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一百三十一、易后让储

资治通鉴|一百三十一、易后让储
2017年12月17日 12:45 长江商业评论

当代画家邹莉《中国后妃百图》之阴丽华

建武元年,刘秀尚未登基之时,还是萧王的他率军北进。行军途中,由于一时轻敌冒进,吃了一个大败仗,刘秀在乱军之中不知所踪,一连几日斗没有消息。他帐下的将军们顿时没了主心骨,军心散乱。大将吴汉为了稳定军心,告诉他的同僚们,萧王虽然无子,但他哥哥有子在南阳,若有不测,咱们可去迎立。如此连哄带骗,才算稍稍控制住了军中的不安气氛。

刘秀最终有惊无险地返回大营。然而,这次的经历让他意识到,乱世中生死难测,自己一旦意外出事,大业又应由谁来完成?

战场上争天下,需要努力;帷幄中生儿子,同样不可懈怠啊。

因私废后

刘秀即位时,已经娶了两位女子,一是他年少时就仰慕的新野名媛阴丽华,另一位则是征讨王郎时结交真定王刘杨而娶的王室后裔郭圣通。刘秀登上大宝之后,此二人也都成为了他的贵人。

这两位女子在刘秀心中的地位有高低之分。阴丽华是刘秀的初恋,甚至可以说是“梦中情人”。刘秀早年到新野时,就曾听闻阴丽华的美貌,后来在长安,又看到执金吾(首都市委书记)出行甚为风光,不由得发出“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的感叹——将执金吾和阴丽华并列作为自己人生的两大夙愿。

更始元年,大哥刘縯为刘玄一党所杀害,刘秀为求自保,深行韬晦,谨慎从事。在这段期间唯一值得庆幸的事情,便是完成了两大夙愿中的一桩——成功迎娶了时年十九岁的阴丽华。然而,在乱世混战的大背景下,这对新婚夫妻并没有获得长相厮守的机会,刘秀随后在洛阳、河北等地奔波,为护得新婚妻子的周全,特地让她返回新野家中。

由于在一起的时间太少,阴丽华并未适时地为刘秀生下长子。反倒是在“政治婚姻”中娶回的郭圣通近水楼台先得月,在建武元年便为刘秀诞下皇子刘彊——在宫闱之中为刘氏天下立下一大功。此后,尽管郭圣通的政治靠山刘杨在次年因反叛刘秀而被设计杀害,她也并未受到株连。

建武二年(AD26),刘秀谋立皇后。他是个长情的男子,虽然郭圣通为他诞下皇子,他内心仍然嘱意阴丽华,将之作为皇后的第一人选。但是,阴丽华却以郭圣通有皇子为由,极力推辞,而甘愿居于郭氏之下。最终郭圣通“母凭子贵”,成为东汉第一任皇后。

郭圣通虽然拔得头筹,可惜却没能善终。随着岁月的流逝,刘秀对郭圣通的感情越来越淡薄,导致郭氏因此心怀怨怼。建武十七年(AD41),刘秀下诏,废黜郭圣通的皇后之位,降为中山王太后,而立贵人阴丽华为后。

选哪个老婆做自己的正妻,本是刘秀的家事,然而刘秀此时早已贵为天子,中宫易主,会造成许多深远的政治影响。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太子的名位——时任太子刘彊由名正言顺的嫡长子变成了十分尴尬的庶长子。“既无《关雎》之德,而有吕、霍之风,岂可托以幼孤,恭承明祀。”刘秀在废后诏书中写入了这样的话,更是将废郭立阴与皇位继承挂上了关系。不管是刘秀还是群臣,对此都是心知肚明的。

对此事件,太子身边的官员反应各不相同。太子太傅张湛自此称疾不朝,后来大司徒一职空缺,刘秀想要以此强起张湛,张湛却公然跑到朝堂之上演了一出“大小便失禁”的闹剧,以此来证明自己确实“疾笃”无法任职,如愿离开了洛阳这个政治漩涡的中心;而时任太子讲师的郅恽则表现得相对积极,委婉地提醒刘秀这一举动的政治寓意,让他不要因为“家事”而做出孟浪决策,引发政治动乱。

当然,在刘秀的决心面前,郅恽的举动并没有为郭圣通和刘彊保住各自的地位。郅恽在而后还曾主动站在刘秀的立场,以老师的身份劝刘彊主动放弃太子地位。看见母后被废,太子刘彊内心本来就已不胜惶恐,知道父亲对阴后长子刘阳的青睐有加,与此之下便采纳了老师的建议,反复上书表达愿意辞任太子的想法。建武十九年,刘秀下诏,同意刘彊的请求,改立阴丽华长子刘阳为太子,并改名为刘庄。

刘彊的主动让贤,避免了一场父子、兄弟间的潜在内斗,在后世传为了美谈。然而,身为一代明君的刘秀,当然应该知道储位变动的巨大政治风险,却还要执意为之,背后究竟有什么原因?

