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披露，从2020年初到 2024年1 月，中国家庭大约往银行账户里净存58.24 万亿元，且82%是定期存款。这四年新增存款总额相当于 2009 年到 2019 年的总和。消息一经传播，立即引发全网热议。
可能不少人对中国居民4年存款58万亿，感到不太理解，到底是中国人热衷存款，患上了“存款依赖症”，还是中国人的钱太多，消费都得到了满足，不再有新的消费欲求，钱多到了只有存入银行？当然，也有人觉得不足为怪，他们认为中国人有勤俭节约过紧日子的习惯，历来都是全球最爱存款的国家，几十年来居民储蓄率始终是全球最高的国家。
有调查机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总储蓄率2021年12月达到了45.9%，比2020年12月45.3%有所提高，从1952年1月至2021年1月，平均值为36.9%，就是说中国居民储蓄率长期保持在36%至45%之间，无论比发达经济体国家还是发展中经济体国家居民储蓄率水平都高，比如同期经济发达国家的加拿大居民储蓄率为20%、英国为16.7%，美国为17.8%，法国为14.2%、德国为29.6%、意大利为20.7%、日本为28.8%、韩国为34%、希腊为8.1%，发展中国家的巴西只有17.4%，印度仅30.2%。
而如果只要稍微对当前中国经济现实有所了解的话，就不会对中国人热衷存款这种现象滋生一丝一毫的不理解、不清楚之情了。
因为，从宏观角度和更深层社会因素看，居民储蓄存款问题不是单纯的金融问题，而是一个综合社会经济问题或经济指标，存款承载居民的生活寄托和对未来生活的梦想。俗话说得好：“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行的”；套用这句话的反向解读：“存款之于家庭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存款的家庭绝对是危险的。”眼下，存款对于民众生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由于整个世界经济进入低迷周期，实体企业萎缩，社会就业率下降、民众收入减少；社会经济低迷，创业艰难；还有高昂的教育、医疗、住房和养老等“四座大山”的压力，尤其是经济前景的不明朗和不确定性，更加剧了民众存款保险的倚重心理。
所以，热衷存款不是中国人偏执，也不是中国人不想用钱去消费和进行投资，而是为避免未来生活不陷入困境而不得已为之的；可以说58万亿存款总额有绝大部分数额是被迫存入银行的，且占绝比例的储户是中低收入阶层，没有谁愿意天性就节衣缩食而将钱存入银行当“守财奴”。比如2020年1月至2024年1月中国居民储蓄高增长基本对应的是全球三年疫情，在三年疫情中不少居民及时消费、超前消费的观念被当头棒喝，许多人在三年疫情中因失业导致收入下降而陷入了生活困境，这给了很多中国民众深深的经验教训，不存款应急是件很危险的事情。
那么，中国居民4年存了58万亿元存款究竟是什么原因，或者说它折射出的是哪些深层社会经济金融问题？从当前中国经济社会看，58万亿存款至少应让我们看出四方面问题：
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就业、收入与民众生活之间的矛盾与纠结，这个纠结若不解决，存款高增长的趋势一直不会改变。一般经济规律的表现是，高储蓄率与高就业、高收入是呈正相关关系的，这也是符合经济运行规律的基本逻辑。然而，眼下中国经济实际却让储蓄率与居民收入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扭曲，颠覆了通常的经济思维逻辑：目前呈现的是低就业率与低收入增长率并不影响居民的高储蓄率，使两者呈现了反向增长关系，这种关系目前看来是非常不正常的，也是不健康的；这种反向关系的依存度或关联度越高，越反映出社会各经济关系之间的扭曲以及内在循环的不通畅。尤其是居民将绝大部分收入资金用于储蓄而不是消费和投资，则消费拉动经济的动能疲软，整个民间投资疲弱，则经济内生动能不足，愈发拖累整个社会经济的增长，结果使整个社会经济受到高储蓄率制约而无法发展。
它在很程度上反映了金融运行与居民生活运行之间矛盾将不断加大，到最后可能因为这种矛盾而使金融运行陷入恶性循环状态。通常的经济规则是银行存款利率、经济形势与居民存款之间是良性互动的关系，存款利率越高、经济形势越好，居民储蓄积极性越高，民众更加热衷存款，银行储蓄存款也增长越快，银行筹资能力也越强，支持实体企业的信贷供给能力也越高。
而目前居民储蓄率高企的局面似乎完全打破了经经济运行常规，存款利率越低，居民储蓄积极性不见下降，反而储蓄存款增长越快。而且，更为反常的是，近几年央行放开存款利率管制，逐渐实行存款利率市场化之后，存款利率也是越来越低。2022年底至2023年银行居民储蓄存款利率经过四轮反复下调，定期存款利率跌入2时代，但始终未能阻挡居民储蓄存款大幅增长的步伐。
