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给大家推荐一篇文字功底深厚、语言力量强大的文章.
作者帕特里克·劳伦斯是一位年近70岁的学者、知名评论家，曾以驻外通讯记者身份在亚洲工作近30年。
在此前各路媒体对“一带一路”的口诛笔伐声中，他的这篇文章显得独树一帜，其中对传统新闻舆论的批判尤其辛辣，当中的一些分析也十分值得思考，但作者的一些说法是否有鼓吹之嫌，是需要读者们自行分析判断的。
另外，如果本文提及的相关信息为真的话，那么美国加入亚投行可能只是时间问题了。
全文翻译自The Nation杂志5月16日文章
原题： How China Is Building the Post-Western World
作者：Patrick Lawrence
译者：冬天毛
《The Nation》是美国现存最古老的周刊杂志，也是最广为传读的自由主义/进步主义周刊，其包括政治文化新闻、观点和分析。该刊于1865年7月6日创刊，继承威廉·加里森的《解放者》报，声明其使命为“热诚致力于将真正的批判灵魂带入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讨论，并向为祸当今政治写作的暴力、夸大和歪曲宣战。”《The Nation》在华盛顿特区、伦敦和南非设有办公室。
副标题：
北京的“一带一路”项目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基础建设项目，没有之一。
正文：
我一直在四处喋喋不休地宣传“西方和非西方的对等性”，这是因为我认为，如果我们想要从目前这个狂乱、失灵的烂摊子里创造一个有序的世界，那么我们在本世纪内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让人们理解这一点。
那些本该负责的人把如今的状况称为“战后秩序”、“自由主义秩序”和“全球秩序”，然而所有这些都只是对“西方人设计，西方人强加的秩序”的一种比较委婉的称谓罢了。
对等是什么意思？
它乍听上去像是一个标新立异的抽象说法，智囊团的人可以拿来骗很多年的工资。在我们花了这么大功夫向非西方的人们传授“自由市场民主国家”的优点，并向他们示例了它的回报后，却仍有这么多人不愿意接受它，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想要实现这种对等？
如果这个世界在向前迈进时没有西方世界在全球捍卫和推广的“秩序”、“稳定”和“基于市场”的所有东西，它将去向何方？
这些是我们现在所能问的最重要的问题了，而且，多亏了习，现在正是考虑这些问题的好时机。
中国主席在周一为北京的两日峰会闭幕，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峰会，旨在——既在平地上也在历史书里——建造某种新的世界秩序。
中国人自己并没有采用这么宏大的措辞，他们更偏好“全球化2.0”这个谦逊的说法，或是《中国日报》几天前说的，“人类的新轨道”。
倪乐雄是上海政法学院的教授，他在接受《洛杉矶时报》采访时是这样说的：“东西方正在角色易位。”
我对于“亚洲世纪”、“太平洋世纪”、“中国世纪”或这位可敬的教授提出的这种零和概念并不打算买账。中国人自己总归有一种自豪心理，对于他们来说，鸦片战争还是昨天的事情。
倪教授的说法可以体现出事件的影响力，但他对这种雄心的定性是错误的，这只会让人在不知不觉间接受赫斯特在上次世纪之交时捏造出的“黄祸”论（冬天毛注：威廉·赫斯特是美国19世纪末的报业大亨，旗下报纸曾鼓吹亚洲人对西方世界构成的威胁，煽动对亚洲人的种族仇恨），只是换了一种彬彬有礼的说法——而且说实话，我们的一些蹩脚文人已经在鼓吹这个了。
“后西方世界”是一个我能接受的说法，我也曾经在十年前用它作为我一本书的副标题，中国在书中占有很重要的角色；我是在一座广为人知的岛上写成这本书的，那座岛在那之前已经由英国交还给了中国。（冬天毛注：作者指的是他2010年出版的《Somebody Else’s Century》，当时他曾在香港大学教授研究生课程）
在我写那本书时，人们已经能模糊感受到新世界的轮廓；而今，它已经来到了我们的面前——弗拉基米尔·普京似乎对历史有着出色的把握，这恰是他所谈论的，这也正是我们应当憎恨、惧怕他的最重要理由；这是BRIC——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这类团体（冬天毛注：四大新兴经济体的统称，取自各自的首字母）的存在意义，也是伊朗的改良派总统哈桑·鲁哈尼以及他之前可敬的改良派总统穆罕默德·哈塔米一直在试图让人们理解的。习手中的横幅，与天安门广场的一样巨大。
以华盛顿为首的西方政策集团对于正在逐渐显现的这一世界历史现象给出了四种回应：
