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冬天里的一把火，不但19个同胞罹难，随后的“清理整治”反而让成千上万“外来务工”的同胞流离失所。
11月18日，西红门镇的“聚福缘公寓”公寓失火，这把火毁灭了几个家庭，可随后开展的防范安全隐患的整治行动却来到了意想不到的影响：居住在那一带的“外来人口”被要求马上离开租住的公寓，“违建”的厂房、公寓也被拆除。
北京气温降到零度了，显然这让人措手不及的行动给很多“外来务工人员”带来了极大的麻烦。被从月资金800的公寓赶出来后，他们继续马上找到住的地方，结果却遭遇了房东们的坐地起价。
这让中介小哥都看不下去了：
经过这次大火，很多“外来务工”人员只能暂时离开北京了，这场“疏解低端人口”的行动经过大火，加速了。
什么是“低端人口”呢？
很可能，你我他都是吧，没有户口没有权势，谁敢说自己不“低端”呢？
如果你觉得那些流离失所的外来务工人员是“低端人口”，而你不是，那你一定是不知道什么是“红黄蓝幼儿园”。
01
你为什么来北京？
北京这城市，地处内陆，距离海岸线还有两三百公里，又没什么资源，以前是冬有雾霾春有风沙，可却能发展成为两千多万人口的超级大都市，全国的青年人还往这跑。
为什么？
表面上那句话说得好：“北京发展机会多。”
但为什么北京发展机会多呢？
因为它是首都，垄断了所有高端政治资源，拥有全国最好的医疗、教育资源，交通发达，遍布全市的高校有源源不断的高质量毕业生，创业创新活跃。
而对于曾经在大红门、西红门“做生意”、“打工”的人们来说，北京2000多万人口本身就是个大市场，何况从这里批发发往天津、东北、内蒙，辐射的是上亿人群。在北方做这生意，不来北京，去哪呢？
02
大红门往事
可事实上，北京是一座有计划的城市——每年有若干户口指标，这是它想留下的人，其他的，都是“不在计划内”的人群。北京不喜欢太多“没有收到邀请”的人留下。
尤其是它看不上的产业。几乎每隔几年就“清理”一次。
早在1995年，西红门往北的大红门就来过一次整顿外来流动人口行动。
现在的北京人和新北京人可能不知道“浙江村”了，但当时，这三个字可是大名鼎鼎，那是当时北京服装、贸易的聚集地，主要是来自浙江乐清、温州的浙江人。最高峰时，本地人只有七千来人，而外来人口却高达10万之众。
几年的发展，当时的大红门是北方最大的服装制造、贸易地，当地人靠房租赚得盆满钵满，纷纷开建小楼，在那工作的人也大多居住在村民的自建房、公寓里，就跟现在的西红门一样。渐渐的，“浙江村”就成了“脏乱差”的城中村。
1995年4月，北京开始整顿外来流动人口，名声大争议多的“浙江村”自然就成了重中之重。这年7月1日，丰台区开始了对“浙江村”的大清理，对“浙江村”的现状基本上作了否定。9月，中央一家大报记者写了一份内参，称“浙江村”的治安情况“骇人听闻”，处于“失控状态”。有领导人看了内参，马上批示：失控状态不能任其发展。这就使“浙江村”问题严重升级，成了中央挂号的治安大事。尽管温州市政府和浙江省政府一再与北京市政府、丰台区政府切磋交涉，强调“浙江村”在经济方面的作用和贡献，希望能以引导的办法治理，但当时把温州人扫地出“京”，却已是势在必行。
随后，丰台区的清理力度是前所未有的：
大红门地区的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的比例要降到1比1。未办暂住证的和务工证的，不再办理；各类工商执照，不再更换；踏三轮车的，一律没收并加处罚。温州人建的温州人住的几十个大院要一律拆毁，与各村签订协议所建的房屋、商亭、商棚等等一律拆除，各类非法市场、门店和经营摊点一律取缔。
总之就是要尽一切措施，拆除“浙江村”，将至少要有七八万温州人会被清理出京。
到11月13日，北京市政府发出了《关于清理整顿丰台大红门地区的通告》，共十二条近1000字，措词极为严厉，规定相当具体，对“拒绝、妨碍”清理整顿的，由公安机关依法惩处并追究刑事责任。尽管通告中也讲，持有齐全、有效的身份证件，已领取暂住证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但有多少温州人的证件是“齐全”的，又有多少人已领过“暂住证”？尽管通告中也讲，凡符合外地人出租房屋条件的，房屋可以继续出租，但又口头规定一户人家只能租住一户外地人，这还能留居多少温州人？尽管通告中也讲，凡符合规划要求经过市里批准的合法经营场所予以保留，但又有几处是经过市里批准的？
