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崇高理想和铁的纪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党的纪律的极端重要性，使党自成立以来便一贯重视纪律建设。延安时期是党的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我们党政治建设的重要历史阶段。在延安，我们党通过各种形式开展纪律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树立起严格遵守纪律的自觉意识，形成了“严守纪律、令行禁止”的优良传统，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新时代继承发扬延安时期优良传统，加强纪律教育，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纪律建设强调“思想与行动的统一”
延安时期，我们党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强调“思想与行动的一致”，“思想与行动的统一”。在纪律教育中，我们党既注重发挥理论的指导作用，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唯物辩证法来分析和解决问题，同时也注重用具体事例来说明道理，用榜样的力量来鼓舞人，用典型事例来感染人，从而达到以理服人的目的。
文运昌是毛泽东外婆家的大表兄，感情甚笃。1937年11月，当文运昌得知毛泽东在延安做了“大官”请求介绍工作时，毛泽东回复：“吾兄想来工作甚好，惟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至总司令下至伙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有一次，陈云在进延安城北门时被岗哨挡住，在认真系上了风纪扣后，哨兵才让陈云进去。党的领导人在纪律面前全无特权，一视同仁，表现出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道德示范和引领作用。
在纪律教育中，我们党还坚持教育与管理相结合，使广大党员干部树立起严守纪律的自觉意识，形成了“严守纪律、令行禁止”的优良传统，保证了党领导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9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专门制定加强纪律的文件，第一次完整提出“四个服从”的组织纪律。之后，党中央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把反对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加强党的纪律建设作为整风的主要内容之一。
解放战争时期，1948年，毛泽东同志发出“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号召，同时下大气力抓党内军内纪律建设。建立报告制度，是毛泽东抓纪律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从1月至10月，为建立健全党内报告制度，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一系列党内文件和指示，以中共中央名义下发全党全军，包括《关于建立报告制度》、《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补充指示》、《关于宣传工作中请示与报告制度的规定》、《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应向中央报告的事项》、《中共中央、军委关于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的指示》，等等。
毛泽东不仅亲自起草制定制度，而且花了很大气力亲自推动督促制度的落实。对于报告制度执行好的，提出表扬。1948年3月8日，邓小平致电毛泽东，报告进入大别山后发生的“左”的错误问题，提出纠正错误的有关政策和策略。毛泽东对此非常满意，称赞“非常之好”，并亲自起草转发批语，立即转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
纪律建设重视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
延安时期，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把调查研究当成加强纪律教育的重要方法。毛泽东同志强调，调查研究是“做好工作的基本方法”，强调“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我们党在开展纪律教育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强调只有通过调查研究，才能掌握实际情况，了解群众的思想状况和要求，掌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1941年5月，延安整风运动准备阶段，党中央立即从确立制度着手，将成熟的调查研究理论和实践在全党推开。7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调查研究局的通知》，指出中央已设立调查研究局。8月1日，党中央发布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提出“两种鼓励”“两种批评”和“两种反对”，即“鼓励那些了解客观情况较多较好的同志，批评那些尚空谈不实际的同志；鼓励那些既了解情况又注意政策的同志，批评那些既不了解情况又不注意政策的同志”。
为了推进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8月26日，毛泽东同志看了高克林写的关于运盐的调研报告《鲁忠才长征记》后，特地加了按语并推荐给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9月16日，《解放日报》刊登了胡乔木的《为什么要向主观主义宣布坚决无情的战争》一文，认为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乃是全民族的思想革命的动员令，乃是中国的唯物主义向唯心主义宣告决战的纪念碑”。我们党为了推进调查研究的深入做了大量工作。
到1942年延安整风正式开始前，调查研究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已在各解放区得到有效推广，成为我党加强纪律教育的主要方法。
纪律建设坚持从实际出发，注重实效
延安时期，我们党坚持从实际出发，建立学习制度，注重纪律教育的实效，使广大党员干部真正接受教育，增强遵守纪律的自觉性。我们党强调“必须有健全的组织、严明的纪律、严格的训练，才能完成革命任务”，强调“必须建立一个巩固的党的组织，必须有健全的组织、严明的纪律、严格的训练”，强调“必须有坚强的党，才能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强调“我们党是一个坚强的党，要靠组织的力量、纪律的力量，要靠党内的同志的密切合作”。这些论述体现了我们党的纪律教育始终坚持的唯实、唯学、唯效准则。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为贯彻党中央提出的全党学习的号召，毛泽东同志建议制定一套完善、正规的学习制度，以增强学习的效果，从而保证全党的学习有章可循。1939年6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讲了九点意见，对全党的学习活动提出了具体要求。1940年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布了《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指示规定了党员和干部学习的主要课程，同时还详尽地制定了一系列的学习制度，如平均每天两小时的学习时间、学习小组制度、学习指导制度和严格的汇报检查制度等。
在毛泽东的积极推动下，从1939年夏到1942年初不到三年的时间，以中共中央名义下发的关于学习教育的文件就达到13个。《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对学习教育工作中的一系列基本制度做了详细的规定，为全党的学习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制度基础。《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规定以每年的5月5日作为“干部学习节”。《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做什么，学什么”的口号，将在职干部教育的内容分为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论教育四个范围，推动了党员和干部教育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为全党学习提供了更加合理、更加规范的标准，增进和提高了全党的学习效果。同时，陕甘宁边区还实行了在职干部定期测验制度，并将干部的考试作为一种硬性的制度固定下来，有效地督促了党的干部更加努力、更加自觉地学习。
学习制度的建立的建立和执行是党的纪律教育成效卓著的生动体现。为进一步强化学习实效，1938年11月，党中央决定设立干部教育部，专门负责领导全党的学习。1939年2月17日，中央决定成立干部教育局，进一步加强对全党学习的领导工作。同年5月，干部教育局在陕北公学召开近千名干部参加的干部教育动员大会，开始在延安掀起了大规模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干部学习热潮。1940年6月，干部教育部与中央宣传部合并改称为中央干部教育部，负责制定干部教育的总计划，制定学习制度，进行检查和总结，同时，各机关还相继成立了干部教育委员会，负责在职干部教育的计划领导。
整个延安从党的高级干部到普通干部都掀起的轰轰烈烈学习热潮，对于深入推动全党学习和整风运动的开展，从严治党，用铁的纪律保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作者：于媛媛）