他们要么索性无视它，要么嗤之以鼻并认为它不可能奏效，要么将它贬低为我行我素的利己行为，要么则将它看作一场意在积蓄实力的阴谋。
巴拉克·奥巴马和他的财政部长杰克·卢就是第一种策略的完美代表：他们在2015年拒绝加入北京打造用来替代世界银行及其位于马尼拉的亚洲支部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此举简直傲慢得愚蠢，令人难以想象。
如今我们乖巧的新闻媒体又给我们端上了不实用论和特洛伊木马论，这周更是来了个双倍分量，上头还洒了糖霜。
而当机遇摆在面前时，第四种回应方式就出现了：对于任何试图取代自由主义西方秩序的行为，进行不择手段的阻挠，仿佛人只要拉住钟表的指针，就能停止时间一样。甘地的说法在此最为恰当（虽然关于这到底是不是甘地说的仍存争议）：一开始他们无视你，随后他们嘲笑你，接着他们攻击你，最后，你就胜利了。
我们现在就处在这一进程的第三阶段。对于中国人已经全面公开的这个项目，我们不再冷嘲热讽，而是认为它从根本上就是有问题的；它一定是错误的，因为它不符合我们的做法。
如今，既然第四也是最终阶段离我们还有一定距离，就让我们综合这周北京的集会来考虑一下吧。
长时间以来，北京一直在琢磨一盘大棋。1990年代末期，当人们提出亚洲货币基金组织和“区域金融框架”时，中国采取了大量措施来帮助那些被投机攻势打垮的亚洲货币恢复稳定，同时也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发展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后者基本上是冷战的产物之一。
2001年，中国迈出了一大步：它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将中亚的四个共和国外加俄罗斯聚到了一起，以发展彼此在各方面的共同利益——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等。印度和巴基斯坦也在两年前作为正式成员国加入了上海合作组织，这是时代的写照。
暂时把南中国海抛在脑后，看看地图吧：中国一直在朝西边和西南方向推进，寻求港口、陆路、稳定的经济和全球市场。很快我们也清楚了：北京眼中的西边，就是“西方”。
习在2012年成为了共产党的总书记，一年后成为了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从那时起，就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大动作：他在就任主席后立刻宣布了前文提到的世界银行的替代机构亚投行，而随着奥巴马和杰克·卢抱起胳膊旁观，世界各国却一拥而入。
亚投行如今拥有2500亿美元的资本，可以借出2.5倍于此的数额，有77个成员国，其中有7个是在本周这场兼容并包的论坛开始前加入的。（连英国都在亚投行刚成立不久时加入了，我很想亲眼看看当时消息传来时卢是什么反应）
近日的峰会被称为“一带一路论坛”，其地位凌驾于刚才所提及的一切。当习宣布该计划时——同样是在他就任主席后不久——它尚被称为“丝绸之路项目”。“一带一路”几乎必然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庞大的基础设施发展项目，没有之一，其计划是在中国与中东、欧洲和非洲之间建立通道，而“小路”则将通往东南亚和其他地区，牵涉内容包括高速公路、铁路、发电站、桥梁和隧道，以及通讯网络。其项目数现在已经接近1700，资金量令人咋舌：公共和私人投资、合资、贷款和发展援助的融资量将达到数万亿美元。
全世界都在静听：据粗略估计，有将近三十国首脑出席了论坛。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也在其中，同样出席的还有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首脑。
特朗普几乎犯了和奥巴马一样的错误，直到上周他还计划派埃里克·布兰斯塔德出席会议，后者只是个二流政客，在爱荷华州为特朗普竞选，如今在商务部占据一席之地。特朗普最终把人选换成了马修·波廷格，一位前新闻通讯记者（有时候我们（驻外记者）也是能混出头的），如今是特朗普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亚洲事务资深主管。
这是一个轻微的修正，但也表明特朗普政府对于时局的认识还远远称不上清晰。就在论坛开始前，华盛顿还宣布了与北京的贸易协定，但这和特朗普在印第安纳州从开利公司那里争取到的工作岗位性质一样，都只是象征性的。（冬天毛注：特朗普曾与开利公司进行谈判，挽留住了他们原本打算从印第安纳州撤走的一些工作岗位，并对此举进行宣传）我在金融圈的线人们告诉我，特朗普团队现在正在为加入亚投行而谈判——目前的分歧点是美国愿意为亚投行贡献多少资本。给习主席的建议：收美国财政部一笔迟到费。
