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九条提出“强化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监管”，要求对多年未分红或分红比例偏低的公司，限制大股东减持、实施风险警示；加大对分红优质公司的激励力度，多措并举推动提高股息率。这个政策导向是好的，有利于增强上市公司的责任意识、回报意识。同时，也要把分红约束、分红激励放到整个资本市场治理系统中考虑，防止把“分红歌”唱得过高，脱离治理实际，甚至本末倒置。
上市公司如何分红，这个权利属于股东大会。同时，根据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的实际，还应当充分尊重中小股东的意见。如果上市公司处于产业成熟和运营稳定阶段，有了利润之后，应该尽量均衡的分配给股东。所谓均衡分配，是指公司要兼顾再投资、预留风险准备、加大研发等等。在企业急需大笔投入再创新再发展时，就不能分红。境外发达市场的经验也是如此，一些创新类的企业，包括脸书、微软、苹果，早期并不分红，后来一旦分红，往往很丰厚。每个公司的产业周期、运营周期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所以，如何分红应由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决定。
还要看到，我国股市的投融资循环一直没有形成很好的闭环。因为IPO定价普遍偏高，超募情况很多，导致上市公司在上市初期分红与持股成本不对应，上市一段时间后也存在持股成本与分红不对应的情况。像万科、平安银行、贵州茅台这些分红比例较高的上市公司，如果把它们的股价、持股成本跟分红的这点钱相比，也不算均衡。所以，鼓励分红是对的，但也不宜采取行政指令的办法。
不单分红政策，上市公司将闲置资金用于理财，也存在内部管理缺失。建议在分红和闲置资金理财问题上，采取类别股东表决制度。上市公司对外投资理财、分红，请散户、个人投资者按类别投票，加强中小投资者约束，防止大股东搞各种掏空。中小投资者类别表决制度，在股权分置改革时期用过，可以借鉴。
我认为，工作重点还是要加强一级市场监管，完善IPO定价机制，猪是猪的价格，大象是大象的价格，长颈鹿是长颈鹿的价格。一定要让定价机制真正实现市场化，实现真实价格。国际上讲市盈率自由，但没有像我们有些股票那样离奇的市盈率。
（这是董少鹏4月19日参加新浪微博《牛市要来了？——“新国九条”后市大猜想》时的发言实录，文字有订正。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