有件事很值得怀疑。

度田风波

废后事件两年前的建武十五年(AD39),刘秀为了清查核实天下垦田的亩数以及人口数量等数据,下诏各州郡检核,是为“度田”。

不久后,刘秀在陈留郡官吏递送上来的简牍上发现一行莫名其妙的字:“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刘秀看到这样的话,百思不得其解,下诏责问所属官吏此为合意,官吏却始终顾左右而言他,只是一味辩称这条简牍是在长寿街上捡到的,这话当时就有了,具体什么意思,他们也不知道。

听到这么不靠谱的搪塞之语,刘秀大怒,但官吏不说实话,刘秀却也始终不得要领。当时阴丽华长子刘阳还是东海王,年仅十二岁,就在帐子后面给父亲解释,这字是陈留郡守给底下官吏的命令,在度田时候要根据所属地域的不同分别处理。

那为什么说河南、南阳不可问呢?刘秀继续追问。

刘阳回答说,河南是京畿之地,有很多天子近臣;南阳则是陛下故乡,都是皇亲国戚。这些近臣、皇亲的田地住宅都是超过规定的,经不起检查。

刘秀听闻,恍然大悟,虎贲将士诘问的结果也与之相印证。明白过来后,刘秀大发雷霆,决心要严厉打击这种贪赃枉法的行为,在朝野掀起了一场腥风血雨。

以时任大司徒欧阳歙在内的一大波官员在此事件中垮台。大司徒欧阳歙一代名儒,祖上八世博士,因为之前在汝南太守任上度田不实而下狱。由于欧阳歙在知识分子圈子里享有令命,有千余人学生门徒跑到皇宫门口为他求情,有人甚至将头发剃掉自处髡刑,以此来表达愿为欧阳歙赎罪服刑的诚意;死忠粉平原人礼震甚至直接上书表示愿意替欧阳歙去死。但是这一切都无法打动刘秀,欧阳歙最终死在狱中。

受到这次“严打”影响的还有各地的豪族,重新丈量土地、核实人口危害了他们的利益。于是,各地都出现了不少盗贼叛乱的情况,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刘秀对此采取了恩威并施的方法,一方面,将一些为首的人物迁往其他地方居住,剪除他们的羽翼、实力,让他们无力再兴叛乱,另一方面,又鼓励盗贼相互检举揭发,五人共斩一人,就能免除前罪。双管齐下,终于将这波来势凶猛的作乱浪潮压了下去。

这件事恰好发生在废后之前,于是,就有人将两件事联系到了一起,说郭圣通和阴丽华分别是河北势力和南阳势力在内廷的代言人。在度田事件中,一方面,郭氏所“代言”的河北地区反抗尤甚,刘秀怕继续扶立郭氏之子,会助长河北外戚的气焰,从而威胁东汉的国家安全,另一方面,刘秀本想借度田严打弹压南阳势力,却最终不得不向他们做出让步与妥协,因此把阴丽华抬出来立为皇后母仪天下。所谓“天子无家事”,这次废郭立阴的背后仍然是政治利益在发挥作用,是南阳势力战胜了河北势力的表现。

是这样吗?

这种解释一听上去似乎有些道理,但其实是过分解读。

先说郭圣通和“河北势力”。正如前文所说,郭氏的政治资本主要来源于舅舅真定王刘杨,但在刘杨被杀后,郭氏也就相当于没有外朝的援助了。郭氏的弟弟郭况在刘秀执政前期被压制得相当严重,直到建武十四年(AD38)才刚刚升任城门校尉,根本无力在朝野掀起什么大的风浪。在这种情况下,让人很难想通处于后宫的郭氏能与反对度田的河北豪强有什么紧密关联。

再来看阴丽华和“南阳势力”。南阳是刘秀老家,不仅亲戚多,早期的功臣也多。然而,在度田事件中,严打之风本自南阳而起,南阳势力以及当地官员是被打击得最为严厉的,而南阳又并未名列闹得最凶的四个地方之一,由此可见,所谓的“南阳势力”并未在此事中与朝廷为敌,相反还是比较克制的。既然都没怎么闹,又何来妥协一说?这么说来,阴丽华立后也跟度田事件没什么关系。

