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好东西】
人与山川相映发，这还不够，还要格律化。相映发是自由化，格律化则是为诗的江山立法。
此二者合力，而有了科举制，造就一种制度化的诗。唐朝以诗赋取士，遂使有唐一代，成为诗的江山。今有《全唐诗》，录诗49400余首，作者2870余人，有这么多的诗和诗人，这样的民族，一定很青春很自信。一代王朝事业，以政治录用最为功利，能在最为功利的事业上，以超功利的诗为标准，使政治录用审美化，这样的王朝，一定也很伟大。
格律化的唐诗江山
唐诗江山，从宫体诗走来，在宫体诗里完成了格律化。
格律化的诗属于个体，而科举制则要求普世，但它们是同构的，我们可以说是格律化的诗人造就了科举制，反之，也可以说是科举制打造了格律化的诗人，总之，先要成为格律化的诗人，才能在科举制里安身立命。
唐人之天赋，是不但能写诗，还要能建制的。对于个体性的诗人而言，以格律来写诗，就是建制于自身，训练制度化个体——修身。
以“修齐治平”为喻，诗意乃“正心诚意”，格律为“修身齐家”，而科举制以诗赋取士，则是“治国平天下”，唐诗江山就是这样来开发的。因此，科举制要求诗人，不求天才横溢，但必须是制度化的个体，李白所以被科举制扬弃，就因为作为制度化的个体，他还是个问题。
他的个性是格律栓不住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样自由化的个性，表现为诗，最宜于口语化，而非格律化。
格律化，由谢灵运山水诗开端，在宫体诗里打磨而成。
谢灵运死，谢眺继起。谢眺一死，诗便由山水向宫廷转移，其诗“余霞散成绮”，化成了宫体艳诗，从江山转向美女，“澄江静如练”，则走向唐诗。宫体诗里，有“好色一代男”崛起，他们取代了清谈之士。
山水诗美人玄远，而宫体诗美女香艳。玄远者，其存在迹近于无，实为美的理念，而香艳者，就在眼前，在床笫间，将美的细节一一展现。好色男不再“人与山川相映发”，而是“止乎衽席之间”，“思极闺闱之内”，所以，他们对眼前的女子看得仔细，从头看到脚，从里看到外。
世说新语之人，以发现美为己任，美具有了目的性。
中国文化，自《诗经》以来，就有一种难以言喻的美，谢玄所谓“杨柳依依”，似有不尽之美耐人寻味，但它却要服从更高的目标——周礼。
礼制要求诗人服兵役，不仅要像“赳赳武夫，王之爪牙”那样，成为“一月三捷”的青铜战士，更要成为诗礼文明的标志——美的战士。
而世说新语时代，美不是作为标志而存在，而是作为标准，也就是说，美不再是诗礼文明的属性，而是诗礼文明要被审美的目光重新确认。这样的确认，从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时，就已经开始。
“任自然”，自有其标准，是以自我为标准，基于美的自发性。当诗礼文明失了活泼的自发性而僵化为名教时，它就要回到自然，被美审问。
清谈发飚了美，美在《世说新语》飞，从玄学美到诗性美，从田园美到山水美，从个性美到格律美，从兵法美到书法美，从人格美到人体美……
美的历程，从人格美开始，《世说新语》就以“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开篇，而终以《玉台新咏》。
《世说新语》“说”的都是男子，而《玉台新咏》“咏”的多为女性。世说新语时代，诗人会在高不可攀的山顶上，如痴如醉地等待美人，而《玉台新咏》里，诗人气质已衰，他们能于床笫间把玩美女，谁还愿在险峰等待美人？
萧纲的《咏内人昼眠》关注到了女人体及其饰物：
北窗聊就枕，南檐日未斜。
攀钩落绮障，插捩举琵琶。
梦笑开娇靥，眠鬓压落花。
簟纹生玉腕，香汗浸红纱。
夫婿恒相伴，莫误是倡家。
就诗而言，这诗不算差，能把夫妻生活这样写出来，很不容易。诗人萧纲，梁太子，诗风轻艳，时号“宫体”，他的诗从山峰撤退，退到了床上。明明是在帝王家，却要人“莫误是倡家”，反差这样大，只有清谈惯了的南朝人才说得出来吧？
南朝人的嘴巴自由化，没有不敢说的话。此话出于诗人口本无所谓，出于帝王口就不吉利了，不思收复国土，却在美女身上下功夫，居然神魂颠倒，到了不知娼家和帝王家的程度。中国诗学传统“诗言志”，这位简文帝大概对此不以为然，他说，持身须严谨，而文章要放荡，他不惜以妻为娼，谁还能放荡到如此份上？
至此，谢灵运山水诗里那份对美人的苦恋早已荡然无存了。在山水诗那份苦恋里，还有对永恒女性的渴求，歌德那句诗“永恒之女性，引导我们上升”，其意味早已盘桓在他心头，留在了诗里，只是还没有说出口。
留下一口气，用来表达爱情，还是维持生命？只有西方文化才会这样问，在中国文化里，他没有让永恒之女性引导他上升，而是动了反心。
