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辄规模上百亿的引导基金，不过是新手、关系户在操盘，更有甚者，变成了私人套利的工具。监管缺失之下的产业基金，充斥着扭曲与异化。业内惊呼，“恐怕该踩个刹车了”。
身在北京的某高科技企业负责人陈新（化名）近期不断收到各地高新产业园区伸来的“橄榄枝”，是否可以将公司的注册地搬迁过去，或是设立一级分支机构？对方开出的条件十分优厚，除了能提供税收方面的优惠，还能给予一部分政府引导基金的扶持。
对于正处在企业发展关键期的陈新来说，获得政府引导基金的扶持无疑将解决企业的燃眉之急，陈新正在积极接洽。
近几年，政府引导基金飞速膨胀，不少产业园区都在将引导基金作为一种招商的手段，但规模越来越庞大的政府引导基金开始有一些偏离跑道，引导基金越来越多，但优质的项目却并不好找，不少资金到位后，却只能躺在银行，难以施展拳脚。
肆意生长 急剧膨胀
多年来一直在致力于政府引导基金研究的李建良也开始对行业近况有了深深的担忧，“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引导基金遍地开花，行业恐怕该踩个刹车了。”
李建良，曾任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专家评审组长、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独立董事。他所撰写的《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参股子基金的管理评价方法》、《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引导模式》等专著，为政府引导基金的运作和监管面临的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和思路。
此前，李建良一直在积极推动政府引导基金的发展，不过，面对近两年政府引导基金急剧膨胀的现状，李建良开始了冷静思考。“政府引导基金的设立对于某些产业的扶持有着积极意义，但井喷现象的背后则存在一定程度的异化和扭曲。”
从2002年中关村创业投资引导资金成立，到2015年，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400亿元的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在政策利好的推动下，十余年间，引导基金的数量和规模开始呈现爆发式增长。目前，全国主要省市地区均已设立了政府投资基金,千亿级别的国家政府投资基金纷纷落地。
清科研究中心私募通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国内政府投资基金共设立1013支，总规模约5.3万亿元，已到位资金1.9万亿元。
“五万多亿，你想想这是什么概念，我国目前一年GDP的总值也不过几十万亿。”在李建良看来，目前政府引导产业基金的规模恐怕是太过庞大了。
一家企业从设立到成熟都离不开资金的扶持，政府设立引导基金的初衷是为了解决早期企业在融资上市场失灵的问题。早期企业的融资需求旺盛，但投资这类企业的风险通常较高，社会资本的参与意愿不强，而早期企业对于一国的创新发展和经济转型往往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此时政府出资介入与社会资本共承风险，试图弥补市场失灵。
此前，政府对于早期企业的扶持多通过直接补贴，或是税收减免，但效果并不理想。究其原因，是政府对于项目的识别，商业的判断并不敏感。因此，引入社会资本，委托专业的团队进行管理便成为了一种更为行之有效的方法。
而这种模式由于解决了财政资金在使用中的多种问题，受到多方推崇，突然就有了燎原之势。“本来是对早期企业的扶持，现在恨不得衍生到全产业链，整个产业的生命周期都有基金。”李建良说。
异化还体现在，产业基金演变成为一种招商手段，2017年《郑州市招商引资实施策略》就提到，“针对本地区主导产业发展急需引进的产业链关键环节，锁定目标企业，在对其股权结构进行深入分析评估的基础上，通过基金的市场化运作，取得其主要股东地位，提高我方在企业发展战略布局中的话语权，将目标企业或关键功能项目布局郑州”。
监管缺位 问题重重
政府引导基金一窝蜂地设立和涌现，问题也随之而来。“过量的政府引导基金对创投市场的正常发展会造成干扰，对社会资本会有一定的挤出效应，同时容易造成财政资金的浪费。”李建良在接受园区界记者采访时表示，政府引导基金通常带有一些政策性的投资目的，导致基金存在非市场化的运作行为。
而政府引导基金这种非市场化的属性也会导致其很难吸引到优秀的基金管理团队。
在国内某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公司工作多年的李高（化名）透露说，真正专业能力很强的基金管理团队，社会募资能力往往也很强，恐怕是不太愿意和政府合作的，因为政府在很多方面或多或少都有一些限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商业回报。
因此政府引导基金能吸引到的基金管理团队通常不会十分卓越，或者是“新手”，或者是专业能力不突出，或者是一些和政府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关系户”。“你想，按照政府引导基金2%的管理费，20%的业绩分红，10个亿的基金不管干好干坏，光管理费就能分到2000万，也是很诱人了。”陈新对园区界记者说。
基金管理团队的引进暂未有硬性标准，这是由于政府引导基金在一定程度上还属于新生事物，因此相应的监管机制没有及时跟进，造成了监管的缺位。
缺少监管，必然造成暗夜下的乱象丛生。比如一些基金管理人在募集到资金后，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做出一些损害投资者利益的行为，更有甚者，将政府引导基金变成了私人套利的工具。
除去监管，在考核方面，由于政府引导基金的存续周期通常在7~10年，战线拉得过长，也给基金的考核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评价一只政府引导基金，不能等到基金清算后再去评判，而是在不同的时点都应该有相应的考核标准，以此来调整其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除此之外，李建良说，这个考核标准还应该解决两只不同的基金如何进行类比的可能。比如，两只三年前同时设立的基金，一只投出去100%，一只投出去40%，如何评价这两只基金的优劣？
李建良认为，对基金的绩效评价可以包含以下几个维度。一是合规性，即基金所投向的行业、阶段、区域是否符合要求；二是基金价值，这其中包括目前资产组合的净值，未来的投资回报，以及已经分给投资人的分红。李建良的评价体系解决了权重、估值等许多技术方面的难题，“只要能顺利地搜集到各项数据，评价一只基金其实并不难。”
由于国内的政府引导基金刚刚起步，在基金的使用、管理、考核等方面，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问题，而放眼全球，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投资基金业已经发展得十分成熟，有一套科学而规范的运作模式。比如，为了有效地约束并激励基金管理人，美国会采取浮动的管理期限，但同样也会激励基金管理人在风险可控的条件下，争取投资利益的最大化。
为了使政府引导基金在我国产业升级，经济转型中发挥巨大作用，面对政府引导基金发展的现状，业内人士也在寻求解决的办法，比如，是否能出台一部规范政府引导基金发展的法规，或是建立一套灵活有效的监管体系，或是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估系统，以此来引导其走上更为规范的发展道路。
作者：海伦
编辑：春复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