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战略性工业化下的产业趋势与市场选择(中)

新型战略性工业化下的产业趋势与市场选择(中)
2017年08月12日 12:20 华创策略王君团队

报告正文

二、新型战略性工业化——探寻走向成熟后期中国的工业化模式

(一)以史为鉴——工业化史经典案例中蕴含的路径逻辑

前文我们主要试图从全球长周期和结构升级的角度,按照工业化的经典理论去认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在走向工业化的成熟阶段必将向更深水区迈进的当下,仍需要结合当前中国所处的全球经济长周期的现实和中国经济自身的独特性合理的推导出工业化的选择路径,我们的目的在于探讨产业趋势和市场表现。

由此便落到展望后期的工业化进程推进过程中的路径选择和方向问题。在探索这一问题之前我们仍然要以历史的演绎为鉴,即使不能“踏入同一条河流”。首先我们以工业化关键转型期的比较经典的挫折或者挫败入手,找出路径选择典型的反面案例。随后,我们以工业化史上经典的转型升级成功案例入手,提炼成功转型的经验。逻辑上在于,已经发生的经典挫败案例中所体现的教训,在未来的发展中,主观意愿上一定会极力避免,而已有的经典成功经验定会尝试借鉴与融合。最后,我们落脚到当下的选择和未来路径的探索。

1、日本模式 ——经济发展的两次重要转型期中的产业路径选择比较

70年代的成功转型。在经历了战前工业化成果在战争中毁灭到战后50-60年代日本经历工业化的高速发展期后,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期日本面临了高速增长期红利的衰竭:1、技术引进助力工业化追赶的终结;2、资源约束和环境约束的显现。1973年后,产业路径选择迎来了重要历史十字路口,面对技术引进限制和世界资源及能源格局的变化,日本开始对于高速增长阶段的重化工业主导模式和技术引进模式进行反思,在战略选择上做出转型期的重大调整——以资源能源消耗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进行转化——以效率的提升替代能源以及资源的要素投放模式。

80年代后期泡沫化与失去的20年中的“离制造化”。 80年代后期在“升值+金融自由化”所产生的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实际上再次进入了工业化转型的一个重要阶段。面对全球的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向纵深发展之际,日本在这一阶段出现了在产业路径选择上对于核心技术的偏离,表现为在美国等西方国家选择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上发力之际,日本选择在第五代计算机项目上试图弯道超车,最终与数字技术的发展方向产生了偏差从而大幅削弱了随后的产业竞争力。

在产业路径选择上发生偏离后,日本逐渐进入了增长低迷期,劳动生产率也由80年代在主流西方发达国家中的领先转为靠后。其表现形式的另一面,是日本企业向海外的转移以及产业资本的持续流出导致了制造业产业空心化。一方面国内制造业前期累计的资本不为本国产业的投资进行融资而留在海外,另一方面也决定了日本难以成为海外资本的选地。

2、美国模式——“离制造业化”和“再工业化”之路的波折

美国的“离制造化”与新自由主义的危机。战后美国作为全球经济长周期的主导国,本质上是践行产业链在全球进行分配与本土的再工业化交替推进以实现战略目的,从而构成本国与核心追赶国(核心制造业国家)的“中心-外围”关系,而在新兴制造国家的迅速崛起与本国产业空心化负面冲击后,又不得不重新进入“产业复兴”阶段。随着互联网泡沫的破灭,美国本土产业进一步金融化和虚拟化,次贷危机的爆发也宣告了美国产业空心化和对持续债务扩张维持的“中心-外围”体系的冲击,从而不得不再次走上“再工业化”之路。

奥巴马政府的再工业化。08年金融危机对于美元信心的冲击再次彰显了对于债务扩张和全球产业链布局的战略体系而言,阶段性的财政重整和产业的复兴显得迫在眉睫,也定义了新一轮中周期的核心任务。以此达到以下战略目标:在本国复苏的基础上带动全球经济的复苏,引领新的技术革命从而提振生产率,构建新的战略新兴产业从而增强对于现有体系的信心。在新的科技主导产业的选择和构建过程中,主要集中于先进制造、生物技术和清洁能源等。

