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第11个地域故事
当你走进和平里，时光仿若在这里分离。
已是初冬季节，寒风挟裹着枯叶吹在大街小巷，老旧楼房静静安立，长满锈迹的铁窗外，笼中的相思鸟叫声清脆。不远处，掉了门牙的三两老人在门口唠着家常，有的耳朵已不好使，要比划手势才将就听懂；头脑还算灵光的老头们则在一旁下起了象棋，身子更硬朗一些的还能跳着打乒乓球。
几百米之外，和平东桥上，北三环的车水马龙川流不息，麦当劳门店里永远循环播放着流行音乐。百步之遥，判如两个世界。
这是北京最早的居民区之一，很多房子是上世纪50年代仿照苏联建起的。西起安定门外大街，东至北中轴路，这片北京东城最北端的社区盘踞在北二环至北三环之间，包括和平里一区到十四区，一度是世界上最大的居民小区。来自国家机关和单位的职工，曾经是这里的第一批住户。
60多年后，这里荣光不再，住户们随楼房一起老去，小区里到处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体面而孤独。一个刮着大风的周五午后，我跟住在这里的老人们聊了聊：生活在三环边的老小区，究竟是怎样的体验？
壹
早年的和平里是让全北京羡慕的。
建国初，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和平里兴建起北京城较早的住宅社区，他们长着尖楼顶、砖混楼、三七墙，层高有3.5米，楼道宽敞，没有门厅。小区里，内部食堂、副食店、礼堂、电影院、澡堂、医院、学校等基础设施齐全，此外，还有专门的公共绿地和运动场地。
图 | 和平里苏式印记的小楼
在当时的北京，这样配置的社区，很多人还是头一次听说。
1952年，为纪念在北京召开的“亚太和平会议”，和平里由此命名。后来，交通部、化工部、煤炭部、林业部（农业部）、建筑研究院和轻工部等几个国家级大部委相继在附近布局，和平里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机关重地。
这里的很多楼房都有别称。
比如交通部宿舍汇聚了来自天南海北的各族人民，大家就亲切地喊它为“民族大院”；军工厂宿舍被叫做“九百间”；苏联专家撤走后，人们就称那些苏式的筒子楼为“赫鲁晓夫楼”。
和平里十一区39号楼曾经是“战犯楼”，国民党高官杜聿明、王耀武、范汉杰，化工部长高扬都在这里居住过。据说爱新觉罗·溥仪也曾短居于此，楼里还一度传来“皇上死了”的呼叫声。
十一区22号此前被称作“资本楼”，这里有很多艺术家的身影——国画大师董寿平老先生，北影导演陈方千，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少春先生的高堂及胞弟，国画大师张大千先生的夫人，都曾是“资本楼”的户主。
图 | 如今的和平街十一区22号楼
这里还生活着很多文化人。
煤矿文工团、东方歌舞团、中央乐团、民族出版社等单位都在和平里。马克在此写下歌剧《白毛女》，殷承钟演奏着钢琴伴唱曲《红灯记》，李德伦指挥过交响乐《红色娘子军》，一曲曲耳熟能详的经典曲目，就这样频频在和平里的居民楼里响起。
58岁的赵文海对这段历史是不算陌生的。那个刮风的周五下午，他正戴着红色袖章在小区里巡逻。他自小在这长大，父母是林业部的职工，和平里的前世今生，他已听父辈提起过多遍。
如今，社区里早年的配套早已被拆除，很多房子也是后来推倒重建的，但他印象中最深刻的，还是和平里东街的“第五俱乐部”。
八十年代初，第五俱乐部还是和平里地区最大的电影院，兼有文艺演出，赵文海的父亲在此听过李文华的相声。他记得小时候，这里的电影票才几角钱，《庐山恋》成为他最早的电影启蒙，而现在，这里已成为一个纯粹K歌的地方，只有九十年代歌曲很全。
变迁中，和平里渐渐养大了第二、第三代居民，而最早的那批，开始变成年迈的老人。
贰
和平里是中国人口老龄化最典型的缩影之一。
早在6年前，和平家园社区已经是中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社区之一——将近30%的老龄率。有数据显示：这里仅60岁以上的老人就有5000多名，80岁以上老人700多名。
这不是孤例。在和平家园社区周围，还有9个小区情况类似，而这些老人里，将近半数是空巢，子女都不在身边。为缓解压力，2011年，社区里建起了养老院。
关于老人的符号，在和平里随处可见。老人似乎是这里被时刻标注的群体。走在小区的街道上，你常常能见到专设的老年餐桌，理发店的价牌上，特别标注了“70岁以上老人优惠”。
