就不折腾。

这种倾向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是为了不给国内百姓增添负担,然而,也不应忽视刘秀本身保守谨慎的性格特点。

这一特点在对待西域的政策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西域都护在王莽时期被废置,北匈奴乘虚而入,再度夺得了西域北部的控制权。建武十四年(AD38)、十七年(AD41)、二十一年(AD45),西域诸国苦于匈奴和西域大国的压迫,怀念大汉治下的安逸,上书请求东汉朝廷重新设置西域都护,都被刘秀拒绝了。

建武二十二年(AD46),由于缺乏有效统治,西域诸国互相攻杀,造成了当地的混乱,鄯善王上书再次请求东汉派出都护,言辞恳切,说如果再不派人来,西域诸国恐怕都要再次臣服于匈奴了。面对这样的恳求,刘秀丝毫不为所动,回答说,我这里实在派不出使者和军队,如果你们力不从心的话,东西南北,何去何从,自己选择吧!

这话彻底寒了西域诸国的心。尽管既不甘心也不情愿,迫于压力,他们不得不再次归附匈奴。

刘秀的决策,是为了“强干弱枝”,保护中原核心区的安宁,至于可有可无的西域,战略优先级并不高。这一点我们能理解。但刘秀的举动,却让西域诸国以及中国周边的其他少数民族和部落接收到了这样一个信号:汉朝已经不是昔日那个兵强马壮、威服四夷的大汉了!这是一个危险的认知,让那些心怀叵测的人开始相信,即便背叛大汉,与大汉为敌,也不会受到惩罚。

如果用博弈论的道理来阐释,就是在重复博弈的初始阶段没有表达出强有力的震慑力,而让对手有机可趁,并在后面的博弈中不断地占据你的便宜。

东汉一朝,边疆和民族问题始终处理得不好,这和刘秀这位开国皇帝定下的“柔”的对外政策基调有莫大的关联。虽然后来的东汉也曾有窦固北击蒲类海、窦宪勒石燕然山的辉煌军事胜利,但疆域整体来说是呈收缩态势的。在西方,西域都护的建制在超级牛人班超的努力下,虽也曾一度恢复,但等班超一死,继任者能力不济,再也无法延续东汉在西域的控制力,再次失掉了这块疆域。在南方,交州日南郡(今越南)被林邑割据自立,从此脱离了中国的版图。在北方,虽然汉军联手南匈奴一起打败了北匈奴,却放任鲜卑坐大,在后来的年月里对中原形成了比匈奴更大的威胁。东汉末年,位于青海甘肃的西羌部落更是屡次起义,对汉王朝的统治造成了极大的打击,为东汉的灭亡推波助澜。这些都是东汉统治下的遗憾。

试想,如果刘秀执政时期能再咬咬牙,以较小代价巩固西域和其他边疆地区的统治,东汉的历史会不会更加辉煌呢?

苛待大臣

第三个茬,是刘秀折磨大臣。

相比于其他开国天子,刘秀在这一点上本应算是做得很出色的,唐初名将李靖就夸他“独能推赤心用柔治保全功臣,贤于高祖远矣”。当然,对于刘秀之所以能“推赤心”保功臣,早期的“杀人诛心”的举措也很重要,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这里要说的,是刘秀“逼死大臣”和“因谶废臣”的黑历史。

建武十五年(AD39),大司徒韩歆被免职。免职的原因是这个韩歆特别刚直,说话从来不忌讳,每次在刘秀面前都要“口出狂言”,搞得刘秀很难堪。刘秀虽然有优容大臣的美名,但毕竟也是九五至尊,天子做久了,脾气开始有点大了,在一次韩歆“指天画地”的激烈言辞过后,刘秀实在忍不了了,就把他免职了。

这还没完,人虽免了,刘秀心中的恶气仍然没有解,即便是韩歆回到老家颐养天年了,他也不放过,特地派出使者跑到他家去宣诏责骂。天子这样的举动搞得韩歆一家心理压力极大,最终韩歆和儿子韩婴被迫自杀谢罪。

死者为大,韩歆本就是当世有重名的大臣,何况说话直率当属美德,怎么反落到被一再非难而不得不自裁的下场?当时的舆论一边倒地同情韩歆。刘秀对此也没有办法,给他们家赏了不少钱粮,并以三公之礼安葬了韩歆。

逼死直谏之臣韩歆,是刘秀政治生涯中的一个污点。光哥就在此事后面抢了沙发,说此事是刘秀仁明统治中让人颇感遗憾的一件事。

可惜韩歆不是孤例。更加过分的,是刘秀屡次因为“图谶”之事而谴责大臣。

建武七年(AD31),刘秀与大臣郑兴讨论郊祀的安排。聊着聊着,刘秀算命瘾就上来了,说,我想用图谶的方式来决定,你觉得如何?郑兴听了有点不高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都是有礼仪规范的,怎么能随随便便用图谶来决策呢?于是就硬邦邦地回答刘秀:“臣不用图谶!”