在产业的选择上,以清洁能源产业为例,具有技术进步快、市场前景广阔以及产业关联效应强的特质。在实际效果上,以页岩油革命为例,显著地降低了美国经济的成本,提振了美国经济的效率。美国的信息产业同样获得长足进步,在资本市场的表现上,09年至今为止的美国纳斯达克的牛市正是受益于产业战略革命的成果。但是经济结构导致的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等因素,还是让美国人民对于大量的制造业外流感到不满,由此才有了特朗普孤立主义风险的爆发。可见产业空心化的格局一旦形成,对于其修复会面对较大的不确定性。

特朗普政府的孤立主义主张。特朗普孤立主义的本质在于通过税收政策、贸易政策以及基建投资等手段,重新提振美国的制造业。退出TPP和重新开展区域贸易谈判,希望能够保护本国制造业,调整本国的贸易逆差,从而改变制造业产业链外迁的格局。显然,特朗普政府奉行弱势美元和保护主义政策,旨在进一步收回美国在此前的全球化产业链布局中流失的制造业,并主张税收竞争。

3、拉美模式——“去工业化”下的中等收入陷阱

早熟的进口替代与中等收入陷阱的降临。进入转型期的中国,对于世界工业化史的拉美化现象的探讨逐渐增多,剖析拉美“去工业化”的本质从而避免陷入其“中等收入陷阱”的境况显得尤为重要。拉美的去工业化现象可分为三个阶段:1、进口替代模式下短暂的黄金期,在战后的1950-1980阶段,拉美将“进口替代”发展为工业化模式;2、能源危机和债务危机工业化转折点。70年代的能源冲击与大幅举外债的背景下,随着美元周期的扭转与拉美债务危机的爆发,拉美的增长受到显著冲击;3、结构改革下的“去工业化”。90年代拉美国家进入了以开放自由贸易以及推动私有化为特征的结构性改革阶段,被动放开进口替代阶段的贸易保护和产业保护,大量企业破产。

工业化路径选择的偏差与产业政策能力的丧失。拉美在工业化早期选择进口替代战略有着显著的劣势,而一旦初始的工业化路径选择偏差出现失误,其负面的效应层层传递:1、早期的进口替代战略无法出口创汇为本国的产业提供资金支持,面对外部冲击的抵御能力显著下降;2、经历外部债务危机后,在开放和私有化的过程中不得不全面过早地面对竞争,最终处在初级阶段的工业体系进一步消亡,全面转向初级产品的生产;3、随后在由进口替代战略全面地转向出口导向战略的过程中,国家全面丧失对于产业的保护和规划能力,产业和大型企业也多为国际资本掌控。

最终的产业降级和国家抗风险能力的丧失。与拉美模式形成鲜明对比的。东亚制造业国家在同一时间首先选择外向型的出口导向战略,为本国的投资和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创汇从而积累资金,在成为全球制造业的中心的过程中实现了本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拉美重回比较优势的过程中,也是重回“初级产品导向型”的产业水平降级的过程,整个国家经济跟随大宗商品的价格周期波动而波动,而大宗商品长周期的牛熊转换使得国家的抗风险能力下降,工业部门发展的持续落后以及设备的对外依存度较高,使得拉美模式成为工业化进程失败的经典案例。

4、德日的战略性工业化——李斯特主义下的实业兴国和赶超战略

德国模式——李斯特“实业兴国”思想的起源地。在工业化的理论体系中,与比较优势和分工理论相对应的重要的分支,是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提出的基于生产力理论的幼稚产业保护理论。强调经济学的研究要从国家的本质出发,而国家又不能仅仅以商人的视角去进行“价值交换”,应该重视生产力的累积,而工业力量又是“国家生产力”的核心。