结果，他难逃一死。他死了，还有谁会去等待那位形而上学的美人？“中间小谢又清发”，这位“小谢”，便是梁武帝“三日不读其诗，便觉口臭”的谢眺，小谢接着谢灵运写山水诗，他的诗圆美流转，无论声律还是意境，都打磨得很圆，不像大谢的诗，触之有凹凸感，品味之，还有几份苦涩。
其诗句式圆美，全篇反而难于圆满，以《入朝曲》为例：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
逶迤带绿水，迢递起朱楼。
飞甍夹驰道，垂杨荫御沟。
凝笳翼高盖，叠鼓送华舟。
纳献云台表，功名良可收。
前面四句，不仅圆美流转，而且气象壮丽，因起笔太高，后面几句，便难以为继，大谢之诗，当其高处不胜寒时，就以玄远之言提撕，而小谢处于齐梁时，玄学渐远，清谈之风由谈玄而咏物，从江山转向美人。
宋齐梁陈，皆寒门出身，靠打拼起家，却各有风雅。
晋宋之际，“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有大谢登山；齐梁之时，小谢望水，多有佳句，“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朔风吹飞雨，萧条江上来”，小谢以后，诗风入床笫，写女人物事。
闻一多指出，从梁简文帝当太子到唐太宗死，这一段时期，正是谢脁已死而陈子昂未生之时，这一时期的诗，都可以称之为“宫体诗”。
唐诗运动新方向
以此言之，唐太宗李世民也应该算作宫体诗人了，但李世民并非“止乎衽席之间”的诗人，《全唐诗》里，第一篇就是他的诗，他写帝京：“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这两句，比起“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确实要“稍逊风骚”。后面接下来的就更糙，不引了。
诗虽然糙，但却有“嫂溺援之以手”的功劳，当宫体诗还在沿着“帝家”与“娼家”误读那条路堕落下去的时候，他一出手，便将宫体诗拽住了。他告诉读者，什么是“帝宅”，什么叫“皇居”，在“帝宅”和“皇居”里，床笫之间的那点女人物事，几可忽略不计。宫体诗进入初唐，经他这么一提倡，便有了所谓帝王气象，此为唐诗运动新方向。他也有好诗：
禁苑春晖丽，花蹊绮树粧。
缀条深浅色，点露参差光。
向日分千笑，迎风共一香。
如何仙岭侧，独秀隐遥芳？
这首五律《咏桃》，王夫之《唐诗评选》评道：“绝代高唱，结语深炼，妙于浃合。”这样的评价，当然很高。就诗而言，这首诗虽然好，但还是不及“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那两句，誉为“绝代高唱”，有点过了。
可这首诗已有了小谢的味道，不光格律成熟，近于“圆美流转”一路，若以全诗布局均衡，张弛有度，及其雍容之美而言，则胜于小谢。
以格律诗咏物，梁陈时已很盛，但他们所咏的对象多为女人物事，无儿女情长，却令英雄沮丧，唐初就有人反感，魏征谈到陈后主时，说：“古人有言，亡国之主，多有才艺，考之梁、陈、隋，信非虚论，然则不崇教义之本，偏尚淫丽之文，徒长浇伪之风，无救乱亡之祸矣。”
魏征当头一棒，喝向君王。宫体诗本是君王诗，君臣上下不言志，不以先贤互勉，不以圣王自励，惟以艳情为娱，以咏女人物事为能事。
李世民亦咏物，他咏桃花，非咏“人面桃花相映红”之女人物事，而是咏“向日分千笑，迎风共一香”的无限风光，这风光，便有帝王气象，“日”和“一”，都指向君王，所有桃花都沐浴他的阳光，都在他的照耀下开放。
有了这样的抱负，他才会问“如何仙岭侧，独秀隐遥芳”？圣王已出世，天下归于一统，这世上就不应有“独秀”之人，所有芬芳他都欣赏。
有芬芳，就尽情开放，何必隐藏？不要像陶渊明那样归隐，不要像谢灵运那样往深山里去相约美人，只要向阳光奉献芬芳，就能茁壮成长。在新制度里，所有花儿“向日分千笑，迎风共一香”，分享君王阳光。在他的阳光普照下，还有谁能“独秀隐遥芳”？他是帝王，是阳光。
阳光，是一把弓，天下英雄皆入其彀中，被它的光射中，试问，谁能躲开阳光之矢呢？王夫之用了帝王学的眼光来读这首诗，读出了其中三昧，而称“绝代高唱”。由桃花而见阳光，由阳光而见帝王，这样咏物，上了格物致知的路，一路走下去，正心诚意，修身齐家，就这样，走向治国平天下。
帝王写诗，要写到这份上，才叫思想性强。南朝君臣写诗，那叫玩物丧志，就因为他们在诗里，有感觉而无思想。没有思想，只好放荡。
没有思想的诗，是好诗还是坏诗？这样的问题是没有定论的，一首诗的好坏，并不全然取决于思想，尤其是政治思想，感觉往往更加重要。可李世民的诗，好处就在帝王思想，例如《春日望海》：
披襟眺沧海，凭轼玩春芳。
积流横地纪，疏派引天潢。
仙气凝三岭，和风扇八荒。
拂潮云布色，穿浪日舒光。
照岸花分彩，迷云雁断行。