事实上,刘秀废郭立阴的初衷,还是以“私情”为主,当然,也兼顾了社稷。

皇权接力

对于阴丽华,刘秀一直以来都抱有一份愧疚。阴丽华是初恋又是元配,而且性格、家世都很中刘秀的意,却由于没能先生下皇子而不得封后,这在刘秀的心中留下了巨大的遗憾。因此,在建武二年之后,尽管阴氏名位上处郭氏之下,却处处得到刘秀的庇护和照顾。阴家外戚也远比郭氏更受到垂青。建武九年(AD33),阴丽华的母亲和弟弟被贼人绑架,最后撕票而死。这件事让刘秀大为悲伤,不仅在天下未平之时就册封阴氏为侯,还在诏书中说出了“以贵人有母仪之美、宜立为后,而固辞弗敢当”的话,丝毫没有顾及正宫皇后郭氏的感情。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评价刘秀这道诏书“主意移夺,已见之矣”。

刘秀的举动不啻于在大声宣告:不管天下何者,朕就是要立阴丽华做皇后!

私情者,此之谓也。

兼顾社稷呢,说的则是皇子。为大汉江山留下一个优秀的皇位继承人,是刘秀心中的另一所想。废后改立对太子的影响,刘秀当然知道。刘秀虽然没有刻意谋立太子易位,但至少也是有意放任了。阴丽华的长子刘阳是刘秀最看好的儿子,他在年幼时便展现出卓越的政治智慧和能力,并受到刘秀的认可。当然,对于刘彊、刘阳之间的选择,刘秀还是犹豫的,毕竟二人都是亲生儿子,手心手背都是肉,确实难以取舍。而刘彊识时务地主动退出,最终成全了刘秀。

为什么说刘阳是更好的第二代皇帝?度田事件中的刘阳的表现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参考。刘阳能看明白刘秀都看不明白的政治暗语,说明此人聪敏;而刘阳又能承间将此事告诉刘秀,导致严打贪官豪强,则说明此人的政治取向颇为狠辣。

作为东汉的创立者,刘秀在战争岁月建立起了自己的威信,能够震慑功臣,不致天下分崩;而作为第二代领导人,手无尺寸之功,又如何能让那些赫赫战功的皇亲国戚、功臣大官们俯首帖耳?

一种方式是狠,将这些对皇权蠢蠢欲动的皇亲、功臣紧紧压制在天子的权威之下。刘阳十二岁,就在度田事件中敏锐觉察到皇亲、功臣对刘汉朝廷的威胁,并建议刘秀严厉打击,恰恰表现出了这种潜质。而刘秀死后,已改名为刘庄的汉明帝对皇族、外戚、大臣屡施压力,更说明刘秀当初没有看错人。尽管很多人对汉明帝苛刻对待臣下的态度颇有微词,但不得不说,正是他的这种政治态度,才更好地巩固了东汉的政权,让刘秀的天下能够一代代传承下去。

扯点闲篇。读到度田事件,不由让我想起了解放战争时期蒋经国上海“打虎”的故事。

1948年,为了挽回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蒋经国奉命赶赴上海,以协助督导的名义管制经济。

蒋经国之前在赣南,很是做出了一些成绩,此次来上海,更是踌躇满志。一时间,他和他的戡乱建国大队在上海如旋风一般席卷而过,狠狠地打击了一把投机资本家,其中不乏杜月笙这样的大鳄。须知,杜月笙是蒋介石崛起时重要的后台力量,是“大功臣”,如今时移势易,小蒋居然跑来将刀架到了这位上海滩风云人物的脖子上,杜氏如何忍得了?但老奸巨猾的杜月笙并没有选择跟小蒋正面冲突,而是将小蒋的这把火引到了孔氏的扬子公司头上,举报其同样囤积了大量商品。扬子公司是蒋介石连襟孔氏的公司,算是“皇亲”。蒋经国当时还是年轻气盛、正义凛然的时候,当即表态,若扬子公司有问题,同样一查到底。

小蒋的表态,虽引起了当时上海舆论的叫好之声,却也让孔家和宋家颇为不满。国母宋美龄特地飞到上海,想要在小蒋和孔家之间斡旋调停,却闹得不欢而散。无奈之下,宋美龄不得不搬出蒋介石。最终,在蒋介石一通严厉的训话之下,小蒋不得不放过孔家和扬子公司,而之前轰轰烈烈的“打虎行动”也就此烟消云散了。

共产党为什么能在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通过四年的解放战争扭转局势、战胜国民党?国民党高层的腐化绝对是一个重要原因。仅就打虎事件的表现来看,蒋经国颇有当年刘阳的觉悟,可蒋介石却缺乏刘秀的胸怀,纵容这些“皇亲国戚”,放任国民党烂到了根里。不过话说回来,若是蒋介石能具备更宏大的视野、更宽阔的胸怀,国民党也不会那么快丢掉江山,逃去台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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