基于对于生产力演进阶段的不同理解,李斯特提出了以贸易为落脚点的国际经济关系演变三阶段论——1)初级阶段与发达国家进行自由贸易从而脱离低级的未开化阶段;2)在生产力进阶的过程中,采取类似关税保护等措施,使得本国工业迅速成长;3)当财富和生产力进一步提高后,恢复自由贸易以竞争机制促进本国生产者的不断进取。

德国的工业强国理念的一以贯之。伟大的崛起必有伟大的思想先行。德国的工业崛起的两个区间分别是1870-1914左右(一战前的崛起)、战后1946-1973年(德国马克之崛起)以及欧元区时代德国工业强势的进一步巩固和拓展。1870年代德国在普法战争后取得了统一,在获得大量战争赔款以及阿尔萨斯-洛林的铁矿后,利用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契机,实现了重化工业的赶超。;

二战后德国更是利用美国对于西德政策的转向迅速完成了工业化政策的赶超,在马克的国际化过程中,德国以“德国制造”为基础向全球输出马克,与以金融渠道向为输出日元而最终酝酿泡沫危机的日本形成鲜明对比;而在欧元推出后,德国的工业竞争力被进一步强化,在统一的欧洲市场中,德国消除了欧盟国家通过贬值调节国际收支的能力,牢牢地掌控了本国的产业地位以及经济的增长动力。

德国工业立国思想的另一个体现角度是杜绝过度的金融化,集中表现为相对于其它主流国家而言其房地产价格的稳定和房地产政策的合理性。

战前日本崛起——李斯特主义的典范。作为制造业的追赶国,日本的战前工业化可谓是李斯特主义的典范。我们需要抽象出其践行这种理念并完成赶超的精髓。明治维新后的20年(19世纪6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后期),日本逐渐实现了近代化并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通过在获得殖民地,以及以战争赔款积累起大量储蓄。从而一方面可以弥补对于进口资本品而产生的贸易逆差,另一方面又建立了提振出口产业竞争力从而加速工业化的外需基础。

在内部战略上,在19世纪末日本政府对于当时具有战略重要性但是缺乏比较优势、尚处于幼稚产业阶段的钢铁和造船等装备制造业出台产业保护政策。且政府和财阀不以短期收益所限,持续地在这些战略新兴产业进行投入,尤其是在世界经济陷入萧条的状态后,保证这些战略新兴产业有持续稳定的需求。

在外部战略上,日本采取了扩张市场的模式。进入20世纪20年代,日本首先在建立起在轻工业相对于中国等其它亚洲国家的比较优势后,开始逐渐加强在纺织机械设备在其有影响力的东北等地的出口。而在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日本开始实现了从轻工业化国家向重化工业发展的转变,其主要手段为在日本控制的东亚经济圈拥有避开欧美的重要市场,形成重工业的自我循环, 以实现自身机械产品自我供给能力的增强和进口率的下降。从而形成了快速的工业化崛起和在产业竞争力上相对于亚洲其它国家的绝对优势。

我们认为,日本战前工业化的跨越式发展,从三个角度践行了李斯特主义的思想精髓。1、差别化对待不同产业;2、产业扶持政策和保护政策,在世界经济的萧条期和本国经济的波动期,向代表当时先进技术方向的相关的产业领域和公司提供需求支持;3、外部空间的拓展。对于需要赶超和发展的高端产业,需要外部市场的需求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二)新型战略性工业化——历史和现实赋予的必然选择

1、警惕“陷阱”与把握“机遇”——历史经验的萃取

站在当前重要的历史时点,我们从工业化史的角度出发,探索历史中存在重要启示的工业化进程和产业演进的经典案例,但最终落脚到当前所处的客观现实。我们认为新型战略性工业化的道路可以理解为对于两个“陷阱”的警惕和对于两个“机遇”的把握。

