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里人不知道的北京大集

城里人不知道的北京大集
2024年05月10日 23:14 经济观察报

经济观察网 记者 田国宝 5月6日,农历三月二十八日,是北京市顺义区北务大集开市的日子。不到上午七点,做家纺品生意的小曹从河北大厂赶到集市,搭棚子、支摊位,把家纺品从面包车里拿出来,再整齐地码在摊位上。

北务大集沿着北务路东侧、市京路、道口村路及北务农产品产地批发市场铺开。上午七点以后,随着摆摊的商户和消费者多了起来,集市也热闹起来了。小曹很快卖出四对枕套,一共二十五元。

在北京五环外,这种固定时间、固定地点开市的大集还有很多。每个大集的开市日期和频次不一,北务和马坊等大集一个月开市六次,沙河、台湖等大集每月开市超过十次。

集市是一种古老的周期市场,北方称为“集”,南方称为“场”或“街”。“集”根据规模大小又分为大集和小集。北京有些大集已有数百年历史,如马坊大集从清朝康熙年间流传下来;有些大集因各种原因消失,如高丽营大集;也有闭市后重启的,如通州周营大集。

昌平沙河大集是北京传统大集之一,负责人闫立杰告诉经济观察报,沙河大集是北京最火爆的传统大集之一,不仅能吸引周边年轻人前来打卡,也吸引了大量城区居民驾车来逛。

北京某大集的一位市场管理人士告诉经济观察报,大集在满足偏远地区百姓物资需求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随着互联网电商的兴起,部分郊区传统大集面临严峻挑战,“如果不转型,或者转型不成功,有一大部分会逐步消失”。

跑集

小曹主要经营床单、被罩、枕巾、枕套等家纺用品,价格不高。其中枕套有八种不同的颜色和款式,有的十元/对,有的十五元/对。小曹说,这个价格比商店的便宜一半。

在大集上卖商品,薄利多销是通行的策略。北务大集的消费者主要为附近村民、工厂和工地的工人,对价格较为敏感。小曹的第一单卖出去了四个枕套,总计三十元,小曹给对方优惠了五元,顾客是工厂采购人员,枕套用在员工宿舍里。

小曹算了一笔账,摊位费每两个月交一次,折合每次出摊摊位费为三十元至四十元;从大厂到顺义来回路程七十多公里,油费加上饭费需要七十元到八十元。综合算下来,每次出摊的成本是一百多元。

北务大集农历逢三、逢八开市,一个月有六个大集,其余的时间,小曹在其他大集摆摊。他说,自己的面包车挂的是外地车牌,进入六环和通州的次数被限制,只能选择顺义和平谷的大集。每个大集卖到三四百元才能保本。

5月6日一早,做水果生意的阿强也来到北务大集。把车停好后,阿强把一箱箱水果从车上搬下来,倒入摊位上的篓子里。摊位面积四五平方米,一天的租金在七十元到八十元。

阿强的汽车后备厢放了不少新鲜的果树叶子,水果摆放好了,他再把树叶随机盖在水果上面。阿强说,做水果生意“卖相”很重要,虽然不是水果自带的叶子,也能吸引顾客,“做生意就是这样,方方面面都得想办法。”

5月8日上午,阿强的水果摊位又出现在昌平的沙河大集。沙河大集每周三、五、日开市,因周边有大量城市居民区、企业和高校,加上短视频博主频繁光顾,这里成为北京最火爆的大集之一。

阿强说,北务大集到11点就没有多少顾客了,每样水果准备两箱足矣;沙河大集顾客多,营业时间更长,每样水果至少需要准备五箱。“北务一个集下来能卖七八百元,沙河能卖两三千元”,所以,沙河大集是阿强的主战场。

5月7日7点半,做豆腐生意的老屈已经在平谷的马坊大集摆好了摊位。老屈是河北三河人,在京津冀地区,三河的豆制品很有名。老屈平时在昌平小汤山和马坊的大集摆摊,选择马坊是因为距离三河近,路费低。

5月7日上午十点半左右,在通州张家湾枣林大集卖菜的老张准备收摊儿了。“市场里面已经没几个人了,到外面的路边再卖一会儿就撤了”。

老张在枣林大集的摊位费一天二十元,但他还是觉得贵。他说,一天下来,最多赚一百元左右,抛去摊位费就只剩下七八十元了。枣林大集也有三元、五元的摊位费,但他住得远、来得晚,每次都抢不到。2011年,老张离开河南老家到北京,开始活跃在通州的各个大集上。

小曹、阿强、老屈、老张常年游走于北京各个大集,被称为“跑集”。每个大集,除了少数本地蔬菜和水果种植户外,大多数均为跑集商户。他们虽然不是游商,但每天奔波于各个大集,成为商贸领域的一个特殊群体。

有人欢喜有人愁

沙河大集位于沙河镇南一村的休闲广场,这里平时是村民和周边居民的休闲场地。大集周边有不少居民小区,距离沙河高教园区也不远。每逢大集,不少附近居民和高校学生会来摆摊、赶集,也有市内居民专门开车来赶集。

闫立杰告诉经济观察报,沙河大集有二十多年的开市历史,每个大集有千余商户参与,商户营业流水总额预计在三百万元到四百万元,每个商户平均日营业额在两千元到三千元。

沙河大集还为商户和赶集居民设立了八百多个车位的停车场。闫立杰称,周日的大集,停车场的车流量大约在一千辆次,少部分来自商户,大部分来自从城区前来赶集的人。

一位熟悉当地情况的政府人员介绍,沙河大集的日均流动人员数量超过一万人次,周末最高峰可达两万人次,低谷期也有几千人次。

阿强说,水果生意损耗较大,除了自然风干外,想要吸引顾客购买,要让顾客免费品尝;再刨去摊位费、路费等,沙河大集一天能带来的净收入在七百元左右,北务大集一天能赚三百多元。