没想到,一向耐心的刘秀听到这话勃然大怒,反问:“你不用图谶,是不是因为看不上,觉得low?”

看到天子发威了,郑兴也害怕了,只得服了软,哆哆嗦嗦地说,臣只是没有学习过这方面的学问,绝对不是看不上。

这才躲过一劫。

刘秀信用谶言这件事,很多大臣都抱有不满。给事中桓谭就曾上疏谏言说,陛下搞这种封建迷信是不对的,应当摒弃群小的歪理邪说,追随经典中的道理才是——对图谶之事提出了赤裸裸的批评。刘秀看到了,自然很不高兴。

之后,群臣集会讨论建造灵台的选址问题,刘秀再一次要搞出图谶来,还特地点名桓谭,问他的意见。桓谭知道刘秀是想让他服软,心里斗争了很长时间,还是觉得应当坚持原则,回答说,臣不读谶。

和郑兴那件事一样,刘秀不依不挠,问,为什么不读?桓谭比郑兴的骨头硬,没有回避,再度重申图谶之事是歪门邪道、封建迷信,不应该采用。

桓谭的言论让刘秀大怒,当场叫来卫兵,要将其正法。桓谭没有办法,只得下跪求饶,拼命给刘秀磕头,一直磕得脑门流血,才平息了刘秀的些许怒气,免除一死,改为外派六安郡为丞。可能是受到了身心双重打击,桓谭在前往六安上任的路上就因病而死。

俗语道“伴君如伴虎”,刘秀虽有令名,但也只是比其他皇帝要好而已,终归还是只虎。

看透这一点的,也大有人在。刘秀少年时的同学严光(字子陵)有才学,刘秀素来敬佩,即位以后就想把他召唤出来做官。哥们实在,不愿意出山,又嫌使者一波一波地来请他太烦,干脆跑去富春江畔隐居,每天钓钓鱼,生活不要太逍遥。后来被朝廷鹰犬发现,多次下诏让他去洛阳当官,都被拒绝,最终终老家乡。

后台君去过富春江的严子陵钓台,景点导游大肆渲染严光的这段“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历史故事,还说严光把刘秀的诏书撕碎扔到富春江里,这些碎片就变成了当地江中一种特产的银鱼,味道极为鲜美,让我们有机会一定要试一试。

后台君当时正值天真烂漫的中二时节,架不住导游忽悠,很想尝一尝“圣旨”的味道,便花了大价钱点了一盘“严子陵银鱼炒鸡蛋”,吃下一口大呼上当——那银鱼又小又硬,味同嚼蜡,一点都不好吃。

看来,这朝廷俸禄的滋味确实不是我们这种普罗大众能够欣赏的啊!

无可无不可

找茬告一段落,我们换个话题,换换脑子,讨论下刘邦和刘秀哪个更厉害。

这两人在历史上是大网红,各有自己的死忠粉。比如后赵皇帝石勒就是刘邦的铁杆,公然说过,如果刘邦在世,自己心甘情愿为其驱驰,而刘秀在世,自己会跟他逐鹿中原的话。言下之意是刘秀跟他是一个层次的,而他俩则远逊于刘邦。

以王夫之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们则比较倾向刘秀。他在《读通鉴论》里说刘秀得天下的难度要远远甚于刘邦,因此,刘秀自然要比刘邦厉害。

《通鉴》上还记载了一段隗嚣与马援关于刘秀的对话,很有意思,在此给大家讲讲。

这段对话发生在建武五年(AD29),前一年马援奉隗嚣之命出使刘秀、公孙述,为其刺探二人虚实。马援出使刘秀的过程很愉快,回来为他说了不少好话。隗嚣听了有点不耐烦,就直接问他:“你说说,刘秀跟刘邦比,哪个强?”