不用告诉我你过去这几天读到的关于“一带一路”的文章，因为我也在看同样的东西。《金融时报》是我所知的西方报纸中唯一愿意诚实评价这份计划的：“它确实有办成好事的可能性。”
至于其他媒体，其论调归根结底都是某种自私自利的诡辩，或是轻率鲁莽、急于下结论，或是两者兼备。
论意识形态：一带一路“是中国实力扩张的烟幕弹”，北京“正在输出它由国家主导发展的模式”，“是对西方政府制度的废弃”，这份计划是“通过基础设施对别国施加影响”。
论利己目的：“一带一路本来就是为中国的经济利益服务的”，中国正在“为本国出口发展市场”，“为其建造业创造业务，因为自家的经济正在减速”。
论不实用性：“很多项目在业务上都不合理”。中国让贫穷国家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一些贷款会违约。中国输送资金的那些市场里存在腐败。中国在肯尼亚建的铁路“会便于把中国的商品运进肯尼亚”（你想对了一半）。另一条在老挝的铁路接下来超过十年都是亏本的。
等等等等，诸如此类，但这里是有几个问题的。
首先，那些管理美国机构的人——那些做决策的人，或是新闻工作者——大多要么根本不理解现在我们眼前所发生的这一切的意义，要么就只是单纯没有直面它的勇气。
大局已变，不为尧存。这远不仅仅是长期历史发展的自然机制，而是因为西方社会至今仍然拘泥于一种殖民式的意识体系，无力复兴。
如果你在一个曾是殖民地的发展中国家居住过，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且不论中国给老挝铁路开出了什么条件（低息长期贷款），上一次美国给老挝人以任何条件建一条铁路，是什么时候的事？想想与美国长达一个世纪的称兄道弟给菲律宾人带来了什么吧：我只能想到贫穷、卖淫、毒品、犯罪、绝望——无不猖獗。
杜特尔特总统现在愿意花时间去北京（还有马拉西亚人、泰国人和越南人），其中的原因没什么可好奇的。一个国家不愿意一边忽视贫困一边建立霸权，而是认为消除贫困才是通向有序世界的更妥善选择，这样一个国家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这个说法只是简称——是无法想象的。
第二，只要我们还沉溺于展望中国的计划可能会带来的问题，我们就不必认可它的核心动机。北京的宏大计划中是否有利己成分？是否有风险？是不是有些项目会衰落？中国公司是不是会从中获利？答案都是肯定的。那又怎样？
中国同样认为别国的繁荣是好事，这件事的重要性比那些问题要高得多得多。如果理解这一点，就不难理解那些简单粗暴地将中国人的举动概括为利己行为的说法是从何而来。
第三，所有这些从西方社会迸发出的对习的“一带一路”计划的批判，都恰可以看做是一面镜子。将意识形态强加于人，“中国模式”，“你们得学我们”？将人员力量投射到别国？用贷款和发展项目为霸权国家创造优势？通过勾结当地贪腐力量来施加影响？威胁介入他人内政？
把所有这些都掉个个儿，你就看到了1945年以来的西方外交政策，美国是其中最成功的施行者。虽然冷战给中国造成了并发症（对其他人也是），相较于美国或其核心大西洋盟国，中国在这方面的前科根本没有可比性。回想1955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与尼赫鲁）推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有四项的核心思想都是互不干涉。这周的论坛上，习几乎又把它们完整背了一遍。
就在我为本文收尾时，北京的一个可靠消息来源（一位与时俱进的西方人）发信息告诉我：“中国已经掌握了战略优势。”这是一条尖锐的现实。中国人深信不疑的，是自己不属于西方人这一事实。
无论对谁，他们的态度都已无比明确：他们想要为自己以及其他人赢得的，是作为人类存在的完整性，而此前这种完整性还仅仅属于西方人。这或许是“对等”一词的简略定义。
很多人在西方理念和它的假设中陷得太深，他们或许已不愿想象，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正在为延续数世纪的大西洋霸权拉下终幕。而我们需要做的，是理解世界上存在其他视角，同样能够满足人的感受性或是其他种种——对民主的其他定义、对国家地位的其他定义、对个人地位的其他定义、公共财产的价值、市场的局限性，诸如此类。
世纪之交时，阿马蒂亚·森（冬天毛注：印度经济学家，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一本书中提出：“发展也是自由（的一种）。”此语亦是那本书的标题。
西方人仍然不习惯这样的思考方式，但这个世界上的大部分人都终须习惯。（完）
来源：闻一哆（guanchaho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