此外还有2000人组成的清理整顿工作进村，分成几十个工作队，每队20人，挨家挨户宣传清理。整个清理整顿一直持续到12月中旬。
“浙江村”逐渐人去村空。只有一二万人在，温州人自建的几十个大院，彻底被拆除。温州经营户的损失极为惨重。有损失几千几万元的，有损失十几万几十万元的，也有损失上百万以致几百万元的。有个人曾造过5个“村中大院”，建筑面积达1万多平方米，价值几百万元，转眼之间就化为垃圾一堆。
当时温州经营户的命运极为可怜，不只是没有地方做服装，就连住的地方也没有了。多达六七万人，拖家带口，没个住的地方了，三环路之内当然是无法进去的，丰台区难以容人了，只得向周边区县“大逃亡”。可当时近郊县区接到市政府通告，一概不得接收外来的浙江人。少数有能耐的，在大兴、房山、通州等北京郊区租房立足；大多数人，就只能跑到河北省一些城市。
当时的“疏解”力度不可谓不大，可是，强制的“疏解”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因为北方的人们还是需要衣服，有需求就有供给，慢慢的，人们又聚集起来，在大红门以及更往南的西红门等地开设了新的小作坊，各大服装批发市场再次营业。
03
你的脏乱差，我的租金
过去20年，北京市在不断扩展，曾经是“郊区”、“城中村”的地方，现在是房地产开发的热点地区。城市每一次的扩张，就需要用地，就需要把原来的人群挤走。
以前脏乱差的“浙江村”的大红门地区，现在已经是数座大型市场，并有了楼盘。未来的西红门经过“整治”后，也将陆续被开发。
中国的城市发展得太快，规划更是远远跟不上发展，甚至没有规划。
这次整治行动，西红门的“工业大院”纷纷被拆除，而之前，这些“工业大院”又是被当地鼓励的。上世纪80年代开始，西红门镇受其他郊区县鼓励发展镇办企业、村办企业等政策的影响，形成了大量的工业大院，27个行政村发展出27个工业大院。西红门镇工业大院总占地约952公顷，建筑规模约960万平方米。
这些工业大院中约80%属于没有相关手续的违法建设，西红门镇城市规划中绿色空间用地的约65%被现状工业大院所覆盖。工业大院的用地多数是村集体土地，农民们或从村办企业中得到分红，或直接得到租金，经济收入得到显著提升。
这也就是别看北京市嫌弃“外来人口”，可当地人是心情复杂的，因为租金和分红是主要收入。当年1.5万亩（10平方公里）工业大院，27个村的总收入每年才1.6亿。
你要整治，人家都走了，把自建房也拆除了，拿什么生活呢？
而租“工业大院”的工厂也知道未来某个时间点一定会被“疏解”，所以也无恒产无恒心，多维持低端产业的状态，不做升级，老板赚到钱就想办法在北京或者回乡买房，形成恶性循环，多是“三多三差”产业，即低端产业多、安全隐患多、违法建设多，基础设施差、治安环境差、环境卫生差。
这就像20年前的“浙江村”，脏乱差，却生机勃勃，是十几万“外来人口”栖身生活的地方，可也早就被官方所不满，2012年，出于改造城乡结合部和产业转移的考虑，西红门镇就开始推动村级工业大院的拆除，计划到2017年，用新兴产业园替代工业大院，疏解流动人口，但进展一直不顺。
要吸引高端产业谈何容易，自身的小作坊也难以升级。
谁也没想到的是，一场大火，却以最惨烈的方式拆除了“工业大院”和公寓。
04
没有低端，高端吃什么？
但正如20年前那场“整顿外来流动人口行动”一样，只是把人们往更南边驱赶，无济于事。
人们终究是要吃饭的，哪里有商机就去哪，哪里有工作就去哪。千千万万背井离乡的人们甘愿被斥责为“低端人口”，被连夜赶出栖身之所，也要在寒冬重新积聚起来，继续为生活打拼。
一座城市，尤其是两千多万人口的城市，显然不可能仅仅只有“高端产业”和“高端人群”。
社会就像个金字塔。顶尖人的吃香喝辣、熠熠生辉，也有赖于底层人们的辛苦劳作，提供各种服务。“高端人群”的身上衣口中餐，也都是“低端人群”做出来的。把人家越赶越远，只会让“低端人群”找不到工作，“高端人群”生活受影响，大家的日子都不会得到改善。
要真正“消灭”“低端人口”，显然不能是一赶了之，让他们在寒风中自生自灭，而应该是让人有恒心，安安心心发展产业，不断提升效率，最终从“低端产业”发展成“高端”。
说到底，每个所谓“低端人口”，首先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