怎么解释这种现象呢？这么说吧，存款利率越低居民越存款，越给银行降低存款利率的底气，结果使居民的社会财富不断缩小，也会不断加大社会普通民众对银行经营以及社会的不满情绪；而民众财富越缩水，也越引发民众对社会的焦虑和担忧情绪，也会带来越来越多的社会不安定问题。当然，老百姓日子不好过的同时，银行的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存款利率即便降到最低，甚至是负利率，存款依然在不断增长，政府试图通过降低存款利率将居民储蓄存款引向消费和投资的愿意将会落空，而银行找到能够放贷的可靠信贷项目也越来越难，整个社会将弥漫着一股不敢消费、不能消费的气氛，整个社会经济只能陷入一种萎靡不振状态。
它在很在程度上反映了当下消费能力与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衡矛盾，也就是说社会收入差距拉大、社会财富贫富悬殊，让绝大部分民众成为低收入家庭，这样越会激发民众的存款欲望，也对消费拉动经济起到越来越大的制肘。一个国家居民高储蓄率反映一个国家国民对经济增长预期的信心，居民储蓄率与经济增长信心是成反比的，经济增长预期越高，居民储蓄率越低，反之亦然。当下我国居民高储蓄率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个社会经济问题。
当然，导致这个居民高储蓄率有客观经济运行低迷以及世界经济疲软等因素影响，但有很大的原因来自制度安排的不科学或缺陷，比如当前我国分配机制存在问题，尤其是税收制度不健全，对高资本利得的社会财产阶层、还有演艺圈内明星大碗等存在较大的税收流失漏洞，加上政府官员财产公示机制缺失，使得很大部分社会财富通过不正当途径流入了私人家庭腰包，拉大了社会财富分配差距，使陷入中低收入阶层的民众数量越来越庞大。贫富差距是中国当今社会的一大难题，从国家统计局2023年公布的最新数据来看，目前我国基尼系数已经到了0.47，基尼系数一旦超过0.4，就意味着贫富差距的危险较大；而0.47还只是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真实数据或许比这更为严重。
社会贫富差距的直接结局，使占人口总数越来越多的民众消费能力变得越来越弱，让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生活担忧情绪，不敢消费和不能消费，节衣缩食将成新常态，只能将钱存入银行以备家庭不时之需，消费拉动消费也越来越难。
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保障体系的缺陷，社会保险体系若不及时改进和完善，居民高储蓄率会一直延续下去。居民储蓄存款率与社会保障机制存在很大的内在关系，健全而发达的社会保障机制让人民生活有安全感，没有后顾之忧，则民众的钱敢用于消费，不会热衷将钱存入银行，反之亦然。
我国当前居民高储蓄率以及存款超常大幅增长，其实也是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的反映，因为不少民众存入的钱大都是用来保命的养老金、用来救命的医疗钱、用来安居的购房钱、用来培育孩子的读书钱；比如尽管目前我国社会养老保障机制不断健全，但我国仍然有几亿农民朋友进入老年之后，缺乏足够的养老金，老年生活没有保障的现象比比皆是，国家给予的一、两百元基本养老金补贴，只能是杯水车薪，不得不在年轻时拼命存钱以防老之用。据国家人社部披露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66亿人，还有近4亿人在基本养老保险之外，这4亿没有基本养老保险的民众估计都得靠储蓄养老。加上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未富先老”这一基本社会现实，更让很多人对未来养老生活担忧，总想通过储蓄来为自己未来养老加固一道安全保障。
因此，扭转我国居民高储蓄率这一趋势，必须完善社会保障政策和保险体系，降低居民后顾之忧。加快推动社保全国统筹，切实解决民众的养老、就医、教育等问题，降低民众消费、投资的后顾之忧，降低预防性储蓄。同时，积极推进个人养老金体制建设，将预防性储蓄转换为“养老投资”，缓解居民的养老焦虑，推动居民储蓄资金入市，改善投资结构，提振市场信心。同时，大力实施稳定市场主体的政策措施，加大稳增长力度，提振经济信心，进一步释放社会消费和投资潜力，将居民高储蓄率降下去。
（ 作者莫开伟系中国知名财经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