阿雅在沙河大集做草莓生意,她家在北京有二十多个草莓园子,每天产量一千四百斤左右,她摆摊一天能卖出七百斤左右。剩余的草莓,批发出售一部分,家里人在其他大集再摆摊出售一部分。

阿雅说,2023年草莓价格一斤十五元,大部分通过批发渠道销售,多数时候不需要零售;今年草莓行情不好,价格降到九元,批发渠道的销量较差,只能出来摆摊,“亏本也得卖,否则都得烂在地里”。

沙河大集一位卖羊汤的商户告诉经济观察报,他的摊位费一个季度一万两千元,羊肉汤二十五元/碗,羊杂汤十三元/碗,一个大集能卖出七百碗到一千碗,每天流水一万元出头,减去各项成本,净利润超过两千元。

但多数大集并没有沙河大集如此得天独厚的条件,北务、马坊、枣林、沿河等远郊区大集的消费者多为周边村民、工厂和工地的工人,消费能力相对较差。大部分商户处于“回本容易赚钱难”的状态。

在马坊大集卖樱桃的小刘感叹买卖不好做。他的樱桃按照个头大小分为二十八元/斤、三十八元/斤和四十八元/斤三个价位,每天最多能卖七八百元,但也有时只能卖四五百元,连摊位费也赚不回来,“去年轻轻松松能卖一千多元”。

小刘说,他上午到北京几个主要大集摆摊,午后到居民小区门口摆摊。同样的樱桃,小区门口每斤能多卖二十元,“今年小区门口也不好卖了。原来小区门口卖不掉的,第二天来大集卖,小区能卖完就不来大集了;现在每天都得来大集,大集也卖不完”。

小曹说,2020年以前,他的家纺产品一个大集能卖一千元左右,2023年也能卖四五百元,“今年春节后,一直都是三四百元,没有上过五百元”。他想过转行,但积压的库存太多,也没有发现其他赚钱的机会。

老屈常年奔走在北京的各个大集,他观察到一个变化。往年,来赶集的人,大部分都是大包小包、满载而归;今年,大部分只买两三种商品,“你看那些离开的人,没有一个拉杆箱是满的,很多人还是空手走的”。

出路

集市在居民日常生活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一些上了年纪的人,每当谈起过去的大集,都会津津有味地回味一番。作为一座历史底蕴深厚的城市,北京部分大集也有较长的历史,如平谷的靠山大集就有六百多年的历史。

沙河大集由南一村经济合作社负责运营,商户多,消费品类丰富,消费群体规模较为庞大,目前保持较好的运营状态。虽然年轻消费群体占比相对较大,但主要消费群体依然以老年人为主。

闫立杰说,沙河大集一方面为周边居民提供了品类丰富的消费场所,能够满足多数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另一方面也为商户提供了一个赚钱养家的平台,同时也为本村居民提供了就业岗位和收入。

沙河大集市场每年的租金收入有数百万元,大部分用于集市的日常运营和维护升级,剩余部分作为村集体收入。闫立杰介绍,大集管理人员有一百多名,全部来自南一村,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村民的收入。

“每个大集的性质不一样,有的大集是私人老板承包,可能以盈利为目的。”闫立杰说,沙河大集由“公家”运营,不以盈利为目的,市场管理方每年都会对相关设施进行升级改造,也会对管理服务水平进行提升。

马坊大集也有超过三百年历史。马坊大集位于马坊农贸市场大院内,只有开市时才营业。院内划分为日杂、小百货、大百货、蔬菜、水果、糕点等数个区域。

在马坊大集摆摊的多数为跑集商户,还有一部分是出售农产品和土特产的本地商户。5月7日当天,院内仍有大量空置的摊位,前来赶集的人多数为老人,鲜有年轻人光顾。

前述北京大集市场管理人士认为,郊区大集的没落是必然的。传统大集设施较为落后,很难吸引到年轻人,多数以老年人为主。而老年人的消费能力普遍较弱,已经很难支撑起一个大集的正常运转。

老屈说,靠近城区的大集,能吸引大量城市居民前来,生意相对好做一些;郊区的大集生意普遍不如往年,“好像人们一下子不愿意消费了,原来人们赶集,无论多少钱,需要就买了,现在都先问价格,觉得太贵就不买了”。

无论是靠近城区和居民聚集区运营较好的大集,还是在偏远郊区苦苦支撑的大集,都存在一些天然缺陷。

首先,由于在露天场所经营,缺乏科学合理的摊位规划,大集环境普遍脏乱差,一定程度限制了消费力。比如夏天上午十点半以后,气温升高,大集客流就会明显减少;而冬天恰恰相反,接近中午时,客流才开始多起来。

其次,由于经营场地属于临时性场所,大集很难吸引到有经济实力、有运营经验的企业参与。上述大集市场管理人士说,需要将大集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否则随时都有可能被关闭”。

再次,大集的商户多数为个体户,虽然多数大集并未强制要求商户办理工商、食品卫生等相关执照,但并非没有任何风险。“一旦出现公共安全事故,这些存在的短板就会突显出来”。

这些天然的缺陷如何解决?2024年春节前后,北京在工体和农展馆举办的几场大型的年货大集,是上述市场管理人士看来的一个可参考方向。

但“高大上”的大集是否还能满足普通老百姓的低价需求,也是该人士担心的问题。他说,近几年已经有三个大集先后永久性关闭,传统大集想要传承下去,需要政策多方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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