(1)警惕过度金融化与产业“空心化陷阱”

日本90年代的案例和美国次贷危机的案例表明,即便是对于产业发展水平处于高级阶段的高收入国家而言,在过度金融化后的产业空心化都会对于国家相对竞争力产生深远地影响。而从德国的经验来看,一个健康发展和杜绝泡沫化的房地产市场往往是实业兴国的基石,是助力国家产业竞争力在历史的关键时点持续维持竞争力的基础。因此对于工业化进程中的追赶型经济体而言,在关键的产业转型时点:应防控金融的泡沫化和虚拟化,避免金融业过度发展对于实体的挤出效应,更要避免由于资产价格波动导致的金融不稳定对于转型升级的破坏。

(2)警惕在产业升级中对于经济发展阶段误判的“赶超陷阱”

拉美经济的显著特点是在于对于经济发展阶段的误判而进入了超越自身发展阶段的“赶超陷阱”;对于日本经济在80后期到90年代的追赶而言,对于世界技术水平产生误判从而弯道超车的落空,则是工业化和收入水平高级阶段的一种的“赶超陷阱”。

对于中国而言,作为东亚模式的成功典范之一,以要素分工参与到全球化过程中完成了工业化的起飞,从而实现了资本的快速积累和国力的迅速崛起,是有效地避免拉美“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基础。在当前阶段全球孕育的新一轮技术革命程以及国家间产业竞争的过程中,仍需要对于产业发展阶段进行准确的把握。既要稳步将过剩的产能进行淘汰、重整以及转移,又要稳步拓展和承接高端产能的转移从而稳步拓展全球价值链,当然也需要避免激进式的“赶超陷阱”。

(3)把握在内部需求拓展过程中的“赶超机遇”和“制度试验”机遇

通过工业化经典案例的梳理我们发现,工业化进程中在赶超和缩小差距的过程中有两种境界,第一种是在世界经济主导国在产业链转移的过程中,享受主导国技术扩散的红利,从而完成差距的缩小;第二种境界则是在主导国的技术转移红利消失后利用技术浪潮的时代机遇完成产业的赶超。随着当前中国已经越为第二大经济体和主导国去全球化思潮的蔓延的挑战,完成产业的进阶和国家竞争力的提升,要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中对于产业的塑造中完成与先进水平差距的进一步缩小,把握“赶超机遇”。

另外对于走向成熟阶段和后工业化阶段的深水区,一方面虽然工业化和城镇化已经处于较高水平,但是工业化的阶段决定城镇化和工业化仍然有需求释放的红利。在需求红利进一步释放的过程中,应以财政资金向战略新兴产业予以支持,从而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并通过资本市场的力量辅助。另外,在制度约束下,为了支持创新型人才和产业的聚集,需要从化解既往地产产业链形成的高成本入手,并配合以有吸引力的民生保障,在新型城镇化推进的过程中应当有适应创新驱动的制度试验。

(4)把握内部战略和外部战略的结合过程中提升产业竞争力的机遇

在提振国家竞争力和升级产业竞争力的过程中,日本和德国的案例都展示出了外部战略和内部战略协调推进的必要性。

追赶国在工业化高速发展时期和向工业化成熟期转型的中前期形成了逐渐成熟和完整的产业竞争力,同时在转型期有不断升级既有产业的诉求。在向外拓展的过程中,需要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相结合,形成区域层面的“中心-外围”体系以带动相关国家产业体系完善,最终将本国设备和产业进行输出。在新技术变迁中,在追赶国内部产业本身存在升级诉求的背景下,可以在内外部两个市场同时发展最新的产业,广阔的市场空间可以便于产业竞争力进一步的提振与巩固。同时,在拓展过程中可以寻求与其它具有产业互补特征的国家共同在相关区域进行深入合作。

