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金融中心变国际金融中心
20年来，港股市值涨了7倍多，上市公司数量增加了2倍多，日均交易额增长了4倍多。从当年的现场交易、电话下单发展到现在以电子交易为主的交易方式，科技进步更给股民带来了直观的变化。李小加说，今天的炒股与20年前已“天翻地覆地”不同了。“现在我们常说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但20年前香港只是一个区域性的金融中心。今天，它已真正进入到国际金融中心的行列。”
1993年，青岛啤酒在香港上市，成为首家来港上市的内地企业。如今香港已成为中资企业首选的海外融资中心。20年间，来港上市的中资企业数量增加了9倍。1997年底，只有101家中资企业在香港上市，占所有上市公司数量的15%、占港股市值的20%；截至2016年底，已有1002家内地企业来港上市，占所有上市公司数量的51%，占港股市值的63%。
内地资本替代外籍
回归20年之后，大批内地专业人士填补了香港金融业的高端职位，与此同时，西方银行进行的一系列裁员，使一些外籍人士离开香港。据香港金融发展局2015年进行的一项调查，过去10年来，内地员工增加最多的行业是投资银行，有80%的投行内地员工增幅在20%以上。
“香港比我之前工作的北京环境要好得多，”交银国际董事总经理洪灏表示。他在香港已经生活了五年。“吃的东西很好，税率也低。”香港的税率在15-17%左右，而中国内地税率最高达到45%。
中资企业首次公开发行(IPO)在香港市场占据主导地位。据汤森路透数据显示，2016年时香港是全球最大的IPO市场，内地企业IPO比例高达80%。金融服务业占香港本地经济比重18%，而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仅占10.4%。
随着高盛(GS.N)、瑞银集团(UBS)(UBSG.S)和美国银行等顶级银行削减亚洲员工人数，香港的业务受到直接的冲击。据米其林星级餐厅厨魔(Bo Innovation)的所有者及主厨梁经伦(Alvin Leung)称，过去10年其西方外籍客户减少了10%左右，内地客户则以大致相同的幅度增加。据世邦魏理仕(CBRE)董事总经理郭富礼(Tom Gaffney)称，在中资企业在中心地区提高他们的存在之际，西方企业则越来越多地转向譬如鲗鱼涌(Quarry Bay)等更经济实惠的地段。根据咨询公司ECA International，过去五年在香港担任中层主管的外籍人士按美元计算的待遇下降2%，同期福利则下降5%。
输送资本变互联互通
过去二三十年间，香港为内地吸引了大量的资金。未来20年，香港将继续为内地改革开放发挥作用，同时将实现角色转变：从为内地吸引资金，到为内地配置资产。内地改革开放以来，香港为内地做了三件大事：第一、转口贸易；第二、直接投资；第三、发展资本市场。转口贸易给内地带来了第一桶金，直接投资把内地变成了世界工厂，而香港资本市场大发展则为内地输送了发展经济的宝贵资本。
未来20年，内地将面临更大变化，即内地的资金会进一步加大在全世界配置。相应地，香港的作用也将发生变化：以前是帮内地把钱拿回来，以后将帮内地老百姓在全球配置资产。
2014年开通的“沪港通”、2016年开通的“深港通”便提供了这样一种渠道。“内地老百姓通过它们，可以购买在香港上市的国际公司的股票。”“沪港通”和“深港通”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在这里，你投了钱，不能跨境把钱取走，只能通过它买东西。东西卖了，钱又回到内地的账户体系里。
此外，香港与内地之间的“债券通”已于今年5月获批，正式启动时间待定。
融资中心变三个新中心
转化为三个新中心：内地的全球财富管理中心、领先的离岸风险管理中心、内地的全球资产定价中心。“国际的钱”愿意来投资，“国际的货”愿意来这里接受监管，进而吸引内地的投资。在“一国两制”下，内地可通过香港，把进出的闸口放得很开，但又是有序的，因为它“跑不了、坏不了、乱不了”。
香港今后长期的优势是制度上的优势，即“一国两制”。未来在多个方面，香港会继续成为内地和国际市场之间的“转换器”。
回归20年来，香港始终保持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地位。在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的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中，香港自1995年起连续23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得分较去年有所上升，较排名第二的新加坡领先幅度进一步拉大。
传统基金会发表的2017年《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显示，香港今年的总分为89.8分（100分为满分），较去年上升1.2分，与第二位新加坡（88.6）的差距由去年的0.8分拉大至1.2分。第三位新西兰得分83.7，按年上升2.1分。中国大陆排名第111位，较去年上升33位，得分为57.4分。
在12项评估因素当中，香港在其中八项取得90分或以上成绩，并在“财政健康”、“贸易自由”和“金融自由”方面，获传统基金会在全球180个经济体当中评选为首位。同时，传统基金会亦赞扬香港的司法制度优质、社会风气廉洁、监管制度高效，以及市场开放。
首先澄清一下，自由经济体定义“小政府,限制政府开支和规模”并不与美传统基金会挂钩。小政府，积极不干预政策源至十七世纪法国政治家柯尔贝尔说的laissez-faire，自由放任方针。中国对此只能呵呵一笑，是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与此题无关。
至于自由的好处？前提是自由并不一定好。最自由不等于最佳。自由经济(free economy)与regulated economy相对，好坏同样产生自相对比较。对香港而言说几点最重要的：
物价波动大小甚或影响民生
市场经济物价原则上单纯由买卖双方控制，自由经济体基本沿此方向走。从名车豪宅到柴米油盐。1通胀难以抑制，收入难以跟上。2必需品价格同样由市场定夺，大难当前时后果可大可小。
吸引外资
干预政策少，空间大税收低，行政程序简单，审查相对容易。外面企业踊跃投资利于市场增长；不因国家国策不同而有所偏颇，促成国际金融商贸中心成型。但反面是，过分依赖外部投资，导致本地经济越趋弱。08年金融海啸，美国带着香港一度赴汤蹈火这个反效果跟自由经济并不存在必然，只是又一个风险系数。
难往明确方向发展
不能根据国际形势以强硬干预重点发展行业，经济容易趋向单一，某些行业独大局面难以扭转。香港政府多年来希望转型知识性的多元经济，发展设计科研等无果皆因条件不到，市场不大，本来就难以强行生成，而小政府之下就更不用说。
自由
原则性的本义好处。谁都不想被过分约束，放在哪个议题上都一样。自由客观结果不一定比严管好，但主观情绪则不是一个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