怀卑运深广，持满守灵长。
有形非易测，无源讵可量。
洪涛经变野，翠岛屡成桑。
之罘思汉帝，碣石想秦皇。
霓裳非本意，端拱且图王。
这首诗是言志的，没有写皇居和帝宅，而是写了格律化的山海，以山海烘托帝王气象，言其志曰：“之罘思汉帝，碣石想秦皇。”他没有提曹操，可能是因为曹操在帝王学里的规格还不够，他评价曹操说：“临危制变，料敌设奇，一将之智有余，万乘之才不足。”历史上，也就他有资格这样说了，因为他的武略，连毛泽东也是佩服的。当毛在冯梦龙《智囊》里读到李世民“每观敌阵，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诸语时，随即批注：“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所谓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之兵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
后来，毛也在此望海，也写了一首诗，但它在诗里没有提起秦皇汉武，也没提起这位唐太宗，他只提了“魏武挥鞭”，还有“碣石遗篇”，是在诗人的立场上来提的，颇有英雄相惜的味道。曹操以英雄本色写诗，所以人称“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而李世民则以帝王本色言志，从来不做悲凉语，端着帝王架子写诗——“端拱且图王”，将曹操搁一旁，把秦皇汉武做了榜样。
不同历史时期，三位盖世英雄都来此赋诗，曹公古直，直写天人之际，毛诗雄郁，于古今之变别有会意，而唐太宗之诗，如帝王起驾，巡视天下，其眼中山水华丽金碧，欲以帝宅皇苑格局而起居之，以此作天下江山格律。
从宫体诗到帝王诗
李世民以帝王气象，扭转宫体诗，使小家子和小女子诗大而化之，不仅化到帝宅皇居里去，而且化到天下江山里去，把宫体诗化成了帝王诗。因此，帝王诗不单单是指帝王做的诗，还要是抒发帝王气象、表达帝王思想的诗。
本来宫体诗的结，是在南朝小朝廷里系下的，隋炀帝不解此结，而欲于其中化蝶，故将目光，从锦绣床笫移向荒野，以诗人的本色“野望”：
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
斜阳欲落处，一望黯销魂。
他一望，就望见了乌鸦，乌鸦是黑色的，带着天命来了。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玄鸟是什么？有人说是燕子，有人说是乌鸦，在这里就权当是乌鸦吧。还有人说，乌和鸦是两种鸟，乌小，纯黑，小嘴，以能反哺其母，被称为慈乌，白居易诗云：慈乌复慈乌，鸟中之曾参。鸦相反，大嘴，腹下白，性贪婪，不能反哺，还要反噬，杨广和李世民，皆反噬。
从慈乌到寒鸦，从反哺到反噬，帝王家子孙，就这样安身。
隋炀帝这首诗，将帝王寒鸦心态，真是写得入魂。“寒鸦飞数点”，在天上飞，也在他心头飞，“流水绕孤村”，那“孤村”——寒鸦之栖，在他心里惟有自知。“斜阳欲落处，一望黯销魂”，天上的太阳就要落了，他心中的太阳正在升起，但他心里，却只是“黯销魂”。
“黯销魂”，说明他仍有不忍之心，灵魂里还有亡国之音，这一点，他不如李世民坚忍，所以，尽管他很伟大，但他还是成了亡国之君。
作为诗人，“黯销魂”能写出好诗，可在帝王学里却要被扣分。而帝王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一扣分就等于零，有的还会变成负数，掉到正负零以下去。而杨广，就是这样的人，他的历史地位被扣分，就怪他的“黯销魂”，他的伟大分居然被扣得干干净净！从杨广身上扣下的分，都加给了另一个人——李世民。诗言志，你看他的诗，哪有半点“黯销魂”？
只要是敌人，不管什么人，父亲也好，兄弟也罢，他都不问，该出手时就出手，决不“黯销魂”。他写诗如用兵，很稳，从来不打无把握之仗，写起诗来也四平八稳，不忘自己帝王身份，他在诗里端拱，以“帝范”示人。
而隋炀帝写诗，总把自己当作诗人，忘了帝王身份，所以，他不仅没能扭转宫体诗，反而被宫体诗扭转了，被人当作宫体诗诗人，以至于有人认为，《野望》那样的诗，不可能是他的作品，原因嘛，就因为他是宫体诗诗人。
纯以诗人眼光看，以“帝范”写诗，自然“稍逊风骚”，然而，以帝王学来看，李世民诗中那副端拱模样，还真有圣化的帝王气象。
他的气象，不是那种“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的霸气，不带“刺破青天锷未残”的杀气，他收敛了英雄本色——“端拱且图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