但是日本的产业空心化教训表明,在对外资本输出的过程中需要提防国内产业的空心化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日本工业化在相对更高级阶段形成产业空心化,国家具有较高的抗风险能力,而基于对中国当前所处的工业化发展阶段客观认识,国内产业的进一步高级化仍然需要发达国家的进一步投资和技术渗透。因此就目前结合对于本国工业化阶段的准确定位,仍然需要加大开放而形成良好的外商投资环境,尤其是在当前服务业供给不足的状况下,进一步将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进行开放。

2、新型战略性工业化的践行正当时

这对于两个“陷阱”的“警惕”与两个“机遇”的“把握”正是我们将经典工业化加以总结并结合当下中国所处的长周期经济增长阶段而提炼的新型战略性工业化的内涵。如果路径选择上有必然性和确定性,那么在当前资本市场普遍需要寻找确定性之际,这种确定性也会在未来的市场逻辑中表现出来。未来是不确定的,未来能选择的路径却是相对确定的。

外部和内部环境的挑战在于:中期来看主导国去全球化和保守主义的思潮导致的战略不确定性仍然会增加中国的外部不确定性;中国此前累积的金融风险以及房地产过度金融化所造成的资产价格泡沫仍然存在;增长中枢仍然处于下移状态,要素的红利仍需进一步释放。不过中期的矛盾和隐忧的同时,短期内对于这些矛盾的化解在有条不稳地推进,同时中短期世界经济的趋势又创造了有利的时间窗口。

首先,从外部风险来看,在经历过2016年以来的共振复苏后,全球主要经济体在当前仍处于分化与平滑筑顶的通道,从历史上来看,实体需求和价格水平在这一时期大多能够得以维系。同时,特朗普税改政策的受阻使其在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抛出了无奈的橄榄枝。外部贸易环境的稳定和美元的弱势格局将继续对中国汇率和风险资产构成利好,同时也为中国推进降低成本提供了空间,对于中国进行内部的改革和结构调整争取了时间;

其次,从内部风险来看,中国通过供给侧改革引领和推动的价格反弹和短周期复苏,在引导金融系统重归相对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短期利润修复对于短期偿付风险的降低,使得人民币在2016年基本实现了汇率的有序贬值并走出了此前资产价格和汇率市场金融风险交叉传染的阴影,而短周期的复苏和供给侧改革的施行则支撑了周期行业的业绩修复以及信用风险的回落,从而推动了债市风险由信用端向利率端的转移,进而完成了金融市场的去杠杆。加入MSCI又使得引入外部资金,使资本市场的波动率进一步下降,金融稳定进一步上升;

最后,从结构调整来看,内外部风险的缓解为国内结构调整和改革稳步推进打造了基础,一方面产能去化周期的推进塑造了工业生产和企业盈利的韧性,另一方面新老经济格局进一步优化,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兴产业的影响力和导向力量显著提升的同时,煤炭、钢铁、水泥等落后产能行业的集中化显现。新产业景气度的提振和旧产业的整合与优化,表明结构调整持续推进。

在已经取得既有成绩的基础上,我们看到新型战略性工业化战略在3季度这一重要时间节点窗口的践行:1)金融稳定的建设和债务重组方面有序推进;2)继续坚定推进供给侧改革并推进房地产市场发展的长效机制;3)创新驱动的国家战略已经进一步明确。站在当下时点,我们认为有必要结合我们所定义的新型战略性工业化的内涵去挖掘未来的产业趋势和资本市场中孕育的机会。

注:内容节选自策略专题报告《新型战略性工业化下的产业趋势与市场选择》,详细内容请阅读报告原文

【上期回顾】8月10日 《新型战略性工业化下的产业趋势与市场选择》(上篇):经济增长理论与长波框架下的转型期全景

【下期预告】《新型战略性工业化下的产业趋势与市场选择》(下篇):新型战略性工业化的内涵自然串联起产业趋势的逻辑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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