马援想了想,回答说,不如刘邦。

隗嚣先前一直担心刘秀是个刘邦式的人物,他是有自知之明的,如果碰上刘邦,那自认一百个隗嚣也对付不过啊!但如今一听刘秀不如刘邦,觉得自己称霸的机会大大的,兴奋点就来了。

不过马援这话没说完,随后他就开始列举起刘秀不如刘邦的理由。他说,刘邦做事“无可无不可”,而刘秀呢,喜欢处理政事,很勤政,行动有节度,而且不像刘邦那样喜欢喝酒。

隗嚣听完,心里一万头草泥马飞奔而过。沉默良久后,悻悻地说,哥们诶,照你这么说,刘秀反倒比刘邦还牛逼……

马援是当时水平很高的一位牛人,他的话不会瞎说,更不会犯基本的逻辑错误。但是,偏偏这番话,却是颇令人费解,怎么看怎么都跟隗嚣是一样的感觉:论据明明就是在说“刘秀要比刘邦强”,却为什么会得出一个“刘秀不如刘邦”的结论呢?

先放放,我们再讲另一个人对此二人的评价。

毛主席。

毛主席对古代帝王们有很深刻的研究(呵呵,不研究不行啊)。他老人家对刘秀的评价很高,说他是“最有学问、最会打仗、最会用人的皇帝”——一连用了“三个最”。

所谓“最”,那当然是top 1了,在老人家眼里,刘邦在这三方面也不如刘秀。是吗?我们仔细分析分析。

最有学问。这个应该不用说了,刘秀是知识分子,而刘邦呢,顶多算个社会中年。二人在学问上压根没得比。

最会打仗。这个可以稍微多说几句。刘邦的军事水平不弱,打过不少胜仗,但是,哥们也打过很多次声势浩大的败仗,最有名的包括彭城丢儿弃女亲子游、白登匈奴围城七日游……而刘秀呢,军事能力更加全面,能冲锋陷阵(昆阳大捷、平定河北),也能运筹帷幄(远征关中、平陇望蜀),尤其擅于用智谋,多次在后方给予前线将领指导,每次都中的,虽然也吃过败仗,不过没有刘邦那么频繁,也没有他那么惨。所以,打仗方面,确实也还是刘秀更强。

最会用人。这个问题复杂些。刘邦建国,主要靠汉初三杰,萧何、韩信、张良,他能抓住这三人的长处委以重任,是为后世称道的一点。反观刘秀,统一天下用了一大波人,以至他儿子汉明帝刘庄居然搞出一个“云台二十八将”这样冗长的功臣名单,再加上编外的马援、来歙等人,一等功臣怎么都是要突破三十人的。刘邦只用三个,刘秀用三十个,十倍之差。刘秀用人多而杂,能管得过来,各自安其本分,是一种能力,好处是能分权,坏处是管理效率低,老板太累;刘邦用了三个,好处是效率高,管理起来不累,坏处是有风险,容易过于集权而对老板造成威胁。各有利弊。如果把“最会用人”理解成“最会管理人”,那管三十个人的刘秀确实也是技高一筹了。

然而,毛主席还说过,刘邦才是“封建皇帝里边最厉害的一个”。他跟马援的看法一样,猛夸一通刘秀,给了他“三个最”的评价,末了却还是说他不如刘邦。

为什么?

什么叫“无可无不可”?此话出自《论语·微子》,意思是怎么搞都行,没有一定的死规矩。刘秀为人处世有原则,有节度;刘邦却没有,完全摸不到规律。但你要说刘邦是胡来、瞎搞,貌似也不对,因为人家最后总能获得不错的结果。

所以,事实是:刘邦自己心中有一整套的行事方式,只是由于过于高深,从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的视角无法参透,所以才成了我们眼里的“无可无不可”——这就好比二维生物去尝试理解三维世界一样,明明在三维世界里很清楚明了的客观规律,到了二维生物眼里就成了“无可无不可”了。

这是一种境界。

刘邦的“无可无不可”,跟岳飞说兵法,抛出“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理论来是一个意思。境界不一样。刘邦之于权谋,岳飞之于兵法,都已经高深到常人无法理解的地步了!用时髦话说,他们都是属于二次元的。

说到头,在凡夫俗子的评判维度里,我们能找出刘秀比刘邦强的一千条理由来,但二人终究在境界上有高低之分,刘秀还是不如刘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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