图 | 临近中午，老人们在主食厨房外排起了队伍
这里的老人们上演着各种孤独。
68岁的张先生是四十多年前搬来这里的，他原是计量院的职工，退休后就一直在这里带孙女。
每天早上送走孙女后，他总爱到小区的摊点前逛逛。眼看就要入冬，街头已经有人摆摊卖起了大葱，二十来斤一捆，新鲜直挺。买的人很多，张先生也要了一些。摊主也在这里混熟了，遇到嫌重不想搬的老主顾，只需说一声，他就殷勤给送上门去。
定好大葱后，老先生又转悠着买了些冬枣、橘子之类的水果，“都是孙女爱吃的” 。
他所在的十一区25号楼是2000年重盖的，80多平的两居室，两位老人住的还算宽敞。儿子事业有成，在回龙观买了栋二层小别墅，每个星期回来探望两三次，但张先生似乎不大领情：
“说是来看我们，其实就是来蹭饭的”。
他知道年经人不爱和老一辈挨在一起，邻居中，有的孩子已经在海外发展，有的则在望京买了近年的新楼盘。
他们欣喜着儿孙的成就，却又在心底，隐隐藏起一份担忧与恐惧——几年前，十区的一位老人心脏病突发死于家中，因儿子在国外，家中无人照看，一周后尸体腐烂散发出臭味，才被邻居发现报警。
相比之下，杨继红的老年生活更积极。
她今年77岁，原本在城里的四合院生活，丈夫是上海交大的高材生，毕业后分配到国防部委工作，结婚后，丈夫不习惯胡同里邻里之间的相处，这才搬到和平里。不过，30年前她和丈夫就离了婚，孩子判给对方，现在已经在草桥成家立业，很少回来看她。
她有自己的解闷儿方式。
年轻时，杨继红曾主修匈牙利语，后来一直在社科院搞研究。也许由于工作的关系，她现在依然喜欢读报纸，而且只读《参考消息》和《环球时报》。她总觉得屋子里不够敞亮，又厌恶电灯光源，于是常常挎着布包坐到小区外的马路牙子上闲读。
即使只是出门晒太阳读报纸，她也要化妆的，嘴巴涂成淡粉色，眉毛也要多少描两笔，她笑称，这是“自我欣赏” 。
和老人们一同变老的还有房子。
和平里七区靠北的一排房子已经有40年以上房龄了，好在近些年进行了粉刷，看上去不算太破。小区单元门没有门禁，楼道里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广告，一些门口还堆放着落满尘土的自行车，不过往里走，场景就又变了——每家门前都放着扫帚、簸箕等清扫工具，楼道干净整洁。
图 | 和平里七区的老房子，楼下餐馆林立
前几年，北京市开始对城里老小区进行保温改造，和平里的工程似乎并没有结束——那天下午，施工队还在忙着对老楼房进行加固、粉刷、安装保温板等，很多楼牌都是崭新的，阳光下，蓝白相间的颜色分外显眼。
叁
近些年迁来和平里的，多是为学区而来的年轻夫妇。
虽然有西城、海淀两个教育大区作为头排，东城的教育资源也是不能小觑的。作为东城老小区，和平里一带有很多学校，比如和平里四小、和平里九小、和平里一中、171中学等。
于是，目前这里的老房子已经被炒到了10万一平。
去年6月，30岁的张君在和平里东街15号院买下一套60多平的两居室，全价528万，房子是四小的学区，吸引他的还有户型比较正，且窗户不临街。
他还看过和平里三、五区的房子，但房型普遍偏小，多是搓板楼——卧室与阳台连接处会出现一个三角形的区域，他觉得不好利用。
对于讲究生活品质的买房客来说，在和平里找到满意的房源并不容易。张君感慨，这里脏乱差的小区很多，少数几个入眼的小区出房量都不高，但房源一出就贵得可怕，还有很多人来抢。
更可气的是，他碰到过好几次这样的情况：房主并不打算真卖房，只是探探行情，往往在谈价格的时候以各种理由推脱。
但为了学区，他只能忍。
学区确实是悬在很多家长头上的大事——王星当年买在和平里，就是看中这里从幼儿园到中学都齐备，孩子不出社区就能念完。
她家儿子正在九小念三年级，课业很重，她每晚都需要辅导孩子背英语写作业。确保孩子成绩好，将来升入171中学，是她眼下最要紧的事情。
她深感北京教育的压力，但身边的人似乎都在这么过。
她听说，有对卖馒头的河南夫妻俩，年入百万，已经在北京买了两套房，生了三个孩子，都报上了补习班；她在的家长群里，好多人每年砸几十万在孩子的课外辅导班上。
这些都还是好的——她认识的一位外地朋友最近就很无奈，北京压力太大，孩子又没有北京户口，他们已经在考虑回老家发展了。
专注于孩子教育的王星，似乎跟和平里的闲散老人们生活在两个世界。此时，和平里似乎成了人们当下在北京生活的缩影：无数的平行生活安静折叠在同一个空间里，互不打扰。
毕竟，对于历经过50多年风雨的和平里来说，一切都是司空见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